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野千鹤子和我们都不知道，几个月后她和中国女性的一场对话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依然谈起了「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让我幸福」的话题。
即便是隔着国境，上野似乎也很懂这种困惑，「相比起我的时代，现在女性的选择变多了，但也被要求满足所有的社会规范，工作要成功、要结婚、要生小孩、要满足社会对成功的定型印象，这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从前只有儿子才有守墓的责任，现在女儿也变成了被期待的对象，父母会说：『努力就能行，你为什么不努力呢？』什么都想要，女人也想赢，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是女权主义。这种成功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目标，完全搞错了。女权主义就是要你从社会规范中挣脱出来，变自由。女权主义者只是想从被强加的规范中解脱而已。」
文｜刘璐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上野千鹤子和中国
和很多人经历的一样，上野千鹤子也准时出现在了我的电脑屏幕上。熟悉的红色头发和黑色上衣，以及上野千鹤子式的轻快声音。
这是2022年的年末。镜头之外看不到的地方，上野告诉我，她经历了一场骨折，自己成功加入了高龄者的「压迫性骨折跌倒组」，此刻她的腰间正围着一个腰部保护器具。74岁，上野马上就要步入日本社会的后期高龄者的阶段，她将享受全新的介护保险制度（日本一项以社会保险的方式支持高龄者介护的公共保险制度），感受这个阶段自我和社会的变化。
接受完《人物》的访问之后，她又要马不停蹄地加入下一场学术讨论。那是一场关于女性士兵的讨论，参与者从20多岁的女大学生到作为学术前辈的上野千鹤子，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她们讨论的是一道有些复杂的议题，对上野来说也有些为难，女性和战争应该是什么关系，女性如果能像男性一样去战场打仗，是不是就能实现「平等」？
具体的生命经验和锐利的观念讨论交织在她的生活当中，并且一贯如此。
第一次接触到上野千鹤子时，我正坐在北京五环外的一辆出租车上。我26岁，读到她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迎头而来的一句是「你们应该都是抱着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来到这里的。可是，等待你们的是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报的社会」。那是2019年，俄乌战争还没有发生，离新冠在全球爆发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我周围的环境在激烈地、直线式地向前发展。虽然努力没有回报的故事每天都在我的眼前上演，把这个残酷现实用如此直白的话语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在车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上野的演讲也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东大的学生对上野说：「在那样发表祝辞的场合阐述自己的思想，我是有点反感的。」但这场演讲的影响力我想还是掀起了深刻又长久的波纹，至少当在挤早高峰的某个瞬间，在内心受到挫折的某个瞬间，心里会回响起那句，「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支撑着活下去」。
她在日本念出的句子，在今天精准回应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焦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她引入了「无偿劳动」的概念，揭穿关于家事劳动的一些女性神话；在《厌女》中，她选择用「厌女」这个冒犯的词，形容女性从古至今呼吸过的空气；2022年，上野千鹤子与铃木凉美的书信对话集《始于极限》被翻译成中文，书中两人袒露心扉，谈及自我与男性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将那些仍纠葛不清甚至有些羞耻的自我展现给对方与读者。
上野的书在中国成为了畅销书，就像30多年前在日本一样。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后，中国女性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但这自由也伴随着代价。女性被看见，被赞美，但也被要求，被定义。两套脚本并存在女性的生活之中，女人可以去向何处的疑问弥散在日常中。
也是基于此，近两年上野接受了很多中国媒体的采访，她也在这些采访中感受着今天中国社会的空气。她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拜金主义，成功渴望，旁若无人的上升希望，不加掩饰的欲望，如影随形，呼啸而来，日本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天真轻浮的幸福感漂浮在空中，每个人都在跳迪斯科，「男女都很开心，我也是跳着迪斯科来东京的」，上野对我说。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人们的现实里都充满了向上走的「理想」，后来人们才知道向上走的理想会结束，远方不再存在。
1985年，日本颁布《男女机会均等法》，也在同一年通过了《劳动者派遣事业法》，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家庭开始工作，女性有了收入，不用依靠别人就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洋洋洒洒走进消费社会。
她成长在一个高速向上发展的日本社会，人生就乘在发展的浪上。在《男女机会均等法》出台的3年前，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性感女孩大研究》，这一年她34岁。书的封面是一个穿着连体紧身衣的女孩在做倒立。这本书以一种通俗的口吻解析戈夫曼的「符号论」——消费世界里充满欲望的广告、女人半张的嘴唇、诱惑的眼神、曲线的身体、社会要求女性表演出来的女性气质，以及男性想要表演的男性气质。男女身上的「社会性外衣」被上野千鹤子用笔剥掉。
她上电视节目，写专栏，烫不同的发型，穿时髦的衣服，也写黄段子，被男性杂志和男性知识分子频繁邀请写评论。那时候，女权主义与商业主义一起在日本被推广开来，书上只要打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就约等于「畅销」。后现代思想成为潮流，学术像时尚一样被消费。
泡沫经济破灭后，她说自己是泡沫经济的共犯。「那是什么意思？」我问，「那时候的消费文化，我顺势乘上去了。我把它作为研究对象，还觉得那很有趣，和它同床共枕。在时代中活着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1988年，上野千鹤子第一次到中国。当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正在争取脱掉裙子，脱掉高跟鞋，摆脱女性气质的规训。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上海街头的女性脱掉了千篇一律的灰蓝衣衫，想要穿上高跟鞋和迷你裙。日本的家庭主妇正想走出家庭，而中国正在兴起「妇女回家」。「历史真是一个讽刺的东西」，上野千鹤子当时想：「想穿高跟鞋的女性会认同我们吗？」
历史蜿蜒发展。后来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几十年，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男女机会均等法》颁布时，女性被分割成了赞成与反对的对立两端，十几年后上野千鹤子等人一起回顾这部法律为日本带来了什么，才发现法律出台的1985年，可以被称为「日本女性贫困元年」。上野还目睹了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在阵痛中融合变动，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东西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
而到了2020年，年龄相差了近40岁的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开始对话，两位女性面临的不同时代和境遇，似乎共同存在于过去几十年里加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人们是如此渴望从她身上得到答案。
作为弱者有什么不好？
我第一次见到上野千鹤子本人是在2022年深秋。在听完东京大学演讲的不久之后，我来到东京学习。东京近郊的日野市，有一场她的讲座，主题是「可以一个人在家死吗？」。
日野市在昭和年代被开发为东京的卫星城市，被称为「睡城」。在日本的经济高速成长期，上班族们白天到东京上班，晚上回到日野睡觉。这样的生活方式持续多年，促成了一个华丽又不断更新的东京。而当上班族成为高龄者之后，要如何在「睡城」继续度过，是日野市的新课题。
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升高，「孤独死」成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一个注脚。这是日本正在面对的，可能也是中国将要面对的。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和90年代在日本发生的女性主义浪潮之后，2000年之后，上野的研究重点从女性主义转移到了老年研究。「在家一个人死」是近十几年上野千鹤子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上野关心的话题领域广泛，性、文学、家庭、国家，她也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早关注「老去」这一议题。上野将「老去」捕捉为「变为弱者」，她问「作为弱者有什么不好？」在她的前辈、社会学者樋口惠子看来，弱者是上野反对近代式进步主义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通向女性，通向老去的人，通向不断变化的权力天平中的下位者。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前例的高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我们都会变老，成为弱者几乎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命运。
此时正值新冠病毒在日本的第八波感染，前来听讲座的1000多名观众里目测90%以上都是70岁以上的高龄者。上野千鹤子慢悠悠走上讲台，她比想象中个子更小，骨折还没完全康复，「早上好，我是独自一人的上野千鹤子」。独自一人，日语写作「一人様」，语意里将「一个人」视为尊贵的存在。
上野千鹤子以社会学者的身份，把自己做的「在家一人死」的田野调查展现给台下的高龄者们看。有的观众问起独自一人死需要多少存款，还有的观众表达了对当下社会制度的一些担忧，问题大多集中在高龄者接下来的命运中。
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上野千鹤子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像你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对你来说理想的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我问上野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她说她通常回答「没有」，「这个问题暗藏着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一种近代主义式的进步主义。这个问题无法对近代的成长神话形成质疑。」
近代化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设立了一个相似的「理想」目的地，例如理想的家庭关系，理想的男女关系，安定的工作，向上的生活等等，然而现实里却不存在「理想」这一事实，上野说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想」，「我并不可能知道理想的社会是什么」。
上野没有那么相信「进步」，虽然「近代」历史里充满了「进步」和「解放」这样的字眼，但对女性来说并非完全如此。被拉进家庭做家庭主妇的女性，被抛出家庭做不稳定劳动力的女性，「思秋的妻子」，崩溃的母亲，都是上野书里的反近代的存在，人不总是追求合理性的。
很多人想从上野千鹤子这里得到一些答案或指南，关于女性的存在方式，关于女性该如何活下去。女权主义也经常面临多方面的审视，「你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吗？」「你是正确的女权主义吗？」
当时，上野千鹤子和我们都不知道，几个月后她和中国女性的一场对话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依然谈起了「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让我幸福」的话题。
即便是隔着国境，上野似乎也很懂这种困惑，「相比起我的时代，现在女性的选择变多了，但也被要求满足所有的社会规范，工作要成功、要结婚、要生小孩、要满足社会对成功的定型印象，这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从前只有儿子才有守墓的责任，现在女儿也变成了被期待的对象，父母会说：『努力就能行，你为什么不努力呢？』什么都想要，女人也想赢，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是女权主义。这种成功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目标，完全搞错了。女权主义就是要你从社会规范中挣脱出来，变自由。女权主义者只是想从被强加的规范中解脱而已。」
我脑子里响起当她在东京大学演讲的那句：「女权主义绝不是让女性像男性一样行动，也不是让弱者变身为强者的思想。女权主义追求的是一种身为弱者也能受到应有尊重的思想。」
「你要是男孩子的话」
2020年，铃木凉美写信告诉上野千鹤子，自己与母亲有着复杂纠缠的爱恨，而这种爱恨伴随着母亲的去世，成了她人生的一个未完成课题。而上野告诉铃木凉美，自己通过做主妇研究进入女权主义，最早的动机，其实是想为母亲报仇。
「我自身虽然不是主妇，但我眼前的母亲是一位主妇，我作为她的中产阶级的女儿，如果没有逃脱这一命运的话，我多半也会是一位主妇。正因为有母亲，我最终才能不选择像她一样的命运。所以母亲的人生对我来说是一个一直压在我身上的巨大的谜题，为了解开这个谜，我花掉30多岁的这10年也没关系。」在《挑战上野千鹤子》里，她这样写道。
1948年，上野千鹤子出生于日本北陆地区的富山县。父亲是医生，上野千鹤子是在战后日本诞生的中产阶级小孩。她是一个敏感的孩子，看见鱼在水里游泳之后就不再吃鱼了，看见肉店挂着新鲜的带骨头的肉就不敢吃肉了。炸猪排只吃外面那层面衣，母亲为了让她多吃点肉，把咖喱里的肉做成肉馅，她也把肉馅全都挑走，只吃鸡蛋和海苔。
富山县有深刻的佛教信仰传统，而上野千鹤子的父亲恰好是大正元年出生的男性。这一时期民主化在欧洲开花，也促进了民主在日本生根。面临着浪漫的现代化的冲击，上野的父亲有些叛逆地选择了信基督教。上野千鹤子的童年，一边和爸爸一起跑基督教的教会，也一边和祖母一起跑佛教寺庙。
父亲是个自视清高的人，烟酒不进，年轻的时候是个理想主义青年，想成为研究医生而不是临床医生。父亲说他年轻时都是抱着卢梭的《爱弥儿》睡觉，上野千鹤子后来去读了这本书，书的最后写着「以上说的这些只适用于男性，女性的角色是支持男性」，惹得上野千鹤子大笑，「父亲在行为上是一个完全的父权制男性，只是想装得很现代罢了。」父亲对女性有自己固执的想象。父母结婚前，父亲甚至让母亲把名字从久子改成静子，因为「静」更符合他心中的女性形象。
在富山县拥有一个大院子的家中，生活着出生于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上野一家人，有佛教徒，基督教徒，而上野千鹤子在青春期退出了教会，决心「不再祈祷」。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追求进步但深陷父权制的父亲，有一个长年辛劳后获得了父权制报酬的权威祖母，有一个与祖母关系不好、在父权制结构中不敢作声的母亲。因为感受着强大的父权制的重压，母亲没有太多精力去干涉上野。
上野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被宠爱着长大，但这种宠爱中有一种对女孩子的区别对待。即便父亲希望她学日本舞，告诉她「女儿就在温室里长大就好了」，上野还是长成了一个活泼的女儿，小个子，性格淘气得像男孩。她读《居里夫人》，最喜欢的绘本是美国作家维吉尼亚•李•伯顿的作品《小房子》，书里有对现代化的担忧，蓬勃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上野的脸和父亲一个模子，皮肤黑黑的。弟弟像母亲，安静，老实，白白的。经常被说两兄妹要是调换一下就好了。苹果成熟的季节，妈妈会给他们做烤苹果，家里飘荡着肉桂和黄油的香味。圣诞节的时候，母亲会给他们烤蛋糕。
小时候，父亲有意让上野学习日本舞蹈，她现在也很喜欢日舞和谣曲，常穿着和服上台讲演。
中学时候的上野千鹤子没有梦想，看着父亲的职业，觉得「医生真是一个无聊的买卖」，那时候她叛逆地想成为一个对世界没有用处的人。虽然被别人说「生在这样的家庭你有什么不满的」，上野却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也被家庭里的纠葛深深伤害。女儿比儿子更容易因母亲的困境受伤，看着母亲的无力，想到等待自己的人生如果是和母亲一样的话，上野的心里就充满了绝望。
要考大学时，上野和父母一起去了几所大学参观旅行。她既不喜欢只有女生的神户女子学院，也不喜欢建筑物充满了对称美的关西学院，对满是情侣手牵手散步的同志社大学更提不起兴趣。最后他们到了京都大学，那里的人都是独自一人面朝下地走路，上野看着他们的样子，心里忍不住地想：「这就是我该来的地方啊！」
母亲陪她去参加考试，在最不擅长的数学考试结束之后，上野对母亲说：「妈妈，我肯定能考上。我拉了屎，有狗屎运。」
在考上京都大学之后，父母都很为上野高兴，父亲甚至说：「你要是男孩子的话，就不仅是京大了，我要让你去东大。」
「你要是男孩子的话」，上野还是第一次听见老爹这么说。
1990年，上野千鹤子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出版，拷问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她为母亲完成了复仇。
1991年，她的母亲去世，曾经是基督教徒的母亲在人生最后阶段改信了佛教，以佛教徒的身份离开人世。「我想这是她对我父亲的反抗。我父亲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统制母亲了，摆出一副痛苦的脸，但他也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在母亲去世之后，上野的父亲度过了失落的十年。在父亲去世时，上野面对着躺在眼前的父亲，轻声嘟囔，基督教徒父亲要上天堂，而佛教徒母亲要进入极乐世界，两个人再也不能相见了，上野从心底里感到后悔。
家庭，对上野千鹤子来说，从精神上或物理上，或许都不再是一种神话式存在了。
在上野的小学生时代，父亲买了第一辆私家车。「父亲对妻子是暴君，对女儿却是溺爱的。」
非常努力地重新养育自己
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上野千鹤子一直陪在母亲身边。有一天情绪控制不住了，她对母亲说：「妈妈，我离开家之后一直非常努力地重新养育自己。」
她离开家是在1967年，19岁的上野千鹤子进入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她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对老夫妇家的二楼，老夫妇房东说她是一个安静有教养的大小姐。
3000多公里外，越南正在发生战争。这场战争以一种宏大的形式影响了上野千鹤子的青春，她进入了她的学生运动时代。
「我和陈凯歌是同一代人，我们都对红卫兵有同感。我们那时候也高喊『造反有理』，追求理想，失败，然后受伤」，上野对我说。
学生运动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很多人都问过上野千鹤子这个问题。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这本书中，上野与漫画家田房进行对谈，她说：「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一开始，学生们眼前是『大学当局』这个明确的敌人，学生们提出的要求也很具体，比如『撤销对学生的不正确处分』，『停止调高讲课费』。后来渐渐加入了『自我否定』，『对生产性原理的批判』这些课题，使得运动渐渐抽象化，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再到后来，就变成了『革命』。」
更让人感到屈辱的是，在学生运动中，男性表现出的双重标准，女性被男性分门别类地评价。在运动中高喊「天皇制解体」、「粉碎家族帝国主义」的男性同志们，回到家其实是和父权制的父辈一样，「脑袋中是革命，但身体完全是父权制的大叔」。
1969年，当京都大学的隔离栅栏被拆除之后，学生运动结束。上野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败感，「我在运动中学到的东西是『要成为独自一人』。融入集体时的恐惧感，运动退潮时表现出的人类的卑劣，我都狠狠地品尝到了。」她休学了一年。
就像死掉了一样，「对我来说是漆黑的青春，我再也不愿意回到那样的日子里。」
她讨厌集体，女生聚集在一起尤其觉得麻烦。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开始时，上野千鹤子觉得：「这种时候你们还真敢组成集体啊。」死也不想找工作，没有上进心，「看不到希望，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期待」。
为了延迟成为大人（社会人），上野千鹤子申请读了硕士。25岁，她打开《京都新闻》的招聘板块，80%都写着「只招男性」，「男女皆可」的是招弹珠店的住店夫妻，「只招女性」的是酒店前台和会计，同时要求要有珠算3级。看着报纸，上野千鹤子没有珠算3级，她知道原来自己只是一个无艺无能的人。
读到博士后期，周围的男性同学工作都渐渐决定了，「和我一样没能力的男的都有工作了，为什么我没有」。
在学生运动之后，上野千鹤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理想」不可信，「革命」失去了它的内涵，一些事物只是变成了一个个「词语」。
「生意场上总用男人的语言，国际会议一般用英语，写论文时不用生活语言而要用学术语言。并不是因为它们更合适或者更易懂，而是为了维持男性/英语母语者/研究者的权威，然后排除这些人以外的人。」在《挑战上野千鹤子》里，她这么写道。
她告诉我，「我本来很喜欢写东西，年轻的时候，自我意识很大，总想追求自己独有的表达。但我后来慢慢什么都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俳句。俳句只有17个字，像你想要控制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的呼吸」，上野千鹤子告诉我，17个字不允许她在此进行自我沉溺，逼迫她向他人保持开放。
「我逐渐意识到语言不是我自己的东西，语言属于他人，或者说属于他人和我之间。我从自我陶醉的噩梦中解脱出来了」，眼前这个74岁的上野千鹤子在清晰地向我分享她20多岁时的顿悟，「我并没有发明语言。我使用别人发明的语言，试图从中找出一点自己的个性，那是不可能的。当我放弃这个自我时，脑子里突然一下涌出来很多语言。我决定要写能传递给别人的东西，再也不写自命不凡的东西了。」
日语和英语，学术语言和生活语言，男人的语言和女人的语言，女权主义的语言和大叔社会的语言，普通话和关西腔。这些语言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而如果你想批判他者，那你最好要用它听得懂的话」，语言开始被上野千鹤子作为武器，「用敌人的武器战斗。让敌人的语言脱胎换骨，为了从内心深处刺向敌人」。
女权主义的语言，对日本的女性来说原本也是外语。这些语言未曾埋在她们的土壤里，是女人们新获得的一种语言。通过这个语言，女性能够逐渐再定义自己的经验。这个语言中有gender，有性骚扰，有家暴，有无偿劳动，有很多外来语。这个语言的目标不是要成为「第一的霸权语言」，它是从前没有语言的女性，在苦战中逐渐形成的语言。
在失去了「自我」的语言之后，上野获得了更多的语言。
上野在街头采访
必然的命运
上野千鹤子现在也过着独自一人的生活。睡眠不错，每天有6-7个小时的睡眠。她参与演讲、媒体采访、学术研究、社会活动，有很多朋友。去高中和高中生交流的时候，学生们叫她「千鹤子」而不是上野老师，她很高兴。作为有影响力的「上野老师」，上野身不由己地被认为掌握权力，这并不是她本意。自退休离开学校之后，上野认为自己已经不身在任何一种具有强制力的权力系统中，「如果有人觉得我是权威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自身就是权威主义者」。
她说自己不在意孤独，因为她从没有期待有一个人能100%理解她、接受她。
如果某一天，她自己成为被介护的当事者了，她的新的研究主题可能会被打开，「只要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社会学的种子就不会被用完」，到时候她会成为又一个「弱者」。
「谁把我变成了弱者？」「被视为是弱者的一方如果不变成强者，就不能获得尊重吗？」上野站在弱者这边，去拷问弱者和强者这一结构，「解放就是当事者只能自己定义自己」，就像「一个没有母语的集体在后来获得了自己的语言」。
30多岁时，上野读到波伏娃的《老去》，后者说「老去是文明的丑闻」。在现代社会中，老去被认为是进步曲线的下滑，是负面的、消极的。波伏娃的书写正来源于对不把老人当人的现代社会的愤怒，「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会变成什么人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我们现在是谁。老年人的不幸，将我们正处在其中的这个剥削体制暴露在太阳之下。」
波伏娃曾把爱人萨特老年时衰弱无力的姿态展示向世人，遭到萨特粉丝的批判，她说「这也是萨特」，之后她也把自己老去过程中的衰弱不堪展示给世人，这种现实主义背后是一个「so what式」的提问——那又如何。就如同上野问的「作为弱者那又如何？」
上野说，老去不是个人问题，不是通过预防老化、预防老年痴呆症就能解决完成的问题，它是一个文明史的问题。「so what」，是从主妇研究开始，上野千鹤子就不断经历并感受到的「此刻的、现在的、小小的解放」。
上野和学生一起庆祝60岁生日
上野千鹤子也在不断面对新的问题。她从前会穿高跟鞋，但高跟鞋让她拇指外翻，走路变得痛苦，后来她扔掉了所有的高跟鞋。
2019年，日本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起抵制高跟鞋的运动，上野千鹤子发帖称高跟鞋是「野蛮的」鞋子，遭到了另一些女性的批判。
「为什么我前后不一致了，因为我也在变。」「我为什么必须绝对正确呢？」
有年轻人问她：「女权主义者之间也可以互相批判吗？」
「那是当然。我们都是一路论争着过来的。为什么我必须要成为正确的标准呢？」
巨大的事物一次一次地在上野千鹤子面前崩坏过。从学生运动时期的理想和集体，到语言的失去和再夺回，母亲去世后，她去了德国，她在那里见证了苏联解体，这让她感到国家也不是一种宿命式的存在。她在人生中对婚姻与家庭这一结构采取疏离的态度，又在看护自己的高龄亲友的过程中，站在了「实践理论的最中心处」。
上野千鹤子的钥匙是，经验会变成思想，思想会变成理论。以及，行动，不放弃发言与实践的机会。
在NHK纪录片《上野千鹤子最后的一课》中，她说，「我也已经是老人了，活了七十几年，我明白的是，这个世界好像从未改变，但其实又在变化……女性不用再端茶送水是谁的功劳？我把这些传达给你们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你们也有做出改变的能力。我们改变了世界，在我们之前的姐妹们也改变了世界。所以，你们也一定能改变一些什么，我想现在正是传达这一点的好时机。我年轻的时候想过，世界变成这样是谁的问题呢……总有一天，年轻的后来人们也会对你们发问，世界变成这样是谁的原因？到了那个时候，希望能够把一个不用对她们说抱歉的社会交到她们手中。」
回到我们的对话现场，决心「只考虑当世问题」的唯物主义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告诉我，她想象中自己的死法，是在一个有介护保险制度的社会里，她的护工每周上门看她两次。某一天护工上门，和她打招呼：「上野，今天怎么样？」这时候，一打开卧室门，看到上野的身体已经冰凉了。她脸带笑意地在屏幕那头，语气轻松地说道她想象中的人生最后场景，她不想去天堂也不想去极乐世界，不用再和父母见面。作为人，这辈子她已经足够了。
（感谢孟令齐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