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场教育运动
不想评论具体个案。个案千差万别，不可能一概而论。而且，很可能是出于一种可以被称为“妇人之仁”的心态，我更关心“罪”，而不是“罪人”。
如果一定要对#metoo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say no或甚至报警。从这场运动中“落网”的很多男人其实还是维权一线的“斗士”可知，这场教育——尤其在中国——有多么匮乏和必要。
好，讲完政治正确的，现在开始讲政治不正确的。#metoo 作为一场运动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最简单而言，我天性不喜欢大鸣大放大字报。
偏爱法律的路径
为什么我更偏爱法律的路径？因为法治精神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它讲求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体分析、程序正义、双方对质与提供证据、刑事问题上的无罪推定精神、量刑适度的比例原则……我喜欢法律精神里所包含的这种小心翼翼。固然，性侵犯对受害者可能带来无尽的伤害和痛苦，但是一个“性骚扰分子”的标签也可能对一个男人造成毁灭性打击。
大鸣大放大字报则是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不说别的，metoo把性质非常不同的冒犯捆在一起就令我困惑。把既是对真正“重罪”的淡化弱化，也是对“轻佻”“自作多情”等轻罪的无限抬高。
越是千夫所指，越需要程序正义
有人说，metoo打错谁了？哪有冤假错案？所以无须担心误伤。我不完全同意。
首先性骚扰指控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很有可能是误伤的案例。哥大有一个“mattress girl”强奸案，至少两次调查都没能证明男方有罪。Woody Allen骚扰养女案，至今扑朔迷离。不久前引发大讨论的汤兰兰案，同样扑朔迷离，而在被她指控的数十人中，她爷爷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在看守所中。如果对存在着错误指控可能性存在怀疑，随手搜一下false rape claim，可以说案例比比皆是。
而且，什么叫“命中率”呢？逮住一个“大坏蛋”，的确算是“命中”了，但是对这个“大坏蛋”的所有指控都“命中”了吗？法治原则要求我们严肃对待每一个罪名。越是千夫所指者，越需要程序正义，而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斗争模式，不可能保障这种程序正义。
“无罪推定”究竟适不适用于舆论
有朋友说，“无罪推定”不适用于舆论，我也不完全同意。即使我们不能在舆论中使用“无罪推定”原则，也至少应当使用“强依据有罪推定”原则，而不是直接跳到“有罪推定”原则。
比如，不同实名证人之间的交叉证词，就是一个强依据，不幸的是，我感觉到最近的氛围越来越走向“指控即定罪”的原则——只要有一个人指控过另一个人，“被告”名字就被反反复复挂出来吊打。
还有人说，就算是误伤你，你可以反击、自证清白啊。这话未免轻巧。熟悉网络传播规律的人都知道，谎言总是比辟谣传播要广泛和快速得多、自证清白往往是越描越黑、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所有这些，都让“自证清白”这事变得苍白。
性骚扰在很多时候是权力结构问题
我同意很多朋友说的，性骚扰在很多时候是权力结构问题。当一个男人掌握与一个女性（或男同）完全不成比例的权力和资源时，女人往往无力反抗，或者反抗的代价很大，这是性骚扰四处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目前暴露的性骚扰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目前知识界、公益界、文化界、媒体界曝光的性骚扰最多？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因为这些领域的男人格外邪恶，而恰恰是因为这些领域的权力结构还相对水平，曝光行为不会让这些女孩付出太大的代价。
被“侵犯”者情况千差万别
但是，我并不认同metoo运动中那种不容置疑的“邪恶有权男人+无辜柔弱女人”的统一故事结构。正如性侵犯者千差万别，被“侵犯”者情况也千差万别。是的，这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但是你不能一边顺从、参与这个权力结构，一边反抗它。大声、清晰、及时地说不，哪怕付出一定的代价，是逆转这个游戏规则的根本机制。
性侵犯的另一个根本动因，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矮化和物化。同样地，我不认为只有男性应对女性的矮化、物化负责。女性常常是这种物化、矮化中的被动甚至主动参与者。
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一种说法，无论女人怎么说怎么做怎么穿，男人没有权利误解她的意图。现实一点吧，人是信号的动物。
关于metoo，关于“补课”
关于metoo，我特别同意一个朋友所用的词汇：“补课”。男人补尊重和自律的课，女人补自我保护的课。当然，宽容不应包括真正的强奸或者反复持续的性侵犯。我不愿看到只有警觉、失去温情的男女关系，正如我不愿看到一种只强调权利、否认责任的女权主义。
当然，女性的宽容以男性的自省为前提，如果冒犯者不自省、不道歉，甚至倒打一耙，要求女性宽容显然是个笑话。所以，如果被曝光了并确有其事，公开道歉吧。即使没有被揭露，诚恳自省，从今天开始。
幸亏我不是男人，不然以上没准被诠释为himt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