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被困缅北，给父母打去电话哭喊救命。有人向他们兜售私人救援，要支付“赔付金”几十万。被困者的父母多来自云贵川等地农村，对社会险恶的警惕，以及窘迫的财务状况，让他们无法轻易交钱赎人。
底层家庭的年轻人出发去缅北，大多轻信一夜暴富的神话，最终却成为被诈骗者。而他们的父辈辛劳一生，下一代仍囿于命运的泥淖，这是匮乏滋生的恶果。
父母
潘伯辉挂断儿子的电话，泪水淌了一整夜。电话里，一向沉默、疏离、即使面对面，也可以一整天不与她说话的儿子，自14岁离家出走以来，从没叫过她“妈”的儿子，第一次这样叫她。
“妈，救救我。”这是他开口的第一句。
此前吵架时，儿子曾一气之下说过，“我命是你给的，你不喜欢，就把这个命收回去。”
现在，潘伯辉知道，儿子在缅甸，死亡或许就发生在身边。在她与近两百名家长聚集的微信群，惊悚的尸体照片在夜晚被发进来，据说都是死在缅甸诈骗园区的。儿子说，和他在一个园区里的，就有人喝洗衣粉，有人撞墙，有人被拖在地上，用脚踩成了脑震荡。几个月前，他自己才被脱光了衣服，被拳打脚踢几小时，一只手骨折，一直肿胀到现在。
儿子被骗去缅甸以来，这三个月，潘伯辉每天都哭，很少睡觉，“很多次想爬高楼，一了百了。”
噩耗传来是在5月15日晚，大女儿给她打去电话：“你先答应我，无论听到什么，不要胡思乱想。”
21岁的儿子告诉大女儿，自己被劳务介绍所的人以“3万元去云南接一批货”为由，骗去缅甸了，“到了云南，一上车就被软禁了，几个人拿刀要挟他，把他拉到西双版纳，偷渡到缅甸去。去了不肯做诈骗，就把他的手铐起来，吊起来打。”
潘伯辉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她丈夫死得早，儿子在14岁时辍学离家出走，这7年来，儿子和她大女儿、小女儿的关系，都比和她更好。即使跟两个姐妹，儿子也不称呼潘伯辉“妈”，而是“你妈”，或者“老太婆”。
2020年，潘伯辉的子宫里长了一颗鸡蛋大的息肉，黑色的血一直往外流，知道母亲情况严重后，久未谋面的儿子从南京到重庆的医院见她。看到儿子时，潘伯辉因为流血过多，全身整块地发黑。她看见儿子拿起手机，不停地拍她。潘伯辉一出声，他又拿起手机录音。
医院的人以为儿子是闲人，拉着他的胳膊，想赶出去。潘伯辉急忙对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人们才停住了手。儿子立在原地。
潘伯辉脱离危险后，儿子就离开了，自始至终都没对潘伯辉说一句话。
被骗去缅甸这三个月，成了儿子进入青春期以来，与潘伯辉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潘伯辉听见儿子用颤抖的语气说：“我是混蛋，以前的我太傲气。现在除了你，没人能救得了我。你要救我，你要救我。”
几乎每句话，潘伯辉都能听见他喊一声“妈”。
经人介绍，潘伯辉加入了一个缅甸受困者的家属群，群里有近两百个心碎的家长，人们在群里分享与孩子的联系，互相安慰。
有人和孩子视频，看见他从脚到屁股没有一处是好的，“血水和裤子黏在一起，我不敢看。”有姐姐收到弟弟的照片，看见他大腿上被挖去一个窟窿。有母亲听儿子说，自己在诈骗园区每天工作15至16个小时，一直没有业绩，就被打断四根肋骨，渗血到肺部，出现了感染，小儿子瞒着母亲去救哥哥，最终也被困在了缅甸。
“昨晚孩子打视频，被那些畜生折磨得可怜。”一位母亲发来截图。十几岁的男孩弯曲着后背，撩起衣服，脊柱两侧，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圆形黑斑，是烟头烫过的痕迹。右上角的通话框，是母亲焦虑的面庞。
群里被困缅甸的孩子，大多出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农村，父母多是社会底层的农民或工人。有一个家族里，一家女性都是保洁，男性都是保安，每个月都只赚两三千块钱。
家长们大多没读过太多书，不会打字，只能用语音倾诉。“我每天吃的不是饭，吃的是眼泪”、“晚上睡觉，闭上眼睛就想诈骗园区的各种折磨”、“哪怕剩最后一口气，我都必须得撑住，我都必须得努力，我都必须得想办法！”每天，上百条语音，声调高低起伏，在群里错落地弹出。
一向沉稳的湖南农民工杨佑安，在看见大儿子被砸烂的脚趾后，感觉自己“快要失控了”。孩子奶奶听说孙子被困那天，从山上跌跌撞撞跑回家，肚子痛得厉害，去医院一查，肠子打结，出现梗阻，要做手术。离婚6年的妻子，听说儿子受虐后，哭得喘不过气，在跳楼时被小儿子拉了下来。17岁的小儿子明年中专毕业，现在已无心上学，“我哪都不去。”他天天守在妈妈身边，怕再次出现意外。
同样是5月，杨佑安被骗的大儿子告诉妈妈，有人介绍他到云南的游戏公司工作，月薪上万。儿子之前在电子厂工作，工资最高时也才三千。从中专辍学后，他四处打工，都做不长久。
在中专时，他学的是电商，喜欢玩游戏，觉得自己“专业对口”，就答应了，到了后，却被挟持到缅甸北部。杨佑安上网搜索“缅北”，得知那里有多个电信诈骗园区，戒备森严，手段残忍，网贴说，缅北军阀割据，“是政府管不到的野蛮之地”。
由于涉及到跨境执法，家属们必须等待中缅两边警方共同解救。如果等不及，一些真假莫明的中间人就会找上来，建议他们自行筹钱“赔付”：这是指通过中间人，和园区老板谈判，定下将孩子赎回的金额。交了钱后，再由中间人把孩子送到边境，让家属接回去，赎金往往在20~40万不等。
命运的泥淖
杨佑安找的中间人，最终告知他需要用25万赎回儿子。但杨佑安和孩子妈妈拿出全部7万存款、四处求人借了5万、再使用所有借款软件，借到最大额度后，最终只能凑出来24万。
“别说30万了，我们这种农村家庭，连3万都凑不出来。”“本来家里就穷，儿子就是为了找钱给我治病才被骗，现在更不可能拿出钱。”——群里聚集的，都是拿不出赔付金额的家庭。
这些来自云贵川等地的父母，从小也处于资源匮乏的底层，早早辍学打工，中年落下疾病，半生陷于贫穷。他们通过劳力，试图托举下一代接受教育，向上流动，却往往又因无瑕顾及孩子的教育与陪伴，让他们延续了自己的足迹，在青春期过后就辍学打工。
年轻人们被骗去缅甸，往往始于一种想要改变家族命运的冲动。
“都是因为打工。”杨佑安把一生耗尽在工厂里，几乎没有时间留给家庭与自己，甚至连健康都因打工而磨损。可是到头来，五旬的他仍然没有攒下多少钱。
杨佑安第一次开始怀疑这穷忙的人生，是在2011年。那是他外出打工的第八年，父亲在农村的房子孤零零去世，过了一个月才被发现。
父亲死在杨佑安前妻的老家。那年初春，离家打工之前，杨佑安和父亲说妻子老家的房顶漏水，请这位老瓦工去修。应该是在修理过程中的某个晚上，父亲躺在床上，离开了人间。直到近一个月后，前妻回老家拿衣服，被当场吓傻了眼。
两天后，杨佑安从江苏的工厂坐大巴车赶回湖南老家时，也看见了这个场景。
两床冬天的被子下，是已经腐坏、只剩一堆骨头的父亲。他的脸因为暴露在外，脖子往上，还剩一点点皮，是绿色的，和枕头连在一起。整个房间，爬满了蛆虫。杨佑安仔细一看，床上是父亲的衣服，还有他常背的小背篓。他确认了，“这就是我的爸爸。”
谁也不敢进这间屋子，不敢动这幅骨架。杨佑安走进去，想把父亲的头皮和枕头分离。枕头一抬起来，头皮就掉了下去。
杨佑安一下跪在父亲床前，大哭起来。他不感到害怕，只觉得“心里很痛”：这就是自己的爸爸。几个围在门口，戴了好几层口罩的长辈进来，将他拉走。
很多年里，杨佑安都没有从这个场景缓过来。他想，正月天气转暖得快，要是早发现一些，趁天气还冷的时候，将父亲埋葬，也不至于这样。
但在那时，杨佑安正在各个城市的工厂里，没日没夜地给羽毛球拍喷油漆。这是他打工一辈子的活计，自2003年离开湖南农村，二十年来，他从学徒，做到流水线组长，拿着一斤重的油漆喷枪，把球拍喷成“白红黄蓝绿紫色”。
二十年前，他一天能挣14块钱：除开前10小时赚的8块，他还会加班到晚上22点，拿1块5每小时的加班费，多挣6块钱。一个月下来，工作29天，他就能拿400块：相比其它油漆工，靠加班，杨佑安总是能多赚出100块。
而油漆工，相比其它普通工人，又会再多赚几十块：因为它对身体有伤害。如此打工20年，杨佑安肺部早已有了阴影，经常咳嗽、喘气。他拼命地挣钱，一两年才能回家一次。因为过年时，工钱更高，再加上回家“车费还要那么多”，他舍不得。
二十年后，和孩子妈妈一起，他才攒下这7万。如果将存款与借贷都拿去赎人，刚查出肠癌的母亲，就无钱医治。自少年时辍学以来，杨佑安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村到城镇，吃了半辈子的苦，向上流动的渠道，却始终没那么畅通。
杨佑安是在14岁那年放弃学业的，为了照顾哥哥，减轻家庭的负担。那年他哥哥17岁，犯了抢劫罪在看守所关了几年，恢复自由时，整个人因为营养不良，肌肉萎缩，无法再动弹。父亲把哥哥从广州背回来，用了两根布腰带将他捆在背上，一路坐火车回家。
哥哥回家后，杨佑安就跟父母提出不想再上学，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父母最终没阻止，对贫苦的农村家庭来说，当大儿子无法成为经济支柱，小儿子就没有资格继续享受教育的投入。
如今，儿子成了杨佑安的指望。他本来想自己努力打工，有天熬到了头，至少儿子能不再重复自己的命运。但儿子刚满一岁时，他就离开家，漂流打工。儿子留守在农村，缺少看管教育。老婆和他离婚后，儿子终于也在14岁时辍了学，直到今年被骗去了缅北。
潘伯辉也感到，自己的命运不知从何时起掉进一个无法解脱的循环。作为女孩，生在贵州农村，她从小被父亲殴打。逢年过节，她就被分配去喂猪，等她回来，桌上的菜和肉就被两个弟弟吃完了。
在她13岁那年，母亲离开了她和弟弟，14岁那年，父亲开柏油机撞到路边树根，人滚下坡去，被机器打断了脖子。
父亲死的那天是1994年的9月1日，潘伯辉正好升上初一。父母都没了，她就去退了学费。家里还剩一个爷爷，两个弟弟，但在五个月后，爷爷在一天早上起来找水喝时，摔了一跤，潘伯辉过去时，爷爷看见他，喉咙咕噜咕噜地叫了几声，就死了。
这个家就再也没有成年人了。14岁的潘伯辉坐在家里，放声大哭，来来往往干活的村民，听见哭声，从山上下来，从路边走来。人们把肩上挑着的箩筐、粪桶，扛着的锄头、镰刀，放在地上，围拢在一块儿，拉起她的手。
没有亲戚接纳她，潘伯辉一个人在家养猪、种地，带着两个弟弟长大。
19岁那年，她在工厂认识了一个高大的男人，20岁嫁给了他。丈夫对她好，她生病时，会背着她走，也会攒钱给她买漂亮的带毛领的皮衣，但丈夫和她依然贫穷。2002年冬月晚上九点，生下那一对双胞胎儿女时，丈夫还在工地加班。潘伯辉在家自己给自己接生。冬天冷，她自己坐月子、洗衣服，从那时起，患上风湿，为她后来的双手瘫痪埋下了病根。
丈夫死于2008年的一个晚上，在山上打野兔挣钱时，他不幸踩到了打野猪的高压电线。潘伯辉从此独自带着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四处打工。作为单身母亲，她和孩子常被男人欺负，大儿子就成了她的倚靠。儿子在外处处保护着她和女儿，在校成绩也好。她说，儿子从小到大，无论在哪所小学读书，无论学校有500人还是4000人，成绩一直都是年级前三。常带回800或1000元的奖金。
然而由于需要辗转各地打工，潘伯辉无法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儿子初二那年，因为在学校常被人骂是“没有爸的野孩子”，开始频繁打架，被学校反复开除。
是大女儿先离家出走的，接着成绩好的儿子也开始离开。潘伯辉去成都，去遂宁，去资阳，四处找孩子，求儿子回来上学。儿子不愿意，说不想回家，“我的家和别人不一样。”她伤心透了，喝农药自杀两次，上吊自杀一次，都失败了。
无论留守在家，还是跟随在外，在外打工的父母养育的子女，都难以顺利完成中学教育。这是杨佑安和潘伯辉，在耗尽身体与时间换取金钱、托举后辈时，难以预料的结果。
离家的少年甩开母亲，是为了告别生活的磨难为童年留下的阴影。在外摸爬滚打，有了更多人生体悟后，他也有了回头的迹象。
尽管语气仍然疏离，几年后，儿子逐渐和潘伯辉恢复沟通。起初少有的几次通话里，他们几乎每次都吵架。但到了2021年春节，儿子突然给她打电话，问候她过年“吃什么？”他还是不叫“妈”，直接“喂”，然后就开始问。
潘伯辉回答，买了几斤虾子，儿子接下来的话语转为关心，他让母亲“该吃吃，该玩玩。我也没什么能耐，我也没什么本事”，接下来他开始袒露心迹，“我一直拼命赚钱，就想有一个好的家”，并建议母亲好好照顾自己，“把眼睛擦亮，找个人吧。”
坍塌的生活
儿子被骗去缅甸前，潘伯辉刚刚通过二十六年的打工，攒下三四万块钱，买下一套做酒的设备。她打算叫在五金厂打工的儿子，从南京回到贵州麻江，再贷款买几头猪，母子俩一起做酒、开厂，共同陪伴正上高一的小女儿。
尽管生活动荡，小女儿仍然坚持学习。今年17岁的她，是潘伯辉和丈夫的家族里“世世代代，十几户人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女孩”。她喜欢画画，想在四川通过艺考，考上大学，学服装设计。
不管画画还是读书，潘伯辉觉得小女儿走了正道，“不会再受我受过的煎熬。”
正一步步向上搭建的生活，又在倏忽间倒塌。自2000年生育以来，潘伯辉的风湿越来越严重，如今，双手弯曲90度，几近瘫痪，连换衣服都有些困难。45岁的她，今年已不能在工厂工作。没有儿子，她也很难做出酒来。找儿子的这四个月，她又花完了买完设备后为数不多的积蓄。
潘伯辉老家的那间土屋，在2018年被泥石流冲塌。5年里，麻江县下属的贤昌镇政府，一直未将赔偿款发下来。母女俩没有房子，只能租住在几平米的出租屋。每个月除了300块房租，潘伯辉的风湿病、心脏病，除去医保还要花五六百块买药。去云南前，儿子曾告诉她，想买一个差点的房子给她住，还差几万块钱。
儿子也曾负担过女儿的学费。如今，眼看着还有半个月就要高中开学。如果拿不出3000元学费，家族里的第一个女高中生，潘伯辉的小女儿，也将在17岁辍学，外出打工，重复她过往的命运。潘伯辉心急如焚。
被困在缅甸后，仿佛是要抓住机会，儿子在电话里对潘伯辉倾诉情感。有一天，儿子语气平静地讲起，同个园区的人被打得受不了，撞墙自杀死去了，最后他绝望地问：“妈，你跟我说实话，能不能有人救我？”
潘伯辉听完这话，又流泪了。她只能请求儿子多给妈妈一点时间。仿佛在描述幻想，她温柔地和儿子说，等他回来，她就教他怎么做酒，怎么调酒，母猪怎么配种，怎么接生，小猪生下来怎么打补血针。他和儿子约定，要一起做腊肉、香肠、豇豆、血豆腐，还有贵州酸汤牛肉。他们要养牛、养鱼、养猪，“等城里的人下乡来吃饭，人家一吃肉，就知道我们的好吃。”
她承诺儿子，等他回来，要把驾照考起来，要考开大货车的B照，不能考C照。她让儿子开大货车去帮他收购蔬菜，一起搞起来一个大超市，里面什么都有。“我们俩从小做到大，一步步来。开始苦一点，做大了，就有了钱。”
儿子专心地听着，情绪缓和了一些。挂了电话，潘伯辉继续在家里哭，在群里哭。找大使馆、立案，她能做的都做了，仍然不知道儿子何时能回来，如何能回来。她只知道，听了这些，儿子才又能坚持活一阵子。
杨佑安最终将赔付的价格砍到了24万。他和孩子妈妈挨家挨户，求人借钱，按时把钱给了中间人。中间人收了钱，开车到园区门口，给他发去照片。其中的建筑，和儿子发来的是同一栋楼。按照之前的说法，杨佑安明天就可以买张机票，飞到边境口岸，等着接孩子回家了。
杨佑安最终没有见到儿子。中间人告诉他，园区老板反悔了，还需要“再想一想，缓一缓，至少得过一周再谈”。又过了半个月，中间人才说，谈不了了。杨佑安让他把钱退回来，对方退了10万，还差14万。
2020年，杨佑安用打工二十年的积蓄，加上一些贷款，在县城给儿子付了一套三室一厅的首付。他想本打算再挣一点钱，把房子装修一下，这样过两年，儿子就能和谈了许多年的女朋友一起住进去，成家了。但上个月，为了凑赔付的钱，他又借了几万网贷。
现在，每个月，他需要偿还的房贷和网贷，加起来有12000块钱。作为老工人和小组长，他在羽毛球拍厂的工资是一万二三，“刚好扯平”。他的经济状况，像抻到极限的皮筋一样，再扯就断了。
这个月上班时，杨佑安有时听不清别人说话。下班时，他会累得晕倒过去，饿醒后，才发现自己一直没吃饭。他觉得自己已经“严重不正常了”。同事看见他，都问，你怎么老了这么多，多了半头白发。
最近，怕儿子联系时自己不在，杨佑安总是只睡三四个小时。半夜，他担心孩子被打，就在社交网络上发仅自己可见的视频，哭给自己听。
2023年春节，是杨佑安最后一次看见儿子。他们在奶奶家相见。他记得，儿子喝了许多啤酒，坐在他身旁，眼泪突然大颗地掉下来，此前儿子跟他进厂，做油漆工，做了半个月，就受不了刺鼻的油漆味，回了家。
儿子开始理解父亲的那刻，是在2022年9月23日凌晨2点23分。那时杨佑安突然收到了来自儿子的长消息：
“爸爸，你辛苦了。我在QQ里面看到你很多年前写给我的日记。我还是永远长不大，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是这样幼稚……我真的对不起你，让你失望了，为什么儿子永远长不大，为什么儿子不能独立。”
2003年离家打工时，儿子才一岁，杨佑安很少回家。有时他会将心里的想法，写成QQ空间日志。他看到了儿子的访问记录。9月23日凌晨2点39分，在湖南电子厂的儿子，打开了他10年前写的那篇日志《儿子：生日快乐！》：
愿你像颗种子，勇敢地冲破泥沙，将嫩绿的幼芽伸出地面，指向天空。我认为健康和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东西，如果它们可以转让，我愿意把我的那一份都给你！
“以后，我能不能帮你挣钱？”春节的相聚上，儿子借着酒意说出了贴心的话。如今再回忆起来，杨佑安觉得，就凭孩子这句话，自己二十年来的辛苦就都有了意义。
春节后，杨佑安亲自送儿子出门。孩子说要去安徽跟江苏交界处的一家电子厂上班。早上凌晨5点，儿子就起了床。上大巴的时候，杨佑安看见他半睡半醒的样子，感觉心疼又欣慰。
但在电子厂打螺丝，一个月还是只能挣三千多块钱。于是今年5月，杨佑安的儿子在网上，收到那家“游戏公司”招工的信息：一个月能挣一万多，中介包买机票，试用期半个月，如果做不了，还能回家。
* 文中杨佑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