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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天坑专业”怎么越来越多?
作者:元淦恭
发表日期:2023.6.30
来源: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
主题归类:灵活就业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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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报新闻专业打断腿”言论引发的舆论涟漪,延宕时间远远超过预期。越来越多张雪峰关于志愿填报的言论被立体检视。批评张雪峰的人认为,他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过于功利和短视,他给所谓普通家庭、普通学生规划的道路也过于偏狭。

但张的拥趸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张是“设身处地”站在普通人背景下以现实就业导向提出建议,他的不少说法虽然武断,但对懵懂的家长和考生仍有实用价值,那些批评张雪峰的人过于理想主义或是不接地气,在当下环境,对多数考生谈“兴趣”或是更多样化的职业规划,属于“何不食肉糜”。

平心而论,这两种观点都没错。张雪峰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他是走红也罢,还是被抹黑也罢,考生面临的大环境并不会改变。在这个环境和土壤之下,没有张雪峰,也有赵雪峰、王雪峰。

张雪峰最让普通人感觉“受用”的建议,集中在所谓选专业的“避坑”上。他对选专业的负面清单其实并不仅限于新闻,还有很多别的专业,听他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这也不要报,那也不要报”。其实,知乎等平台上关于“天坑专业”的讨论这些年越来越多,“天坑专业”的名单也越来越长,从文史哲到生化环材,从土木工程到工商管理,看了这些建议“慎报”的专业,感觉压根都没啥专业可学了。

如果孤立地谈专业选择,“热门专业”似乎是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二十年前热门的专业今天可以变冷门,二十年前冷门的专业现在可以变热门。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纵向观察这些年来各个专业的就业形势,“热门专业”是越来越少,“天坑专业”是越来越多。

问题并不出在专业设置上,而是出在经济大环境上。中国经济曾经历了连续数十年的7%以上的高增长,高增长意味着千行百业都有机会。大规模的外资进入是市场营销的机会,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是土木工程的机会,大规模的数字化是IT专业的机会,大规模的金融扩张是经管和法律专业的机会……

对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而言,不同的专业毕业之后的收入或有差别,但就业率都是杠杠的。而且,当时大城市的房价还没有起飞,几乎任何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获得比较体面的生活都不难,小张进了外企做管培生,小王去了设计院画图纸,小赵去了地产公司做销售,小林去了银行做柜员,小何进了报社当记者,但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因为他们一个月的工资都能在大城市,买上一平米的房子。

在那个年代,阶层跃迁的大门是敞开的。不管学什么专业,都可以坐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电梯。

而现在,情况变了。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外贸、投资、地产和金融的大规模扩张阶段趋于结束。宏观经济的高增长,会带来各行各业的高增长,只有高增长的行业才能容纳足够多的新增就业,而各行各业都进入转型调整期,就意味着大部分行业的就业都趋于饱和。

另一方面,随着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暴涨。绝大多数行业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年轻人在核心城市凭借自身努力置业,甚至掏空“六个钱包”要买房都十分困难。要在大城市得到稍体面一点的生活,也几乎只有加入少数热门行业这一途。

阶层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保持高增长,又有较高收入的行业实在太少,所有人都想往这些领域挤。如果这些高增长行业也挤不进去,那就只有考公、考编了。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家长和考生的焦虑,从来不是张雪峰们人为制造的,而是社会大环境使然。

经济大环境是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和中国经济结构之间的不相适应,进一步放大了就业矛盾。

中国就业人口粗略地可以分为五个板块:

一产就业(农民)

二产就业(制造业、建筑业、矿业等产业工人)

生活服务业(餐饮、商贸、物流等一般服务业,含个体工商户)

体制内白领(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教师、医护人员)

体制外白领(外企、大型民营企业从业人员)

下图是2004年的中国的就业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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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总数约7.5亿,非农就业4亿,农民3.5亿,体制内白领5000万,占比不到7%,体制外白领2000万,占比不到3%。白领在全国就业人数的总占比是9%出头。

而在这一年,本科、专科毕业生在同龄人中的占比都是5.2%,大专以上毕业生在同龄人中的占比只有10.4%。这个比例和当时白领就业岗位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基本相当。所以,本科生毕业几乎一定可以获得白领工作,绝大多数专科生毕业都可以当白领。

到了2022年,中国的就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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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减少到约1.8亿,比2004年下降了近一半。产业工人较2004年增加了4000万,服务业蓝领增加了约3000万,体制内白领增长了3000万,体制外白领增加了5000万。白领工作机会,比2004年增长了1.4倍,白领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提高到了20%—21%。

然而,大学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白领岗位增长的速度。2023年,大学毕业生比2004年增长了2.8倍。在1995年前后出生的人中,本科生占比达到25%,本专科生总计占比达到53%。同龄人中本科生的占比,都显著高于全社会白领岗位的占比,至少20%的本科生都找不到白领工作;同时,如果80%的本科生能找到白领工作,那么大专生几乎100%不能找到白领工作。这就是个统计意义上的事实。

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高速的线性发展。由于普遍的计划生育,中国家长普遍愿意在教育上投入,这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

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远高于中国,“白领”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自然也比较高,大学毕业生找“白领”工作本身就相对容易。而且,蓝领和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来也比较小,大学毕业当不了白领做个蓝领,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然而,中国的客观事实是,体脑劳动差别仍然很大。而家长和学生都普遍有毕业之后做“白领”的预期。但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白领工作岗位。中国白领的占比虽然低,只占城镇就业的三分之一,总就业的五分之一,但白领的绝对数已经很大——中国是世界上唯二白领人数过亿的国家,另一个是美国。而且,1.5亿白领已经比日本的总人口还多了。

大学(含大专)毕业生占比已远远高于白领工作在全市场的占比。大学毕业也很可能当不了白领,对个体来说,就只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于个体而言,在志愿填报上越来越谨慎,甚至越来越依赖外脑,也确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但当所有人都在志愿填报上“卷”起来,全社会并不能获得帕累托改进。要解决问题,管理学生和家长的预期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真正地在就业岗位上“开源”,在教育结构上优化。

社会可以做以下几点。

第一,更大程度释放经济活力。过去18年,体制外白领岗位增长了大约2.5倍,而同期体制内白领岗位只增加了60%。体制内白领岗位仍然多于体制外白领,这是客观事实,个体选择考公考编的行为自然很难苛责,但就全社会而言,更多的新增白领工作机会只能由体制外创造,没有全社会的经济活力,就不可能有更高质量的就业。

第二,提升制造业、服务业就业的质量,并有效控制大城市生活成本。以中国的体量和发展阶段,中国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只能是蓝领岗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是没法改变的。那就只能让蓝领岗位收入更高,更有尊严,这需要技术驱动、品牌驱动。中国是个超大国家,不是“小国寡民”,体脑劳动差别不可能消灭,要把蓝领的收入拉高到“高级白领”的水平是不现实的,那就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类似新加坡组屋的方式能不能推,租购同权能不能推?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极少数行业的人能够安家立业,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够健康的。

第三,实事求是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中国既然是以制造业立国,以实体经济立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就应该与这个基本国情相适应,盲目追求“大干快上”,提高毛入学率尤其是本科毛入学率,虽然在高考端解决了“更多人上大学”的问题,不过是把更大的矛盾积累到就业阶段。

或许,相当部分的院校、专业,最终还是得与大学毕业生最后从事制造业、服务业蓝领的工作相衔接。当然,这不意味着就把大学办成职业学校,而是要在专业设置、人才素质训练上有效匹配,并管理好就业预期。否则,高等教育就会持续陷入资源错配,而很多人上了一个似乎将来可以“当白领”的大学,最后不过是虚假希望和虚幻泡沫,到了毕业的时候,总是会破。

结语:

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选择职业和专业。如果人们做选择的时候优先考虑的都是“避坑”和“避险”,是社会活力衰减的表现。志愿填报指导成为显学,是阶段性的产物,一个更好的社会,一定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天坑专业”越来越少,“热门专业”重新变得越来越多,这才应该是全社会的真正期待。

注:人口就业结构数据参考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经测算后四舍五入到1000万级。

关于考生填报志愿的具体建议,参见《高考后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适应时代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