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3 月下旬，郭睿在成都做过一次分享，题目是：为何从一个新闻人变成了一个法律人。她当时说，如果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她还在广西的山里跟着新闻发布会提供的地点寻找东航的碎片，以及想办法采访家属。
郭睿现在是实习律师。当时她刚刚结束作为记者的工作一个月。分享会选择的时间点当然是碰巧。比这个时间点更巧的其实是她的职业生涯。“第一个跟进的大选题是马航 370 一周年，一个空难，到结束的时候又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难，而媒体环境已经变化了这么多。”
郭睿生于 1988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之后在北京工作，先是做了两年多独立电影，然后去了凤凰网担任深度报道记者；2018 年下半年，因为还是想做传统的硬核新闻，以及更多国内媒体操作上越来越困难的公共议题，她搬到广州，入职《南华早报》，用英文做报道。回顾这一路，她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赶上了一个尾巴——无论是市场化媒体、调查新闻甚至是法律——“感觉那时候都还比较繁荣”。
这个说法其实更接近于某种怀旧，因为繁荣严格意义上从未真正发生过，只不过一切都互为参照系。郭睿的不同寻常之处，是她会说“记者是一个比较浪漫的职业”，因为这个职业的核心是“如何把故事写好”。这句话乍看上去会很像一个把公共议题仅仅当作“选题”来对待的冷血记者，但如果了解郭睿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她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事实，即在很多有公共面向的职业里面，记者可能是身心消耗成本总体相对较低的那一个。尽管郭睿说自己“还处在一个有很多好奇心的阶段”，但她对消耗在大量卷宗、漫长诉讼的刑辩律师工作并不陌生。
她在 2021 年就通过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但记者这份工作依然持续了两年。这里面当然有挣扎。她一度想过是否要举家搬去香港，后来这个选择也失去了意义。在各种挣扎里，“公共价值”是一个硬性标准：她的下一份工作必须是她愿意做的，而且是有公共价值的。最后让她下决心离开媒体的，东航坠机报道算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2018 年入职《南华早报》的时候，她其实是有准备的。“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写给历史。我知道它是不能在墙内传播的，又是英文的，你失去了自己原本的读者。自己还有一个艰难的职业转换，从写中文变成写英文。”
但还是有她无法招架的局面。
“以往跑一些突发现场或者写一些比较大的稿子，你跟同行之间大家都在现场会遇到。会有那种大家又合作、又暗暗较劲（的情况），看谁能拿到更多料，会想着要打败同行，我要比你写得更好。”
“之后虽然可能发出来之后会被删掉，但是有一个时间差，一开始一两天，后来可能是半天，或者几个小时，但你觉得你至少发出来过，至少这个故事被人看到了。你觉得这些人的悲惨的遭遇或者是引发他们这些悲剧的原因，你至少曾经把它写出来过。你觉得都是值得的。甚至那时候跟同行之间的合作和较劲，那种竞争，你都会觉得还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就表明你总想比别人采访到更多的东西，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状态，还是可以写。”
“到后面去（采访）东航（坠机事件）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大家之间就只有合作没有竞争了……大家开车一起跑来跑去，最后大家恨不得说，‘来，我们把东西都给你，你的空间最大’，就变成了这种样子。”
“普通民众对媒体的不信任，对媒体的污名化……我也觉得我真无奈，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这都是记者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就得不到正常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是越来越少的，然后那种恶意和戾气是越来越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郭睿的转行选择是做律师。一开始是想做商事律师，但是最终依然变成刑事辩护律师。
“一开始带着记者职业生涯的倦怠感和挫败感，后来觉得还是应该试一试，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你想帮助一些朋友的时候，你觉得你至少是知道刑辩流程是怎么样的，具体如何操作，在哪些很具体的细节上可以保护自己。”
此时我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是有遇到什么状况，或者朋友碰到麻烦了吗？”
郭睿奇怪地反问：“这不是很多吗？这不是很正常吗？”
她的确没有马上开始作为刑辩律师的工作。“一开始肯定不行，因为我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职业转换的新晋律师。没有那种抗压能力，你是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郭睿不是一个对“麻烦”陌生的人。除了社会新闻的一线报道，她从 2012 年开始接触青年女权行动，一直持续至今。
“那时候我的朋友们穿着那些带血的婚纱去街头走，要求‘不要暴力好好爱’，‘打不是亲骂不是爱’，就这些现在看来是常识的话，在那个时候都不是，然后那时候都很难，又会被指指点点。我们那时候还去地铁里面唱歌，我们把《悲惨世界》的主题歌改编成了《女人之歌》。”
那些一直到 2014 年都比较活跃的女权艺术行动、表演和倡议，郭睿都曾参与其中。“当然对我是有影响的，这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如果去做刑辩的话，不见得跟这个就一定要有关系，好像我做记者的时候，我也写很多跟性别不相关的新闻。但我觉得这块很重要。”
虽然从身份来说，郭睿的职业过渡已经完成，但是从社会角色来说，你还是能感觉到她的很大一部分还停留在记者的状态里。
在那次成都的分享之后，她被告知一个读书会正在讨论她当年写的一篇报道，曾经引发“盛世蝼蚁”讨论的“杨改兰杀子自杀案”。虽然不曾出现在读书会现场，但郭睿聊天时提及往事的状态，让人觉得她应该有很多次复盘这些记忆的时刻。
“我当时应该是那些记者里面唯一一个当天晚上住在村子里面的，我跟杨改兰的妹妹，还有她的小姑就睡同一张床。那天下午到了之后，我就没有去采访，我就躲在了杨改兰的小姑家的房子后面大树下面，在那蹲到差不多快天黑。我是先看到她小姑，聊了几句，她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问她说晚上你是不是自己睡，她说是，我说你是不是会害怕？她说，对有一点。我说，我今晚能跟你一一起住吗？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她很开心。然后我想今晚既然可以住在这儿了，我也不用急着去扎堆采访了。”
“我那天晚上就住在村子里面，这种生活上的感知，你就会知道很多细节。原来这种八九月的甘肃，夏天晚上这么冷，要开电热毯。我问他们杨改兰有没有电热毯，他们说没有。包括说杨改兰从来没有上过小学，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
“当时拿到了一个当地精准扶贫的名单，挨家挨户全部都走了一遍，知道了名单上面的那些人的构成：第一个可能是村书记的哥哥，第二个是村书记的侄子，然后第三个是村书记本人……就挨挨家挨户走一遍就知道了……那天晚上在她小姑家里，我跟他们一起看电视，正好在放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有句台词，‘我一家六口人一夜之间都死光了’，然后所有人看到台词都沉默……”
多年过去，郭睿为还有人记得这个稿子和杨改兰这个人物而惊讶，同时感到感激。这篇报道对她来说意义特殊，杨改兰和她同是 1988 年生人，而她的身上叠加了太多的社会议题。离开村子之后，郭睿晚上睡觉屡屡做噩梦。
我问她要如何解决“凝视深渊”的问题。
她说：“我的方法是，你要凝视它，然后跟它拉开距离……我们历史系之前挺常用的词叫做‘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但是你把用在‘深渊’上它一定是不对的，很多人会不由自主陷入这些……当你写了很多精英人物，你会看到他们的努力，然后说他们也不容易，也挺辛苦的……但其实不是，我觉得首先要意识到它是深渊，可能有的人凝视久了，就会忽视这是一个深渊。”
“做新闻，你会看到庙堂之上那些人的命运和形象是什么样子，你也会知道，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人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意义上，女性议题就像某种提醒。
“它是和很多其他话题的消失平行进行，很多其他的议题消失了，不能讨论了，这个就变成唯一还在进行的……毕竟男女平等还是基本国策，毕竟妇联也会反性骚扰。”
成都那场分享会上，郭睿提及了影评人波米。“他说了这些年华语电影的变化，又说，当时比一个特别火的词是‘润’。然后说，‘润出去的朋友，希望你们落地生根；留下来的，不做伥鬼。我们就像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演奏，跟诸位一起演奏是我的荣幸’。”
郭睿引用了最后半句话来解释她的转行。
“我感觉我也一直在跟大家一起演奏，之前好像我在弹奏一个钢琴，钢琴其实并不属于我，可能属于某个机构或者平台，事实上，它已经被夺走了。我现在手里还有一把小提琴，它可能短暂属于我，我还可以把它紧紧抱在怀里继续演奏，所以，只是换了一个演奏的乐器。跟诸位一起演奏是我的荣幸。”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想要好好做刑辩女律师的访谈计划，但也没有固定工作量。比如我现在访问了我很喜欢的张燕生律师。其实张老师是“50 后”了，我想接下来可能是“60 后”、“70 后”、“80 后”到“90 后”，我还希望大家有社群感。男律师之间就很容易，因为他们一起喝酒。其实我也喝酒，但好像跟他们一起喝酒就变成了一个特殊化的存在，但我有时候也比较凶。
Q：这个访谈从你的职业经验来看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A：我的自由度会比较高，跟记者生涯不一样，跟做纪录片也不一样，没给自己那么多的负担，然后想去跟采访对象共同讨论和呈现，对我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成长，就跟他人建立连接，彼此看见、找到对方。因为我跟他们好像变成了职业共同体，做记者的时候不是的，大家的关系就是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而现在，我可能还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以前的职业习惯，但是其实职业已经变了。我觉得还挺奇妙的。
Q：会遇到什么困难呢？
A：我也不知道。我是一个不太做自媒体的人，可能这就相当于从零开始自己做个媒体，但是又不符合那些所谓的传播规律。
Q：推荐一个有趣的人来接力？
A：梅若。她在北京做服务流动妇女的工作已经超过十年，最近在做第三届“百手撑家”家政工艺术节，有剧场演出，摄影展，纪录片等，非常了不起，也非常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