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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公映前,制作方恐怕无法接受《我本是高山》引发的争论,即使这种令他们不爽的聚焦也会带来关注。但随着更多人加入这场电影论战,并且对电影持负面态度,间接增加的关注能否转化为票房,会不会引发更糟糕的效应,是要打问号的。

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需要了解的关键是:这一场关于张桂梅的主旋律电影,论战的双方都是什么人?双方各持什么主要观点?尤其是,不满电影制作的声音,究竟以什么理由在反对什么?同样,电影制作方又在以什么理由捍卫什么?‍‍‍‍‍‍‍‍‍

大致来说,从性别角度对电影制作方提出质疑的,是舆论场中被称之为红色女权的博主。她们的主要观点是,《我本是高山》编剧和导演在人物、情节的设定上,犯下了“男锅女背”的错误。进而,她们反对以脸谱化的造型来表现女英雄张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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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未被《我本是高山》理解的张桂梅
作者:旧闻评论
发表日期:2023.11.21
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主题归类:主旋律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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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制作方已经表明立场态度的有编剧之一的袁媛、导演之一的杨瑾。袁媛对电影批评的指摘全然拒斥,以出乎意表的愤怒姿态、近乎诅咒的言辞反击粉红女权。袁媛的下场及其表现,加剧了一般观众对电影的恶劣感受,这也许是她后来删帖的原因之一。‍

导演杨瑾对性别批评的表态很委婉,其引用了央视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的驳斥文。这篇驳斥文使用了大量贬义词,丑化从性别视角提出批评的人,将后者描述为“节奏大师”,“狼心昭然若揭”“有组织的诋毁声音”,最严重的是指责对方是“境外势力”。‍‍‍‍‍‍‍‍‍‍‍‍‍‍‍‍‍‍‍‍‍‍‍‍‍‍‍‍‍‍‍‍

编剧、导演及坚定支持电影的央视电影频道,从个人道德、批评动机等方面入手,努力将针对电影的性别批评描绘为女权主义的进攻。这种应对电影批评的模式实质上是舆论战的打法,即将批评者打为反动派,从而否定批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这种应对批评的方法在一般社会批评中有效,但具体在《我本是高山》的电影论战中,恐怕是无效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粉红女权反对的不是张桂梅,而是反对电影品质,抗议的是电影制作方不仅未能表现出张桂梅的本质,反而贬低了她。

由性别视角凝结而来的主要论据,除了编剧将酗酒男改成酗酒母,一个根本的指控在于,制作方归因不当,将张桂梅的行事逻辑归结为告慰亡夫,用不真实的情调抹杀了张桂梅的信仰支撑。在备受责难的这一点上,制作方未能给出圆满解释。‍‍‍‍‍‍‍‍‍‍‍‍‍‍‍‍‍‍‍‍‍‍‍‍‍‍‍‍‍‍‍‍‍‍‍‍‍‍‍‍

面对“男锅女背”的批评,一些电影支持者首先不接受,然后是用“酗酒母亲也被张桂梅拯救”来争辩编剧的合理性。考虑到两下的失焦,这种辩解并没有正面回答批评者的问题。根本的根本在于,编剧和导演对张桂梅这个人恐怕缺乏理解。‍‍‍‍‍‍‍‍‍‍‍‍‍‍‍‍‍‍‍‍‍‍‍‍‍‍‍‍‍‍‍‍‍‍‍‍‍‍‍‍‍‍‍‍‍‍‍‍‍‍‍‍‍‍‍‍‍‍

没有理解透彻,体现在电影制作方对张桂梅身上的人性与党性,做了自以为是的取舍,花费很多情节乃至赔上逻辑来表现其人性,但对驱动张投身基层教育革命的党性着意削弱。在此之后,将人性窄化为女性,进一步导致信仰虚置。‍‍‍‍‍‍‍‍‍‍‍‍‍‍‍‍‍‍‍‍‍‍‍‍‍‍‍‍‍‍‍‍‍‍‍‍‍‍‍‍‍‍‍‍‍‍‍‍‍‍‍‍‍‍‍‍

老实说,《我本是高山》或许本意不是要否定女性,它其实也想表现女性,甚至以自个的方式在用力表达。可因为编导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两个层面的无所用心,缺乏深入研究,以致于他们最终滑向了主旋律电影的脸谱化表达方式。

属于张桂梅的生活真实在于,她经历了失败的女性经历后,决定舍弃家庭责任,家庭不再能缩小她的视野,她将忠诚于牺牲交托给信仰,也就是她所说的“对党的承诺”。家庭和工作不再是她的两头牵挂,学生们也只是她象征意义上的孩子,与信仰同流。‍‍‍‍‍‍‍

张桂梅不是一位工作中的母亲,母亲身份无法成为撕裂她内心的思想羁绊。当然,这并非说张桂梅不再是一名女性,而只是代表女性角色所承担的家庭责任,被她用另一种选择卸除了。在这种生活真实前,电影中张桂梅沉湎于亡夫的戏份即为虚假。‍‍‍‍‍‍

因为电影编导无法透彻地理解张桂梅,所以也就无法诚实地处理张桂梅身上的女性特质,最后只能用闪回亡夫这种老套且出戏的所谓艺术真实来应付,这是编导无所用心的极致表现。因为对生活真实的接纳无能,艺术真实也无所附丽。‍‍‍‍‍‍‍‍‍‍‍‍‍‍‍‍‍‍‍

所以,当电影制作方依据主旋律电影的模版,继续在张桂梅身上安插男女感情戏以增添其女性色彩,越是用力,越是南辕北辙。这种制作惯性,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完全不能靠女性与党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来辩解,批评者抨击电影矮化和扭曲张桂梅,道理在这里。‍‍‍

于此,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以电影的形式来表现张桂梅的党性,进而来表现这个人?或者说,如果《我本是高山》是一部严格意义上失败的电影,还有别的内容能贴切地安放于传记电影这一形式?个人觉得搁在国内电影界,有难度。

有支持电影的人将《我本是高山》比作《武训传》,以武训来比喻张桂梅。如果论者稍微了解《武训传》在那个时代所引发的大批判,恐怕就不会轻易做这种轻浮的类比。但在反击批评者时,支持者却深文周纳,挥舞意识形态大棒,令人深思。

或者说,当电影编导及支持者抬出诛心之论,凭空指控境外势力干涉《我本是高山》时,他们恰恰忘了批评者可以一招反制,这一招名唤:低级红、高级黑。当导演和编导都附议危言耸听,召唤铁拳划定讨论红线,他们的恨与怕展露无遗。

某种意义上,人们得承认张桂梅这样投身信仰的女性身上,有在这个时代中只能孤独自守的东西,以致于它可以结出硕果,其精神内涵却无法被分享。主旋律电影大刀阔斧地推己及人,却在张校长女性与党性的真实境界浅尝辄止,何尝不是一种轻慢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