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
标题:哀悼退稿,新闻是如何没有做成的
作者:Edric Leung
发表日期:2023.7.16
来源:端传媒
主题归类:新闻审查
CDS收藏:真理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当我收到今年第四张电话卡时,送卡的快递员终于问:“你怎么又申请手机号啦?”

这句无心的问话,在我脑里乱震——我想到目前大陆“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的“捉间谍”运动。我已经多次刷到这样的帖子:故事主人公与旧同学相聚,觥筹交错间发现,对方尽然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这种行迹实在可疑,于是他/她在网络上咨询广大网友,自己的同学是不是境外间谍,当不当被揭发出来。

举报之风泛滥的当下,一年申请多张电话卡,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吧。面前这位小哥为我派送了两年的快递,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亲切问好,但他会不会也担负著“监督”的使命或自觉呢?

我故作镇定,把提前备好的说辞从喉咙排出,声音却被紧张的情绪挤得皱巴巴:“我是做电商的,多些电话帐号可以给自己的店刷数据。”快递员“哦”了一声,递过电话卡,又善意提醒我:“通信公司有规定,实名制下每个人的号卡不能超过五张。”我点头感谢他的关照,表忠心:“之前的号码我都注销啦,以后应该不会再申请新卡了。”话一出口,又有些懊悔,像是欲盖弥彰。

我当然不是间谍,也不是诈骗犯——后者手段高明,根本无须申请多个电话号卡。我,只是一位给墙内外媒体供稿的撰稿人。在中国独特的审查环境下,连结著现实社会与网路世界的电话卡号,俨然已是我们的“生存许可证”。

多一张卡 多一条命

2022年4月,上海实施“全域静态管理”。人们被囚禁家中,上海同学私信我吐槽:“想买到吃喝用品,只能集体拼团、高价购买,还要防备居委会——他们认为买食物有感染新冠的风险。”

“饿死事小,感染事大”,带著愤懑,我找编辑报了选题。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有关部门就会秉持“丧事喜办”的从政原理,命官媒复制粘贴“中国人民庄志成城度过难关”的话术,掩盖这场降临在内地最大城市的惨剧。我想赶在这之前,给未来的“太平盛世”留下一份备忘录。

但2022年,健康码、行程码、“层层加码”限制了人们的地域流通。记者要去上海实地访问,想都别想。但这也不全赖新冠。我在编辑部微信群组里,经常看到某某记者去现场调查,结果被警察架去拷问的消息。

在这样没有现场的采访环境中,“微博”成为内地记者最偏爱的约采平台。微博上入驻了官方机构与个人用户,每人都能在公开“广场”里发些声音。我打开微博,搜索“上海封城”等关键词,寻找过程出奇顺利,封控家中苦等食材和药物的案例轮番登上热搜话题。我赶在这些帖子被删除前,一一截图,再挨个私信这些控诉的上海居民,发送采访邀请。

半天过去,没有收到一条回复讯息。我再次登陆微博,想多发送些约采邀请,登陆页面却弹出红色警告:“您已被禁言”。我错愕在原地,思来想去,参不透到底触及哪些敏感话题。我私信微博客服,询问封禁缘由和解封时间,可“人工客服”只来回循环一句话:请您规范使用帐号。

自2015年中国施行“网路实名制”规定后,大多数网络平台的帐号都与实名电话牢牢绑定。那张在每个社交平台只能注册一个帐号的电话号卡,不但维系我们在现实世界的联络,也是在赛博世界的唯一通行证。

别无他法,我决定注销这个用了多年的微博帐号, 再重新申请一个新的帐号。但点进注销页面,又看到页面提示:“您的帐号存在异常,暂时无法注销。”——这竟然是个连环死局。我不再相信客服,自己去寻找原因。网路上类似的咨询帖并不少,有位行业内部人士猜测:“帐号无法注销,是怕你犯事之后卷土重来,彻底断绝这个手机号码在平台上重生的可能。”我未来得及翻白眼,又被他写下的下一行字震倒:“封禁帐号同时也是为了保留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做得真绝。

我申请了一张新电话号卡,用来注册新微博帐号。在发送约采邀请前,我把“上海封城”与“购买不到食物”这些潜在敏感词删除,终于顺利联系到了受访人。稿件刊出一个月后,我偶然发现,之前被禁言的微博帐号又能正常发言了。解封和封禁一样,来得悄无声息、全无提示,就好像从未发生过。

之后半年,我又解锁了一些和微博帐号管控有关的新花样。

某次,我的微博帐号转发了某些敏感内容,遭到封禁。我又买来一张新的号卡,很不巧,这张卡是回收的,之前的数据未清除干净,还能登入上一位号主的微博帐号,那个帐号也被封禁,无法正常应用,不能注销。

登陆微博后,原号主发布的微博、私信都直白铺陈在主页上。这些赛博数据催生出我的无限顾虑:当我注销了自己的电话卡,下一位号主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我的约采邀请?顺藤摸瓜知道我给“境外媒体工作”,我会不会被检举为间谍?

于是,我试著删除自己微博上的聊天私信纪录,却被系统提示:您的帐号异常。也就是说,一旦微博帐号被封禁,不但无法注销重来,以往留下的私信、帖子、按赞也都抹不去。我只好前往电话公司,为这张流入我手中的二手号卡办理停用。至于此前我被封禁的号卡,我每月按时充值话费,保证它不被停用,也就不会再次流入市场。之后,我联系了垄断通讯市场的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平台,询问怎样才能申请到还未使用的新号,官方的回答使我明白,平台销售的新号码都绑定根本用不到的促销活动,要照例全收,全部买下。

我每次透过微博约采,都会咒骂平台毫无边界的审查。可我离不开它,出于“帖子发布后都会被推送到公开广场”的算法设定,这个山寨 Twitter 的社交媒体在新闻议题上引起的网民讨论度,是其他平台比不了的。

不过,随著选题的推进以及和同行的交流,我发现,单单警惕“微博”是远远不够的——作恶的不只是“平台”,还有系统中被培植的“环节”。

政治立场 重要过新闻性

2022年年底,中国政府发布“新十条”政策,为高压的疫情管控松绑,可后续治疗措施却未跟进,感染新冠后买不到药物的人们遍“网”哀嚎。

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接过这个选题,很快联系到一位愿意接受访问的人。对方二十出头, 虽然自己得病后很快转阴,家里有基础病的老人却挨不过新冠猛击,于是她发动全家高价购买“瑞辉”药。这是很“合适”的受访者,她的经历可以展现出药物供需失衡导致的买卖乱象。初始沟通也很顺利,直到记者自报家门。对方一改话风,斩钉截铁道:“我爱中国,就算特殊时期买不到药,我也是中国人,不能让你们这些境外媒体抹黑我的祖国。”接著她把记者拉黑,并截图公布聊天记录,提醒关注她社交网络的粉丝“避雷”,小心“间谍”。这件事提醒了我,或许之前我的微博被封禁,不是因为平台的自查,而是其中一个或多个收到我采访邀约之人的检举。

那是在2022年,从贵州大巴车坠亡到新疆高层住宅失火,过度防疫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迭出。网民总结:“时代的一粒尘,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有位微博博主提及闺蜜在贵州大巴车上遇难,众人纷纷安慰她。可没多久,积累了许多粉丝后,她又发布一张聊天截图:一位外国记者发起约采,被她破口大骂,称中国的事不让“美国狗”操心。评论区为她鼓掌欢呼的不在少数。我本以为,感受到那座“山”的压迫后,人们会舍弃空头支票一样的“爱国不需要理智”的理念,可未曾想依然满地粉红。外国媒体不报导,难道还要靠被勒住脖子的中国媒体去质询?

我的记者朋友只是被骂,没有被封禁,很快她就申请注销了帐号,从头来过。但我们都心有余悸,怕被秋后算账。我们不怕平台,而是怕凌驾于平台之上的那道隐形大掌。秋后算账的例子我也见过,一位朋友提起,白纸运动中,有人只是去北京亮马桥凑热闹,并未真正参与行动,依然在数月后被带走问话。同一时间,北京各地出现许多警察,拦路检查行人的手机上是否安装了境外软件。

最关键的是,平台注销页面的须知明确提到,注销帐号,并不意味著能逃避此前在该平台的言行触发的法律责任,相关部门索要信息时,平台会配合给予。以前,我或许以为这只是虚张声势。但有了这两年的经历,我却不得不被震摄到。内地的社交平台有摸不清路数的审查机制,我们只能含糊地以“他们”来指代网警或是再高层次的部门。也有人开玩笑调侃:“他们的报复只会迟到,从不缺席。”

言语嘲讽掩盖不了大家的绝望共识:个体层面的主动举报与社交平台的严苛审查,一脉相承、环环紧扣。这一切,都来自于官方的规训。

我们只能足够小心。除了频繁申请电话卡,意识到苗头不对就及时注销帐号,还要悉心观察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判断他们的立场。我自嘲,寻找受访者的重要决定因素原本是和真相、证据高度相关,现在却要为受访者的“政治立场”让位。但这种小心翼翼,的确是必要的。

2022年初,我在微博刷到一则热搜:手游《王者荣耀》合作画师涉嫌“侮辱女性”,女性玩家们联合抵制。我简单了解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女性玩家为了维权,找到腾讯客服与游戏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举报、投诉游戏厂家.但结果是,涉嫌侮辱女性的画师的作品,自始至终未受到影响,同时期的另一款皮肤道具却因为“游戏角色驾车时未戴安全帽,会误导未成年人”被紧急下架。

我不认同“举报”,但在女性呼声得不到重视的中国,批评她们维权的方式不够精准,是站著说话不腰疼的道德绑架,同时也是在模糊重点,就好比19年的香港抗议潮,内地媒体拿著孤例批评香港青年太偏激,却丝毫看不到他们的政治诉求。

选题通过后,我在微博上联系到参与抵制行动的女性玩家。申请添加好友之前,我鬼使神差地点进了对方的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主页。后来很长时间里,我都很庆幸这个“下意识”的举动。

每滑动一栏,我就心惊一下:这位女性转发了许多和大陆艺人张艺兴有关的动态。张艺兴是靠“爱国”人设吃饭的歌手,他曾在电视台公开问主持人:国家能不能多收他的税,这样国家就有钱了。甚至他的微博头像贴图,都是呼吁台湾回归的宣传图。

我安慰自己,追星会令人蒙蔽双眼,但很快我刷到她去年4月的一条微博:“我们是封在家里买不到饭了,但有些人也没必要攻击我们的防疫政策。”网路平台发帖会显示当前所在地,她的IP显示,当时,她正在上海。看到这里,我不再犹豫,立刻表示选题已结束。“举报”是粉红们惯用的伎俩,若她查到我供稿的媒体,还不一网打尽?

我联系到的另一位受访者小A则是“政治审查”必要性的正面案例。2021年,《王者荣耀》曾与奢饰品公司博柏利(Burberry,内地多译为“巴宝莉”)合作,推出一款皮肤道具。小A对这次的联名皮肤格外期待,但当时正值“新疆人权问题”发酵,内地网友找出了曾签名抵制新疆棉的国外公司名单,博柏利赫然在列。小A在《王者荣耀》官方微博下呼吁与博柏利终止合作。

没过多久,热点淡去,那些曾被视为抵制新疆棉的国外品牌依然在中国销售得红火,告吹的只有那款皮肤道具。但小A毫不在意,觉得“皮肤没了就没了”,自己坚守本心,做的是正确的事。两个月后,官媒“共青团中央”发布“极端女权已成网路毒瘤”的微博,十分关注女性议题的小A大失所望,她说:“以前看到这些辱华品牌,我都会抵制,现在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听到这里,我知道,这个采访是可以正常进行了。至少,我不会被举报。从她这里,我联系到了多位受访者,选题也就顺利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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