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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有一位大学教师邢斌，最近因为一份送外卖的田野调查而爆红，被误传为教授，事实上他47岁了仍是讲师。他自称很讨厌为了抢职称而虚与委蛇，讲授现代文学却连作协都没有加入。
从邢斌老师的学生的跟帖来看，他并没有自夸。他就是那种学生评分第一，领导打分垫底的好老师。
邢斌老师的外卖体验报告很温暖，也富有感染力。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当邢斌老师描述完事实之后，试图僭越体验者的身份，去解释事实何以发生，问题如何解决时，就很值得商榷了。简而言之，邢斌老师的观点可能会误导不少人。这些人中，中老年人已无药可医，而青少年还有点抢救价值。如果他们信从邢斌老师所言，将底层的艰辛无奈，归咎于资本和科技不够向善，梦想以工会等制度为外卖小哥们争取权益，邢斌老师和外卖小哥们吃的苦，受的罪，就白白浪费了。
邢斌老师稍微搜索一下就知，以美团为首的外卖平台并非没有工会，而且在工会建立之前，美团总部还建了党委，各地外卖小哥们也建有流动党支部。问题不在于没有工会，而在于邢斌老师没有“善用”工会。
邢斌老师自嘲有“莫名其妙的自负”，说自己困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里，这都没错，但还不够。奥威尔说过，一个人获取真相并不难，难的是解释真相所需要的想象力。邢斌老师提供了宝贵的增量信息，对现实的想象力似乎有点匮乏。
直面现实永远太难。推外卖小哥们进入“系统”，日夜奔忙，万般疲累的，与其说是外卖平台，不如说是谋生大环境。能好好地做公务员和白领，谁去送外卖？
由外卖平台而生的规则和群像，更多是十几亿人努力求生比较具象或劣化的体现。你可以选择为美团还是饿了么送外卖，你还可以发誓饿死也不去送外卖，但你无法拎起自己，逃离这个“手停口停”的社会。——在真正的大平台前，美团这些连蝼蚁都算不上。
可这些蝼蚁堆积的平台，在这些年，又给多少失业和破产的人兜了底呀。一个男人骑着电动车拉着外卖箱跟时间赛跑，总比拉着他妻子送去娱乐场所与恩客对饮，好那么一点吧。
邢斌老师住在临沂最好的小区之一，开车进门保安都要敬礼，送外卖的小哥则一概不许进门。我好奇的是，邢斌老师大学讲师的收入，能支撑他成为这个小区的业主吗?或许，“得益于父亲的生意”才是邢斌老师可以超脱于底层生存的主因？
邢斌老师曾因为外卖装束而被小区保安拦阻，保安又跟随验证他的业主身份，直到单他打开房门，保安夸他“你是个人物”。这个类似于短视频平台“豪门赘婿逆袭反杀”的场景，除了解解气，还能说明什么——保安太势利？邢斌老师要是住贫民窟，还会有这样尽责的保安吗？
在进屋后，邢斌老师脱掉外卖马甲，放下头盔，可以永远不再穿戴它们。他的工友们呢？邢斌老师难掩对他们的同情，且不说外卖小哥最需要的是好订单而非同情，就同情本身而言，就必然伴随“你不如我”“你需要我”等上位视角的评判。如果有外卖小哥视之为一种羞辱，我会理解他的感受。
外卖小哥难，比他们更难的，也大有人在。邢斌老师说，以人民币计价，日本送外卖32元一单，北美更是接近44元。可邢斌老师不妨想一想，中国的外卖费用要是对齐日本美国，哪怕只是它们的一半，中国还有多少人能轻松吃起外卖？
那个时候，肯定不需要这么多的外卖小哥。他们送不了外卖，也吃不起外卖，下一餐又在哪里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最要紧的问题不是外卖平台太万恶，而是，什么让中国人活得这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