对很多人来说，考公的目标从高考前就已经确定，上大学后，每拿下一场考试、获得一张证书，离那个目标就近一点，安全感就更多一分。但在如今一年比一年激烈的竞争中，上岸成了一个概率游戏，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了拿到铁饭碗，很多考生开始全国巡考，辗转在各个城市参加省考、选调生考试、事业编，这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一个被视为掠夺稀缺资源的神秘组织——山东巡考团。
哪里上岸，哪就是家
“你能不能提前来北京陪我？”对闺蜜说完这句话，赵梦在电话里哭了。
一年前，研三的赵梦以笔试第三的成绩进入了国考面试。单位要求面试前必须隔离满14天。加上专业能力测试，她提前20天就从老家坐火车赶到北京。深夜，赵梦听见酒店暖气管里哗啦啦的水声。半梦半醒的时候，她还以为自己正在山东老家的海边。也是在这个时刻，她理解了考公成功为什么叫“上岸”。这意味着在此之前，每个人都将身处湍急的水流中。
上岸，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赵梦毕业的2021年，国考有超过157万人报名，而最终录取人数只有2.57万人。换句话说，每个上岸的人平均要甩开57个竞争者。此后两年，国考报名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2022年到了203万人，2023年攀升至260万人。
今年33岁的青岛人林清澜是第一回参加国考，最终行测72.8，申论60分，总分132.8。但她报考的岗位最低面试线是139.3分，“这意味着最终上岸的笔试成绩，起码在145分左右”。而在一年前，面试分数线只有125.1分。
竞争激烈程度不断提升，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巡考”的行列。除了国考之外，全国各地公务员省考、选调生、人才引进同样是抢手的机会，只要考试时间不冲突，又符合岗位报考资格，巡考人在不同的城市辗转，把能考的都考一遍，提升命中的概率。
这些全国巡考的毕业生被叫做“考碗族”，但“碗”和“碗”之间也有鄙视链。比如在最热衷公考的山东考生眼中，能考上国考和山东省考，就是金饭碗，考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其他省、直辖市的公务员算是银饭碗，考到事业编起码是铁饭碗。
23岁的林宁全职巡考了一年，才捧上了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但2天之后，他就把手机屏保换成了“开卷有益”，开始在职备考明年的公务员考试，“事业编还是没有公务员香”。
每一个“饭碗”都标着不同的价格。报名费、交通、住宿、饮食，每一项都得花钱。对想要参加巡考的人来说，攒钱是第一步。
赵梦的家底是靠自己“卷”出来的。研究生三年，她连拿了两回一等奖学金，攒了大几千元。但即便这样，她还是特意选了考点附近的无窗房，因为公考临近，价格涨到260元一天。这意味着来北京这一趟，光住宿费就得花掉5000多元。
同样参加巡考的还有王玮凡。从大二开始，她就为考公攒钱。同学在喝30多块的喜茶，王玮凡实在嘴馋了就泡茶包兑牛奶。她相信从生活费里省下的“六便士”，能让她看到更美的“月亮”。
真的开始巡考，王玮凡依然省吃俭用。3个月前，江苏省考前一天，冷风里排队2个小时核酸检测之后，王玮凡终于到了旅馆。床单被罩都是灰色，马桶像是很久没洗，有一圈淡黄色的印子。她没想到，自己考前做的第一个准备是刷马桶。但她很快说服自己，“一个晚上40元，就别要啥自行车了”。
这是她第一次离家“巡考”，第二站的广东省考和接下来的深圳市考的时间相隔太久，为了省钱，她在附近的顺德订了酒店。父母念叨着“穷家富路”给她口袋里塞钱，王玮凡想起父母接近60岁的年纪还在老家曲阜的工厂打工，就没法伸手。她并不是个例。王玮凡的大学舍友为了省钱，干脆选择住在镇江，赶第二天的早班火车去南京参加省考。
每当各个省考时间落地，巡考大军们就马不停蹄地规划路线、定车票、挑酒店，只要多考两次，整套流程就能形成肌肉记忆。而在有限的预算下，去哪里考试就成了最重要的选择。
赵梦和王玮凡的判断思路完全一致——考的地方，要么离家近、要么经济好。除了国考、山东省考一定要参加之外，隔壁江苏省考、天津市考、广东省考都得试试。她们并不像外界流传的那样，把巡考当成模拟题来练手，而是全力以赴朝每个可能的彼岸奔跑。留在老家固然不错，但能到沿海城市定居也算是“阶层跃迁”了。作出这些决定的女孩都有重头开始的气魄，“哪里上岸，哪就是家”。
而真走上巡考的路，比起物质匮乏，孤独感更让人难以忽略。
赵梦住的酒店隔音差，晚上除了暖气管的声音，还能听见隔壁房间的人打呼噜，想着前途茫茫，她开始失眠。睡不好就算了，吃得差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期间，她不敢点外卖，酒店附近的馄饨摊连着吃到第十天，赵梦突然觉得自己“被扔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她不敢跟父母倾诉，只好打给原本几天后要到北京考公的朋友。
她以为自己并不委屈。但电话接通的瞬间，她哭了。
只能考第一
赵梦没想到，自己最终在天津上岸。
她填报的岗位，只录取4个女生，她笔试正好第4，涉险过关。为了这个结果，她付出了100%的努力。从夏天开始，她每天7：50准时到图书馆门口，确保占到有电源的位置，晚上9:30关门后，她回宿舍要再做一套真题才睡，每天学习时间接近12个小时。
在粉笔网上，她刷题数量接近2万道。但她觉得自己远不算最努力的，甚至“连第一梯队都排不上”。为了互相监督，她和30个准备考公的朋友在番茄App里建了线上自习室，软件记录了每个人断网学习的时间，然后由高到低排名。在这个排名里，赵梦从没排进过前20，“我每一天都是倒数”。
赵梦有时候也觉得恍惚，都说公务员低竞争、稳定，但先决条件竟然是要通过竞争烈度残酷的公考。几乎每一个人都反复强调，公务员是选拔考试，而不是合格性测验。分数在这场选拔中的价值不是绝对的，有的人考130分就能上岸，有的人145分还是落榜。“说白了，分数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岗位）第一名。”命运的钥匙似乎握在竞争对手的手里，没有人敢停下来。
所有人的情绪都被刷题的分数牵动。赵梦自认是考试型选手，越到大考越是兴奋。但在考试前还是跟父母大吵了一架，准确地说，是她把父母数落了一顿。起因是什么她已经全忘了，只记得自己一触即发的精神状态。“太害怕面对失败了。”她反复说了两次。
这种竞争甚至会改变友情。赵梦的朋友在和她报名了同一个岗位之后，渐渐不怎么和她聊天了。聊备考进度、练习面试的时候也都躲着她。有一次，赵梦看到她在图书馆楼梯上大哭，想过去安慰几句，结果对方看到她掉头就走了。后来，共同的朋友告诉赵梦，对方几次刷题的成绩都不如她，心里难受。
能在几十个竞争者里考第一，这个概率总归还是太小了，考生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
在济南即将毕业的李婧凝国考面试落榜之后，获得调剂到外地监狱的机会。听到狱警这个岗位，她放心了很多。一来，她原本就是警校毕业，不发怵见穿警服的面试官；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这个工作地点会劝退一批潜在的竞争者。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的“幼稚”。最终，进入调剂阶段的30个人，每个人都出现在了面试现场。
在外省人眼中，山东巡考团就像一个掠夺稀缺资源的神秘组织，以超强的考公战斗力，抢走了很多外省的职位，把地狱模式的竞争内卷扩散到了东部沿海其他省市。在面试登记表写下身份证号省份代码“37”之后，赵梦立刻听到后面的考生倒吸了一口冷气。她明白对方在害怕什么。
事实上，巡考团很早就有了。林清澜10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几乎每个大学同学都愿意试试巡考。但在2013年，很少有人会把公务员当成唯一的彼岸，那时4G刚刚兴起，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突破5亿，互联网浪潮正带着大把的机会席卷而来，用林清澜的话说，“选什么都是正确答案”。
现在不一样了，铁饭碗的稳定和安全感，没有工作能替代。
“回家当孝女”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相比起阶层跃迁，稳定才是更好的努力方向。对他们来说，考公就是最优解。
学新媒体传播的王玮凡说，自己整个专业的人都在巡考。在此之前，她在济南一家MCN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工作就是运营主播、剪辑短视频，工作时间和互联网大厂一样996，但月薪只有4500元。每天领导都要复盘数据，一旦播放量没有超过20万，王玮凡就得面对一连串的质问。
她也看到过领导从副总裁办公室出来后惨白的脸，她知道“职业压力是层层传导的”。而她唯一排遣压力的方式只有吃。短短4个月时间，她胖了将近30斤，这直接让她患上了多囊卵巢综合症。
直到做出播放量超过200万的新冠科普视频，她才终于下定决心离职。当时领导表扬了她，但因为视频不涉及商业转化，最终奖金只有50元。王玮凡听完，实在忍受不了，撂一下一句，“我要辞职回家当孝女”，就离开了公司。
她也出去闯过，但最终她还是更想回家，成为一个稳定、体面的公务员。
宁可自己在北京隔离20天的赵梦，很早就把公务员当成是理想的工作。从大二开始，考研、入党、成为学生干部，每一步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最难的还是拿到一等奖学金，学院里每个人成绩都很好，功夫就得下在校内活动、学科竞赛上。只要有空，英语朗诵、辩论队活动，赵梦都愿意参加。200人的学院，最终只有4个人拿到了奖学金，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觉得自己像是为了过冬储备橡果的花栗鼠，每拿下一场考试、获得一张证书，离那个目标就近一点，安全感就更多一分。
每次回老家，赵梦还能从街坊邻居嘴里听到父母对她的赞美，说她从不让大人操心。这些话，父母从来没有当着她的面说过。
李婧凝看到狱警也有那么多人竞争后才回忆起，高考的时候她也想过考山东省的警察学院，这本来是一个二本院校，但因为毕业通过相关考试后就有机会留在体制内，所以在省内的分数线和211一致。李婧凝当年考了520分，接近一本线的成绩，“报警察学院的专科都录不上”。
原来在山东，有那么多人从高考前就已经开启了自己的考公之路，到最后，不管你是上了清华北大，还是本省二本，不管你在北上广闯荡过，还是一毕业就留在老家，兜兜转转最后大概率殊途同归，就是考公。
在山东，公务员确实是最好的选择。除了旱涝保收之外，也因为其他的职业选择实在太少。和人口与经济体量相比，山东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很低，能提供的市场化工作岗位数量和薪资都很少。
2019年，山东省每万人口拥有私营企业77.4户，低于全国92.1户的平均水平，分别比广东、江苏少66.3户、105.3户；每万人口拥有个体工商户320.8户，低于全国326户的平均水平，分别比广东、江苏少54.1户、157.1户。而民营企业15强也集中在石化、钢铁、纺织等制造业领域，大多都是国企。但凡想有个体面点的工作，进体制，几乎是必然。
但也有一些人是被动卷入了这个评价体系。
23岁的林宁参加巡考完全是为了完成家人的期待。他从来不是那种讨父母喜欢的男孩。平时不爱说话，大学只考上普通二本，没有考研，工作也不在山东。为了考公的事，林宁一度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在他辞职、又和伴侣分手之后，为了缓和家庭关系，他开始“报复式”的复习公考。2021年底～2022年底，一年时间，他参加了10场公务员考试，甚至把微信签名改成了“只要考不死，就往死里考”。
女性也不能逃脱这个标准。林清澜从北京的互联网大厂离职以后，只要回到老家，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用同样的一句话敲打她——“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北漂，什么时候才能找一个正经工作。”对于山东老家的亲人来说，除了医生、老师、公务员之外，剩下的工作都算打零工。
这时林清澜第一次意识到，33岁，很多可能性已经消逝。35岁是大多数地区公考报名年龄的上限。2年之后，父母眼中稳定、体面的正经工作就将永远把她排除在外。最终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亲戚的质问：“你念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工作了怎么（自我放弃）成这样？”
她心里不服，考就考，“我肯定考一个岗位第一给你们看看”。
永远有下一张考卷
赵梦还记得公布最终分数那天，自己比考研还要紧张。她把手遮住屏幕，想从笔试的分数一点一点往下看，没想到直接看到了排名。笔试压线，最终靠面试成绩逆袭成了岗位第二，尽管还有体检和政审环节，但丝毫不妨碍全家人都沉浸在上岸的喜悦里。
“我闺女真争气！”赵梦妈妈连着说了两次。
直到这个时候，赵梦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停靠的彼岸和码头，是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从此之后，她要开始全新的生活。
在迎接新生活之前，她早就打听了工作单位的情况。公务员的生活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清闲。相反，因为基层工作繁杂，她有时候一个人得干三个人的活。最让她头疼的事情是“下社区”。一开始听到这个名词，赵梦以为是做反诈、普法宣传，到了才发现是在太阳底下捡垃圾。
加班、风吹日晒，赵梦都没有怨言。可对家的想念不仅没有逐渐消散，反而越来越浓。她开始动起辞职的念头。一开始，父母还晓之以理，试图劝她既然有机会拿到直辖市的户口，能为下一代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就不能轻易放弃。一个月之后，只要赵梦在电话里一提“家”这个字，父母就立刻挂断电话。
她还没有做好离开家、成为大人的准备。不论是高考、考研、巡考公务员，对赵梦来说，都只是一次次考试。她相信“拿高分是学生的天职”，但没有意识到每一张考卷都决定了她未来的人生走向。上岸之后，面对一张更大的考卷，她已经无力去钻研了。
备考的半年里，赵梦常常在日记本里写同一段话：
备考就像是在黑夜里洗件衣服，没有光，你也不知道自己洗干净了没有，只能一遍一遍地洗；走上考场的那一刻，灯光亮了，你会发现只要你认真去洗过，衣服就会光亮如新，你都会想起曾经黑夜里的那段岁月。
赵梦宁可回去，至少这条路她是再熟悉不过的，遇到问题，再考一次。
但林清澜不愿意再想起那些“黑夜”。以6.5分之差和面试线擦肩而过，她承认自己低估了考公的难度。在考试前，她判断135分就有机会进入面试，“行测75，申论60还能努努力”，但今年145的分数确实吓了她一跳。“突破我考试能力的天花板了”。
林清澜的家人还远没有放弃。有的亲戚让她试着报考分数低一些的郊区岗位，“找机会再往市里调”；有的让她同时把事业编也考起来；最让她震惊的是爸爸的提议——35岁之前不要找工作了，家里养你到上岸、不能考公为止。
距离这个分界线还有2年，没有焦虑是不可能的，但林清澜还是决定结束考公之旅。比起在黑夜里洗一盆衣服，她还是更想回到那片未知的水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