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逢中考前后，“普职分流”都是热门话题。对于家长来说，“普职分流”简直如同鬼门关。多数家长都会认为，进了普通高中就还有希望，进了职高“孩子就完了”。
这种心态当然可以理解，尽管许多专家试图解除这种忧虑，告诉家长中职学生也能考大学，但没有几个家长会认同专家所言。从数据上来看，专家的辩护也是无力的，比如2020年，中职学生只有35%直接就业，其他都继续求学，这个数字看起来不错，但其中只有10%考入本科。相比普通高中，差别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职高的生源素质、求学环境和师资力量，都很难让家长信赖。即使部分家长希望自家孩子进入职高学点技术，许多职高也有与社会、科技脱节的问题。
也有专家选择搬几块“他山之石”来劝慰家长，比如德国就是个经常出现的例子。专家会告诉家长，德国就是普职分流模式，初中毕业后，六成孩子会进入职业高中，只有四成孩子能读普通高中。潜台词就是：“看，德国这么发达的国家，都是搞普职分流的，而且分流的比例还很夸张，能上高中的只有四成。”
我特别反感这种比较，因为它是典型的双标，还是“谈到义务就与国际接轨，谈到权利就讲国情”那一套。如果要求民众像德国人那样承受“普职分流”，首先要问的是，民众是否享有德国式“普职分流”的权利。
前几年，我在写作《德国的细节》一书时，专门研究了德国的普职分流。
德国工业的根基，除了强大的研发能力外，便是庞大的技术工人群体。尽管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极高，但德国并没有强调高校的“大跃进”，也没有提出大学生普及化，高校录取率和毕业率都不算太高，目前也有60%的年轻人没有进入大学，他们的去向是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最佳就业方向当然是技术工人。在德国，产业技术工人的地位相当之高，薪水也很不错，普通技工的收入已在德国人均收入之上，如果是高级技工，收入可以倍增。当然，想转为高级技工，需要4-6年工作经验，还需要经过1000个小时在培训，以及专业技术、现代经济理论、法律基本常识和企业管理等四个方面的考试。
所以，人们无需追求所谓的高学历，也不会鄙薄工人身份。据说，在德国的就业市场上，雇主看重的并非学历高低，而是学历和专业与自身需求的契合，所以职业教育反而更受企业青睐。甚至有一种说法：在德国，除了如保洁等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业外，德国企业不会招聘没有相关专业培训背景的员工。
相比大学，职业教育也更受一些年轻人的青睐。如果一切顺利，一些人可以在26岁左右成为高级技工，同时因为此前几年作为普通技工的经验，有了一定经济积累。可如果选择读大学，以德国大学的学制，26岁恐怕还没毕业（德国大学要求非常严格，许多人需要延长学年来修足学分，前些年的平均毕业年龄是26.7岁）。
何况，职业教育出身者如果想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也有许多便利条件。职业教育经历可以被记入大学学分，而且毕业后在欧盟范围求职也更具竞争力。不过即使如此，前几年也有不少德国人认为过早分流不利于德国的未来，希望能够改革这一制度。
看到差别没？德国的普职分流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不是因为职业高中有多少人能读大学，而是在于它的就业方向。技术工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有足够保证，他们不但不是社会底层，反而还是整个德国经济体系的中坚力量，德国工业离不开一代代技术工人。
更重要的是，德国的技术工人与德国城市市长、德国各部门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没有差别。比如大家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免费入读公立学校，除非对孩子未来有特别要求而且家里经济条件又允许的才会花钱入读私立学校。德国公务员乃至官员在子女入学方面没有照顾名额，个体不需要为了这些便利而去考公并拼命往上爬。
即使没有成为技术工人，从事社会其他职业也不会在社会地位上有什么差异。职高学生和大学生都可以去做餐厅侍应或超市收银，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份不体面的工作，区别仅仅在于学历越高的人，未来的就业选择空间就越大。
中国人说起“职业不分贵贱”，往往会报以嘲笑，并用“社会经验”否定这一说法。他们说的当然有道理，因为强调所有职业的“平等”确实很荒谬。但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先行曲解了“贵贱”一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不同职业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差异是全方位的。有些看起来更体面，有些没那么体面，有些收入高，有些收入低，有些社会贡献更大更广，有些看起来很平凡，这些都是事实。所以，职业的差别是存在的，不同价值观下的高低也是存在的，有条件的家庭希望孩子去当律师当牙医，而不是当收银员，当然是正常思维。但“职业不分贵贱”的“贵贱”，本质上指的是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职业差异的前提下，个体当然有收入、阶层上的差异，但享有的社会基本权利却应该是一致的。比如富人家孩子和穷人家孩子，都有受教育的底线权利，无非是富人家孩子可以在这个底线之上有更多选择，既可以去免费公立也可以去贵族私立，这就是“不分贵贱”。
所以，中国人对“普职分流”的恐惧，一方面当然是基于现实，基于社会本身存在的观念歧视。就像希望孩子考公一样，除了对稳定的追求之外，如果有个一官半职，也会显得更体面，并有许多实质上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对“普职分流”的恐惧也与大多数家庭一贯的教育方式保持了一致，可以说，许多家长自己就是将孩子推向困境的帮凶。
我生于80年代，负责任说一句，我接受的社会教育和现在孩子接受的社会教育，在许多方面没有本质差别。“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大街”之类的话，在中国家庭出现的频率极高。许多职业早已被定性为“贱业”，是不好好学习的恶果。也正是这种思维，让“进了职高，孩子就完了”的思维更加根深蒂固。
希望孩子好好学习，这当然是对的，但以“不好好学习就只能扫大街”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我认为是极其糟糕的做法。因为它只会加固孩子的等级意识，无法学会真正尊重他人。
中国人谈“尊重”，往往与权力挂钩，尊重的程度会与对方的社会地位、身家和话语权成正比。即使“不要随便得罪人”的社会经验，也不是出于对底层的尊重，而是仅仅担心“有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对职业的贵贱判断，也是一种思维传统。
但当父母总是用“不好好学习就只能扫大街”“不好好学习就只能进工厂”的“社会经验”来教育孩子时，孩子可能连虚伪的客气都学不会。这种教育方式越普遍，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孩子就会越多，各种社会矛盾也就会有越来越大的激化可能，最终催生各种不安全。
当然，情况肯定会有所改观，虽然是被动的——985名校毕业生送外卖也不是新鲜事，外卖骑手里的本科率越来越高。所以，父母说“不好好学习就只能送外卖”，可能对孩子已经失去鞭策作用，只是在预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