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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区伯的老人已经死去,而底层无产者的挣扎还会继续

文/阿舍(广州 媒体人)

监督公车私用的广州市民区伯,去世了。

区伯曾是媒体宠儿。十几年前,广州不少媒体记者在没新闻选题可做时,会在周末黄昏时分约上区伯,到饭店蹲点;十几年后,他去世的消息,在广州的众多官媒上,连一条边栏豆腐块都找不到。

区伯与广州那个媒体时代,一同在人间消失。

人们仍在追忆这位监督公车私用的老头,并频繁使用“公民精神”的修辞。在我看来,这恐怕是浪漫化的想象。我们的确可以将区伯监督公车私用的行为认定为“公民行动”,毕竟这是公民批评公权的正当权利,但事实上它很难与“公民精神”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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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那个叫区伯的老人已经死去,而底层无产者的挣扎还会继续
作者:新新默存
发表日期:2023.9.30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
主题归类:区伯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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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媒体报道有多次提到,区伯之所以会“盯上”公车私用,其实完全是一个意外。他因病住院,在医院里散步时,与一位公职人员发生了冲突,原因是这位公职人员驾驶的汽车差点撞到了他。之后他向该公职人员所在单位投诉,没想到最后得到的答复是,该公职人员因公车私用受到了处罚。

很多人没注意到,在此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区伯所住的地方叫聚德花苑,聚德花苑是广州的一个经适房、廉租房小区。作为低保户,区伯住在里面的廉租房。因小区多年的煤气管道问题,有媒体记者到现场采访,“爱管闲事”的区伯当起了向导。煤气管道问题因媒体介入很快得到解决,小区里的人以为是区伯找来的记者,而对他赞誉有加。

这是58岁之前的区伯人生少有的荣光时刻。见识了媒体威力的区伯,当把监督公车私用与媒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抓到命运的“救命齿轮”。

已经被公开的信息显示,1990年,区伯被广州市精神病院临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残疾人证件显示他属精神类二级残疾;区伯同时还被指患有癫痫,年轻的时候对妻子家暴,曾用跳楼自杀的极端行为迫使妻子就范;因打架被劳改,与妻子离婚后,包括他的子女,一直拒绝与他相认。

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城市底层无产者的人生?性格或精神状态的缺陷,前科经历、生理疾病以及糟糕的家庭关系。长期的歧视导致了区伯内心的压抑与敏感,所以许多与区伯有过接触的媒体人员,哪怕最委婉的表达都会认为区伯的性格很偏执。

区伯并非没有挣扎过努力过,但他失败了,哪怕是在2003年与2007年两次获得见义勇为嘉奖,都不足以改变他的生存状况。

如果不是媒体、互联网,区伯很可能在廉租房里默默结束他被歧视与羞辱的一生。命运还是垂青了这位偏执的老头。当时间到了2011年,已经58岁的他,很快成为“网红”,被媒体聚焦于镁光灯下,在各色人群的簇拥下衣着光鲜进出高档酒楼,子女甚至同意在周末带来孙子,与他在公园里嬉戏享受天伦之乐。

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

区伯为什么“爱管闲事”、“爱出风头”?实际上任何被压抑被歧视的人,会更渴望被认同。从这种意义上,监督公车私用于他而言,与阿Q喊出那两个字无异,它是可以满足自尊的。

包括区伯自己,诸多媒体在之前报道区伯的时候,用了“公车私用监督第一人”的定义。实际上,这个定义多少是有问题的。

吕建福,河南电视台摄影记者,在河南各处堵着车门拍摄数千张公车私用照片,2007年1月“智取奥迪A8的故事”是他的成名之作,那个时候区伯还只知道在广州街头抓歹徒见义勇为。

在区伯注册微博曝光公车私用之前,广州有一帮年轻人,他们或单独行动或结伴,在广州各大高档消费场所门口拍摄军车。他们活跃在微博上,曝光这些私用的特权车,同时分享经验,并时不时交流如何加强体能训练或提高搏击技巧,以帮助在拍摄时能全身而退。

只是,他们是匿名的,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从未听说当时有媒体想去采访他们。

我相信,无论是这些年轻人还是媒体,内心都很清楚做这事的“风险”。

大概在2010年底至2011年初,在监督公车私用行动受到媒体关注后,区伯很快让广州日报旗下大洋网的一位评论员帮他注册了微博账号。

区伯爆得大名后,前面提到的那帮年轻人几乎同时间逐渐在微博上消失。后来我见过区伯身边有几位帮他出谋划策的年轻人,当时想这会不会就是微博上的那些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就是没问。

风险与挑战接踵而来。

当监督公车私用成为一种“现象”后,尽管连央视也曾专程到广州采访区伯(不知什么原因,报道没播出),对他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开始出现。

当时微博上有所谓“反区大联盟”,他们拿区伯的私生活、生理疾病来羞辱区伯,几乎所有为区伯说过话的人,都遭到他们的谩骂。

著名的“长沙事件”是最高潮,同时也成为终结点。

广州知名网民“厦门浪”将这个“反区大联盟”称为“粪桶军”,他们的恶臭和下作,直接导致广州不少本地名流不堪其扰不胜其烦,而不得不与区伯相关的话题保持距离;“长沙事件”则似乎挑战了不少人的道德洁癖,进而对区伯本人颇有微词,以致我多次听到区伯在不少公开场合屡屡强调“长沙事件”之后他得到了天文数字的赔偿。

很明显,那个时候区伯并不是在炫耀,他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无辜与清白。但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更多的人在疏远他。

当然,在此之前的区伯,早已成为各方竞逐的对象。我曾参加过一两次这样的场合,各色人等可以说是各有所图、各怀鬼胎。但对区伯而言,他几乎来者不拒。当然以他的识见,他根本无法去甄别这其中的复杂,同时问题也恰恰在于,对于区伯而言,他根本就不需要甄别。

这一点可以解释“长沙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当时我就听过不少抱怨,称区伯浪费及滥用他的影响力。同时认为区伯膨胀了,听不进一点不同的意见。

我当时的回答是,并不是区伯膨胀,而是在心理上,他根本就不需要。他需要的,除了认同还是认同。立场与意见,从来就不是他监督公车私用的目的。

尽管有人一直试图在道德上摧垮区伯,从精神病、劳改犯(强奸犯)、假离婚、骗低保以及最后的“长沙事件”,虽然如前所述会导致一些本来支持区伯的人对他的疏离,但最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道德上的污名化,对区伯似乎一点也不管用。

理解这一点并不难。

不难设想,如果连强奸犯、精神病等的指控都无法击倒区伯,个人私生活的不检点算得了什么?

作为底层无产者,除了被歧视嘲笑甚至羞辱,他本来就一无所有,有什么可以失去?

因此他肯定不需要道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看到,他在监督公车私用时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声调,在被停低保后大闹广州民政局、上街乞讨的行为艺术。

对他而言,道德污名化策略根本不管用。

肉体上的打击,也不管用。2012年初前后,区伯接连被打,当时就有网友建议给区伯捐款找保镖,广州有媒体甚至门组织了一场“区伯是否该歇歇”的讨论。但人们忽略了,作为一直被歧视与羞辱的城市底层,监督公车私用给区伯带来的“效益”,无论是尊严还是家庭,都已超越其肉体与道德本身,它已经成为区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本身。

所以在那个时候,区伯多次公开宣称,为了监督公车私用,哪怕用生命作为代价,他也毫不在乎。在当时与区伯私下的接触中,我能深切感受到,他的确是真实、真诚的,甚至他内心会几乎是直觉般地渴望,如果能因监督公车私用行动而付出生命,对他来说会是一种“成全”。

实际上,换个角度设想,如果不是“脑子”有问题,如果不是不怕死,有谁能在被长期有组织的围攻与羞辱,在接连被打之后,仍愈战愈勇?

但区伯为什么会逐渐淡出?

是那些关于他个人隐私的证件、行政处罚书,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到并流传出来的等问题,得不到回答;

是媒体不再像以往一样将他视为新闻富矿,甚至开始对他避而远之;

更是区伯对公车私用的监督,遭遇了类似“领导批准”的体制性阻击。

当事情变成了一个人孤独的缠斗,落寞并隐退,是必然的结局。

这是一位公民挣扎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位城市底层无产者逆袭的故事:面对着公车私用及体制性阻击,区伯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作为公民,他惨败了;但面对着自己的人生,区伯在他生命最后十几年,抓住互联网时代的风口,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赢得了尊严,赢回了家庭。

监督公车私用,于区伯而言,它源于直觉,之后由情绪与利益所驱动。在被歧视羞辱几乎一辈子之后,他用自己孤注一掷的行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我看来,讨论个人道德、个人私生活、性格甚至动机,一点都不重要,没有公共价值。

我们之所以感念区伯、感谢区伯,是因为他替我们走在前面,我们从他身上的遭遇,看到公民普遍的困境、不幸与挣扎;

我们悼念这位也许满身都是缺点的老头的全部理由是:他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公车私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那些声称有效的监督体系的形同虚设。

区伯几乎是不可复制的。但更让人沮丧的是,区伯之后,城市的小市民,不会再有他的幸运!

然而区伯的故事并非只有沮丧。自尊与激情是时间无法剥去的,死亡也不能。各种哲学像沙子一样垮掉了,各种王朝接二连三地像秋天的树叶般凋零,而自尊与激情是恒久的财富,永不熄灭。

以此纪念区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