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和民间面前袒露了一些问题：丰县事件的舆情过去了吗？你可以不用再关注这件事了吗？尤其是在董志民被判9年，几名人贩子最高领刑13年的情况下，是否代表这件事就翻篇了？在上级的指导和直接介入下，丰县事件的法制处置能打多少分？
从官方角度来说，这件事的主体部分算是应对过去了。那位对外界风暴完全无感的小花梅正在接受治疗，政府给她、董志民及其生物学儿子安排了低保和医保。该治疗的人治了，该坐牢的坐牢了，该救济的救济了，党和政府既金刚怒目又菩萨低眉。
在舆情处置上，丰县事件最终还是被限定在徐州层面，不管是用法律扫尾，还是用救济打圆场，成功地没有让它外溢出江苏。民众曾提供一种思路，将小花梅送回云南老家，指定监护人或者由云南当地民政接手，现在看，最终是江苏一手包办了“烫手山芋”。
徐州宣布几个人的刑事判决后，舆论先是经历了一阵错愕，然后继续回到追问和质疑的固有模式下。追问小花梅现在的情形，质疑对董志民适用罪名不当和量刑不重，不该是“虐待家庭成员”，竟然比小黄书作者、掏鸟窝大学生的十年徒刑还轻。
这些质疑声冲淡了官方在丰县事件上的现实考虑，本来以为是可以进一步释疑解惑的新华社通稿，未能达成既定的说服作用，反而被寻章摘句，用以批评法制+民政相结合的终极解决方案。而这一次，丰县徐州再一次成功拿到了省里、最高检的背书。
在省里的视角看，从丰县“无拐卖”的最早一份声明，到现如今指导徐州办案、判案，上司越卷越深，不得不站出来替地方擦屁股。然而从终局方案来看，不论是南京还是徐州都没落个好。丰县自然不用多说，早已被列为罪恶之地，徐州和江苏也未能全身而退。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对董志民等拐卖收买小花梅的一干人等处以刑罚，官方动用了最高检释法，可民间依旧不接受该份判决，因为舆论认为该判决与董志民等人的罪恶不匹配、更与小花梅的悲惨遭遇不匹配，判决不是解救，不是治愈，它甚至都不能安慰。
所以，舆论对相关判决的态度，实际上包含了这么一种解读：这份判决确认了民众对买卖妇女罪名下量刑畸轻的集体愤懑，刑罚看似已经定格，可距离民意尚远。如果再引申一下，就是该份判决很容易提醒人们注意，打击买卖妇女背后的法律问题。
有一个早期的旁证是，江苏官方曾透过编剧李亚玲释放信息，试探民意。主要信息是两点：董志民没有用铁链锁小花梅，董志民也没有收买，所以省里在定性上犯难。而现在的判决，否定了借李亚玲之口放的口径，有买卖，有铁链虐待。
一年内，什么原因促使江苏在省级层面上确定此案的性质，外界不得而知。但是，对董志民收买小花梅的情节认定，对铁链虐待的确认，这些前置条件的建立确实扫清了许多处理障碍。但量刑备受诟病，是它默认了董志民与小花梅的婚姻关系，保存了这个“家庭”。
给外界的感觉是，江苏对董志民家庭的保护，要甚过对被拐卖妇女的保护，这样的糟糕观感在宣判通告公开那一刻被固定下来。由此，不管是乡村干部做什么，各级妇联怎么帮扶，民政如何卖力，都给人最糟糕的认识：这是维护被拐妇女的悲惨境遇，而不是帮她。
应该说，江苏在丰县事件上止步于董志民家的虐待现场，风能进，雨能进，法律未能进。让被拐妇女-尤其是失智女性留在收买者家中，几乎是所有拐卖妇女事件的共性。这不由得让人怀疑，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责之所以那么低，是因为倒果为因，需要检验立法初衷。
对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事业来说，丰县事件最后仍将小花梅安置在与董志民的家庭关系中，将其作为最优解，这是舆论至今不原谅丰县、不接受最终结果的根本原因。如果真的重视妇女解放，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这一事业相矛盾。
有论者认为，丰县事件上女权争夺叙事的努力失败，“生育八孩”的官方叙事占据最终胜利。可如果仔细分析，官方叙事不仅没有胜利，反而输得很惨。因为单就社会主义的妇女事业而言，丰县事件的最终处理方案赞成什么、否定了什么，是一清二楚的。
不夸大地说，自此而后，无论江苏在妇女事业上取得怎样的成就，丰县事件都会是这些耀眼成就的“命门”所在。而在一起影响如此广泛的拐卖妇女事件中，省市县三级政府对建立在罪恶基础上的“婚姻家庭”的认可，将持续地、无声地抵消包括妇女事业在内的苏省形象。
因此，争论量刑轻重、罪名是否适当，当然是必要的。可要害在于，江苏对丰县事件的处理，不管是法律上，还是民政上，核心就是确认了被拐卖妇女被强加的“家庭关系”的正当与合理。只要这一点没被打破，不管怎样正面宣传，丰县舆情永远不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