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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本期节目，我们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财经十一人｜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
近期，中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突破20%的新闻持续引起关注，对此，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作者王明远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文中写道
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经济基础，抗失业打击能力差。
所以，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是所有就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号问题”。
那么具体有多少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呢？
这个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统计数据，经济学界也缺乏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每年中等以上教育毕业人数与新增就业岗位之差，来做一些推算。
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
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
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
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
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虽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员数量也跟这规模差不多。比如，腾讯、阿里、美团、百度裁员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游、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裁员情况则更为严重。
第二，中小微企业去年注销率约10%。
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
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最后一点，特别强调要彻底改善市场环境，鼓励支持青年创业的问题。
最近三四年，受到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青年的创业热情大大降低。这不仅增加了就业压力，也对我国创新能力是极大的伤害。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都在积极去创造和实现各种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二、视野青年｜深圳城中村统租改造后租金翻倍，保障房保障了谁？
近日，深圳市南山白芒村的改造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项目引发热议。根据一名房东发布的消息，政府改造后的统租房将比现在的租金价格高2倍以上。
对此，社会新闻焦点深度报道者，微信公众号“视野青年”作者文心发文评论：
统租可能带给租客的是什么呢？
首先，租客被迫搬家。
承接这一巨大项目的名字叫做“安居微棠城中村改造项目”，承接公司是安居微棠，说具体点就是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
他们将城中村的房子收租回来，进行简单的装修装饰以后，再倒手转租给那些建设深圳的打工人。
为了顺利推行项目，恩威并施，收租城中村的房子。所以，很多住着好好的打工人，不得不举家搬迁。
最近，南山区白芒村的多栋居民楼贴出了公告，要求住户在定期内搬离。这种单方的驱离，让居住在白芒村的几万万住户们欲哭无泪，纷纷在各大平台哭诉自己的遭遇。
有人毕业刚来深圳，有的人才在公司上班没几天，还有人上个月才刚刚入住……
大人们从租住的房子搬走，还在上学的孩子怎么办？不知道，目前来看，也没人解决。
其次，房子直接变小。
为了住下更多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前两房一厅的房间，改造后需要改变成三房一厅；以前30平的两房一厅，改造后至少需要成为三房……
以前可能有个小阳台，改造后或许就成了别人家的卧室窗户；以前客厅能放下一张桌子一个沙发一个电视柜，改造后或许能放下几张凳子一个折叠桌……
毕竟，收房子的价格都已经是双倍了，难道天上掉馅饼，有慈善家捐助你住好房子吗？
最后，房租迎来上涨。
统租带给房东的是高额且稳定的租金收益，带给租客的也是一样的高额租金和上涨的房价。
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要承担租金上涨的，还是租客。
以往，房东可能每年都会涨一两百，但是统租以后，上涨的价格就不是一两百了。
钱流向了不缺钱的人，爱留给了不缺爱的人，剩下的是一群底层的打工人和农民。
可是，深圳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史，哪一个角落不是五湖四海的打工人双手建设起来的？
年轻人蜂拥而至，来到这座热血城市，想要打拼自己的未来。但是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发感到无奈。
他们奉献了青春，习惯了“996”，熬坏了身体，却怎么也赶不上深圳高速攀升的房价。
即使是租房子住，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三、孔庆勋｜是时候不惜一切代价保经济了
2023年4月，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全面拉胯，除了餐饮行业微增，其他行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全部下降。企业利润、股市等都呈下降趋势。同时，各大公司纷纷裁员，各地地方财政也岌岌可危。对此，曾入选《2020胡润Under30s创业领袖》的ChinePlus CEO孔庆勋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文中写道：
坦率讲，在1月底情绪相对乐观的时间点，我考虑到市场发生回调的可能，并且做了一定的避险措施，但是我也并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情绪的变化就会如此之大。
最为普遍的一种解释是：以前觉得疫情过后是不是经济就能好起来，现在疫情结束了才发现，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差了——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
对内，去杠杆的长期影响仍在显现，后疫情时代信心尚未完全恢复，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的收缩将持续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对外，美联储基准利率创下20年新高，美元资金抛售中国资产，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又遭遇美国前所未有的制裁。
这是一场完美风暴。
如果说保经济从来都是一个必选项而非可选项的话，那么我今天想说的是：不仅要保经济，而且现在已经是时候不惜一切代价保经济了。
为什么说“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任何选项，都有代价。
08年我们用“四万亿”保住了经济，代价是后续的地产财政与地方债困局; 20年的疫情我们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代价是放开晚于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服务行业的复苏周期被拉长。
当下投资和消费不振，这两者其实源于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因为目前存在着相当大的通缩预期，导致了高产基本上不投资了，中产也开始降低消费了。
当然，仅仅是通过通胀预期来刺激投资，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要关注社会上另外两类投资主体，就是央国企和地方政府，这两者虽然都属于公有制经济，但是情况完全相反。只有解决他们的问题，整个链路才能彻底跑通。
央国企的问题在于，融资能力极强、经营状况良好，但却在二级市场没有匹配的估值体系，导致长期依赖于间接融资而缺乏直接融资通道，无法为市场注入“活水”。
只有当国民经济中的各部门都有了投资和消费的能力和意愿时，我们才有资格谈及最后一点，保就业。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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