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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在九月的时候，再去看看向老师，闻一闻他窗外那满街道的桂花香。
我是在2016年3月的清寒中来到江西，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是武宁县城边一个新建的小区，门临当地的西海，宁静又空旷。我到的当天，他在门前摆满擦鞋摊的武宁县汽车站外接上我，笑容满面，皱纹密布在眼角额头。他接过我手里的水果，穿过车流不息的马路，在前面给我带路。
他穿件老式的黑呢子大衣，露出白衬衣的领子来，头发几乎全白了，走在这不大不小的武宁城里，不知为什么，他看起来与周围的人群有点格格不入。后来，我发现，是他走路的姿势。
快八十岁的人了，走路腰板还是笔直笔直的。手不拎东西的时候，就背在身后，脊粱还是挺直的。我问他，是习惯吗。他笑起来，说，一辈子这样惯了，在坐牢的十八年间，也是挺直脊梁。为了这个走路姿势，在监狱里还被批判过。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在里面十八年，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心里认为自己是个犯人。从来没有一天，我怀疑过自己。”他说。我相信。他从一摞摞旧照片中找出张黑白照片，是1978年，他出狱后第一天，在西宁照相馆的照片，穿着黑色布衣裳，脊背也是挺直挺直的，眼睛竟然亮得出奇。
这是一副坚硬的骨头，我想。它应该是洁白的，白得耀眼。
几个月后，我在合肥见到了顾雁。他的头发比向承鉴白得还彻底。银发有一点点乱，让一张老人的脸高贵而生动起来。
老居民楼二层的窗外，杨树的叶子在寒风中呼呼作响。我听顾雁讲起六十年前的往事，讲他记忆中的天水—我的家乡；讲他的第一次恋爱，是和林昭。讲记忆中的林昭，那1960年10月苏州街角的最后一次回眸。那碎花衣服的背影。那些或平静或热烈的信——如今它们还尘封在法院的档案里。他说，林昭不是什么圣女，她只是为尊严而死的一个人。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就讲气节，这个气节，不就是人的尊严么。他说。
他何尝不是这样呢。十八年的牢狱之后，他终于等来可以进行物理学研究的机会。他把一切的心力都投入进去，为了他的量子混沌力学，分秒必争。1996年，退休年龄到了，学校有意返聘他，他却拒绝了。他完全退下来，开始做自己的独立研究。他不愿意在校园学术的各种人情往来中花费时间。一切的研究，只是为了自己感兴趣的物理问题。2016年，他82岁，书桌上还放着用英文写作的论文草稿，书架上还钉着物理学的公式。
在“星火”前辈中，我第一个见到的是谭蝉雪。2015年9月，在上海初秋依然聒噪的蝉鸣里，我听她讲起往事，讲起她永远的恋人张春元。1970年她在狱中，突然得到他的死讯——枪决他的布告就贴在监所的墙上，上面打的那个红叉，剜去了她的心。她在暗夜里眼泪长流，咬着嘴唇不让自己痛哭出声，监视者就在近旁偷窥，随时准备去给上级打报告。那半个月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只知道，几天后，她的一头黑发几乎全部变白了。而他在生前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在上海，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捎给她的：“我对不起谭蝉雪，没有能陪她走完一生。”
我也再次想起冬日里穿过秦岭的火车，把我带到四川内江。在沱江江畔内江师范学院的老家属院里，我见到孙自筠。在南方潮冷的冬天里，他裹着厚厚的棉衣，坐在沙发上，给我讲六十年前的往事。讲他和谭蝉雪等兰州大学的右派同学一起，在天水甘泉镇下放劳动。在饥荒弥漫的1959年秋，他穿上母亲寄来的、平时舍不得穿的呢子衣服、皮鞋，装扮得体面一些，步行二十里路，想去位于北道埠的铁路食堂，冒充职工，吃一顿好饭。走在路上，他被面黄肌瘦、饿着肚子还在田里干活的农民看到了，他们把他当成了干部，骂着，朝他吐口水，扔来黄土块，弄脏了他身上的新衣。
他的心被刺得生痛，一路走着，农民的骂声还在耳边环绕着。回来后，他思量再三，决定要给共产党的刊物《红旗》杂志写信。他是一起下放的右派同学中唯一一个党员。因为他的“红帽子”，和他关系一直很好的谭蝉雪，不敢和他交流关于时局的看法。而此时的他，坚信“党中央毛主席”是被蒙蔽了，不知道农民正在挨饿的现实。他感觉，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农村正在被基层胡作非为的干部拖入巨大的灾难之中。他觉得自己是党员，有义务向党中央报告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要为正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做点什么，就必须说出农村的真相……在昏黄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这封大约三千多字的信，偷偷寄往《红旗》杂志后，在忐忑中等待着消息。
十多天后，他被当作“反革命”，五花大绑从正在干活的田间抓走。从此，开始服刑、逃亡，在四川乡间隐匿五年又被发现的亡命生涯。
而他始终不知道的，是他的被抓，直接影响到了《星火》的诞生——他的兰大右派同学们，看到他作为党员给党刊写信，竟然被打成反革命，并在全县召开公判大会，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放弃了对执政者最后的一丝希望，开始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和反抗—酝酿和创办《星火》杂志，在信息隔绝的黑幕下，希望星星点点的光能连结起来，刺破黑暗。
2015年的这个冬天，我也来到武山，来到当年的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的坟前。那是一处荒凉的山坡，干枯的野草摇晃在寒风里。杜映华的两个儿子—都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每每提到父亲，都泪流满面。大儿子杜佩民说起那一年，是1970年的3月，父亲在兰州的红山根，和张春元一起被枪毙。三月兰州的风，冷得要穿透心肺。姨夫带着他去红山根寻尸。灰蒙蒙的天空下，不见父亲的尸骨，只见乱石嶙峋，野狗在荒野中奔窜。他们久寻无果，只能将红山根的一把土，带回家乡。到了村里，“反革命”的家庭，父亡亦不敢举丧，一家人哭都不敢哭，夜间只在栖身的破旧土窑里，躲被窝里嚎啕。直到1980年平反，才在这母亲娘家的后山坡上，觅一处黄土，请阴阳先生念经，请众亲戚作证，按家乡的习俗，为父亲招来魂魄，葬于此处。从此年年清明，有了一个可寄放念想的地方。
我也来到河南，在郑州满街道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招牌底下，去城市的新区寻访张春元的弟弟。他叫张春沛，是张春元活着的唯一一个兄弟了。老人羸瘦而虚弱，说起哥哥，说起往事，一次次硬咽着说不下去。说起1955年，哥哥从朝鲜战场归来，骑着马回到家乡，容光焕发。那一年，是自从哥哥13岁离家出走之后，他们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春节，也是记忆中唯一的祥和之年。家门口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鞭炮花在门口洒落一地，哥哥带着他走亲戚，去看舅舅探姑姑，老人们抹着泪，看他们兄弟俩意气风发，感叹从小没娘的孩子终于长大了，成了家里的荣光了。可这短暂的幸福很快一去不返，1957年，退伍后去了兰大读书的哥哥被打成了右派，再后来，被下放到天水劳动，再后来，哥哥和他的同学一起办《星火》，成了“反革命”被抓。再后来，1970年，传来哥哥被枪毙了的消息。
至今，他思念着哥哥，却并不懂得哥哥到底做了什么。几十年间，他也一直被哥哥连累着，“文革”中差点连命也搭上。他也曾在心里怪怨哥哥。“到如今，我让孩子们都入党。”几十年了，他似乎一直想证明点什么，或许，那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想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这个国家，为自己找回一点人的尊严。
一直到了1990年代初的一天，张春沛才再次见到谭蝉雪。她不是1959年和哥哥一起到河南老家来时，他记忆中那个高挑俊美的大嫂了。她老了，个头似乎都缩小了，瘦瘦的，一头白发。在机场接到她时，他环抱住她，忍住老泪，安慰说，大嫂，今天，咱不哭，我带你好好转转……
我想去闻桂花的香。那被痛苦浸泡过的老人，如今在生命的老年，回到家乡，在桂花的馥郁里，舔舐着生命里的伤口，还在想这一切苦难（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退休后的向承鉴，写《炼狱归来》的自传，写《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因为这本书，惹来审查的官员上门，连续三天，软磨硬泡，让他停止出版。
就这样，在三月春天的夜里，我陪老人散步。听他长叹着：六十年过去了，真像一场梦啊。对我来说，这个梦早都醒了，可还有好多人，还在梦中哩。
2
万古长夜闪“星火”。
说起来多么惭愧。作为一名记者，我是在2015年的春天，才知道这世间曾有《星火》存在的。
《星火》的出现，是1949年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奇迹。
这份诞生于大饥荒时代的地下杂志，由兰州大学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劳动的师生创办，仅印出一期，就被发现，在莫须有的“星火反革命集团”案中，逮捕43人，判刑25人，在“文革”期间被枪决杀害两人，与“星火案”有关的林昭也在1968年不幸遇难。
顾雁，《星火》最重要的发起人、作者；向承鉴，《星火》第一期的刻印者，作者；谭蝉雪，“星火案”受害者，晚年竭尽所能寻查“星火”档案，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以下简称《求索》）一书，为“星火”立传。
2015年，我从友人王天定处得到了一本《求索》的复印件。更进一步，我才知道，《星火》就诞生在天水，它最重要的参与者张春元、顾雁当时就在马跑泉镇。而这个西北小城的小镇，就是我的出生地啊。从小，我就在家旁边的马跑泉拖拉机站玩耍，那里后来成为镇上的酱园。夏天时，满院子是装酱的大缸，弥漫着大酱又臭又香的味道。1980年代初的乡镇小学，学校里响应“除四害”，让小学生去打苍蝇，还要给学校上交“成果”，我们就去酱园里追着苍蝇打。
而马跑泉拖拉机站，就是张春元1958年下放到天水劳动，并酝酿创办《星火》杂志的地方。当年，谭蝉雪、顾雁、苗庆久他们，都曾到拖拉机站来过。
我曾猜测，我那饿死于1960年的大饥荒、当时48岁正值壮年的祖父，一定见到过张春元。那个中等个头，脸方方正正，眼睛明亮的年轻人，他是下放的大学生，举止气派都和乡民们不同。
为了确定我家隔壁的拖拉机站就是张春元曾经住过的地方，我还费了点周折。结果发现自己弄错了。那个拖拉机站，也在镇上，却是在街道的西头。而我家，在街道的东头。
2016年夏，我在父亲的带领下，找到了曾担任马跑泉农机站站长的杨伯伯。我没想到，当我说起1958年下放的兰大右派学生，说起拖拉机站，他竟然说出了张春元的名字。
他告诉我，我家隔壁的那个拖拉机站，是1970年后才设的分站。马跑泉镇上，共有三个地方，曾设过拖拉机站。最终，他把我带到了张春元当年住过的地方。从1950年代到60年代，这里是马跑泉拖拉机站所在的准确地址。
我们穿过镇子西头一片正在加盖的房屋，又穿过几条长长的小巷，来到一段高二十多米的土崖下。这里属于今天的马跑泉镇胡王大队。一直到1990年代之前，这里都保存着它原来的样子，几间平房，一个矮矮的铁门。如今，它已被紧贴隔壁的一家医院征用。当年这个医院是部队医院，如今改制成民营的广济医院了。
这里是一片无人打点的荒林了。一片梧桐胡乱地舒展着枝叶，旁边就是医院的殡仪馆后门。在七月耀眼的阳光下，我拍下照片，发给谭蝉雪。这里正是她记忆中，土崖下那个曾经的小院子。在那里，她和他，每次见面，没有“谈情说爱”过，只是一份淡淡的默契相知，彼此见面时，眉目间都是难以掩藏的喜悦。
回去时，我穿过镇上的街道。路两旁的房屋拆得七零八落。新修成的高铁站即将通车，小镇上遍布垃圾和废墟。几个孩子在高架桥下的污水沟旁，玩耍着。
这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镇子了，更不是顾雁、谭蝉雪他们记忆中的了。
在我的少年时代，这个镇上那眼著名的古泉—马跑泉还在。传说，唐朝的大将军敬德西征路过这里，人困马乏之际，他座下的宝马刨出了这眼甘泉。旁边的古寺，两棵近千年的古柏，到现在还繁茂着，说是将军系过宝马的地方。在我长大之前的记忆里，那泉水冬暖夏凉，汩汩流淌着，不分日夜。隔了六十年，顾雁还记得那泉水的甘洌。
从1990年代初开始，泉渐渐干了。先是越来越小，到后来，一丁点儿水都没有了。干枯的泉眼上，用劣质水泥砌了两个花坛，这里成了一个小广场。两棵古柏，在寺院不断加高的楼阁和香火熏绕之下，树冠逐年缩小，不复有当年的葱茏。
和中国大地上无数个乡镇一样，这个镇子，也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人们手边宽裕了，房子越盖越高，伸到街道上去。过去那些古老雅致的木门面的、带着二层阁楼的老房，几乎全部拆掉了。整个镇子毫无规划地野蛮生长着。和越来越大的市场伴随着的，是成山成堆的垃圾，没有人管，散发着恶臭，不远处就是人头熙熙攘攘的市场。
泉干了。家家早都接上了自来水。可这些年，到处是地下水污染的消息，越来越多的人不敢再喝地下水，而是买桶装的矿泉水喝。
2014年，高铁要来了。很快，巨大的高架桥就把镇子劈开了。到处是拆了一半的房屋，和堆砌的建筑垃圾。2017年7月，高铁通车，巨大的垃圾堆依然没有清理，镇子更脏更乱了。
2017年7月，我陪顾雁老师回天水访旧。他早已认不出这里。
顾雁是趁着受邀在陜西师范大学参加一个物理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顺道去天水的。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徐诚，也去当年他教过书的天水市二中（当年叫天水县一中）看看。1958年，他们一行人下放到天水后，因为当时大炼钢铁、县里要建实验室的机会，他和徐诚、胡晓愚三人，被留在学校里办实验室、教书。
天水市二中也是我上中学时的母校。母校最著名的景观是操场旁那一排十多棵巨大、古老的柿子树。在2015年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顾雁，这位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当年的“星火”前辈，六十年前，在学校教书时，也曾在那繁茂的柿子树下徘徊……
这个七月，在天水市二中，他和徐诚，以及当年的几位老学生被请到党员活动室座谈。墙上，贴满了教师的政治学习材料，几个红色的字，晃荡在顾老师的头顶。我想起他说过，1952年上北大物理系，他和徐诚两人，最讨厌接连不断的政治学习，两人就跑到宿舍反锁门躲起来。
拍照片时，我特意绕开了那刺眼的红字。只留下顾老师满头的银发和沉静的面容。
在校史室的墙上，我也看到了堂伯父张翀先生的照片。1986年到1996年，他在这里担任了十年的校长，也是学校历史上最受尊敬和爱戴的校长。他的风度，高大清癯的样子，更像一个文人，和顾老师他们都有一种相通之处。
他也是兰大的右派之一。1957年反右时，他是兰大化学系的助教。我在向承鉴的自传中看到一份兰大“右派教师”的名单，他列在末尾。受到的处分较轻，是留校察看。
他于2015年的秋天去世，时年83岁。
我难以言说这份心中的懊悔。他是我的老校长，是我的堂伯父，也是和星火前辈一起打成右派的落难者。在1966年之后的“文革”，他同样遭了不少罪。而我，过去常在逢年过节时，去家中探望他，欣赏他晚年神韵颇佳的书法，却从没有一次和他谈起过往事。或许，潜意识里，我以为他并不是愿意和晚辈子侄谈论起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
3
我问父亲，可知道《星火》？他有点茫然地摇摇头。“当年影响很大的反革命案子啊，你不知道？”我提示他，他还是没有印象。
1960年，我的父亲14岁。那一年的大饥荒，他失去了父亲。
小时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和父亲一起去给爷爷上坟。要走很深的街巷，穿过整个镇子，一直往南边的山上去。在我记忆中，那是山梁上的一片坡地，很大，“破四旧”时坟早平了，所以并没有一个坟头。不知道父亲是做了怎样的标记，每次，他都能找到。大年初三，我们姐妹三个跟在父母亲身后，跪倒在那片冰冷的黄土上，看父亲点燃他用正楷恭敬地写了名字的纸牌位，点燃一张张纸钱，奠一杯茶，又奠一杯酒，然后，我们一起磕头。那时候，总是在无限怅惘的神色里，再传来他一声深深的叹息：我前两天还梦见你爷爷呢。
少年失怙的父亲，与寡母幼妹相依为命，曾不忍看母亲劳苦，辍学不上，最终，还是在亲戚们的劝说下，返回校园，完成了高中学业，最终因为美术的天份和才华，在县里的文化馆谋得一份差使，后来转为中学的美术和语文教师。
我曾无数次听父亲说起爷爷。每次开头，都是“挨饿的时候……”
父亲的讲述里总是充满痛惋。
在父亲的叙述里，爷爷的个头比他还高，大约是1米78左右的样子。他高大精壮，是一个能干勤快的庄稼人。1949年前，他凭着自己的吃苦能干，攒了点钱，在马跑泉镇的街道上买下一处小门面。他烙得一手好锅盔（北方的一种大饼），养活一家老小。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来了。苦难的岁月开始了。
食堂里没吃的，家里不让开灶，奶奶在地下藏了一点点粮食，结果收粮的干部来了，全部抢走。父亲至今记得奶奶呼天抢地的悲哭声。
家里彻底没粮食了。每天，从食堂打来一块“坝子馍”（类似玉米面发糕，但比较硬），就是全家一天的粮食。那时候，我最小的姑姑才一岁多，每天饿得直哭。爷爷把馍平均切开，拿小秤称，一人一小片，家里六口人，就切六片。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最大的劳力，可他的那一片，和最小的一岁多的女儿一样多。
一生勤苦正直的爷爷，就是以这样近乎迂腐的“公心”，保全了他的妻子儿女，而他自己，却倒下了。
父亲从学校里被人匆匆喊回，赶到家里时，我的爷爷已经不行了。他倒在炕上，高大的身躯再也无法起来。父亲跑去喊大夫，大夫来了，把把脉，看看样子，只是摇头。像所有在这个1960年的早春死去的我的乡亲们一样，他的肚子里，只充塞着树皮，观音土，早已到达了生命的极限。
这是公元2017年，我在这里，第一次写下爷爷的故事，写下惨痛的家史，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似乎看到爷爷的在天之灵，依然没有得到安息。他的死亡，他受的罪，他临死时对未成年的儿女千万般的不舍，他面对这改天换地后荒谬而不解的世界，带着多少的疑问？又有谁知道呢？
和他一样，在这个国家，从1958年到1960年，那地狱般在饥饿中死去的人——他们大多数是农民，也有被打成社会最底层的知识分子。又何止千千万万呢？
2015年的夏天，有朋友委托香港的学生，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复印了一本谭蝉雪老师所写的《求索》给我，这是她花费了巨大的心力，收集资料，整理成文，将《星火》前辈们当年在黑暗中的求索之路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世间曾有《星火》。
我感念谭蝉雪老师。她在退休之后，就决定要把一生中最重要的这段经历写出来。她是为了历史，也是为了爱情。她的爱人张春元，一个英俊坚毅、富有思想又具有行动力的男子，是“星火”最重要的“带头大哥”。1970年，他和遇罗克等人一样，在监狱里“一打三反”的血腥潮流中，被杀害在兰州城外的红山根下。和他一起殉难的，还有“星火”的支持者，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在他们两人之前，1968年，“星火”同案的林昭，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1980年，星火案平反之后，杜映华被自己的两个儿子，按照当地习俗“招葬”在故乡的山坡上。而位于苏州的林昭墓，如今已成为一个象征，年年的祭奠甚至惊动当局，听说周围还安上了摄像头。只有张春元，至今英魂尚没有安放之处。
我也感念胡杰老师。他在拍摄纪录片《林昭》之后，又拍摄了《星火》。让发生在我家乡的这一段历史，让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第一次以影像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因为那一道“墙”的存在，不仅在我的家乡，就是在整个中国，也并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片子。
我感念我的记者生涯。经历了中国媒体1990年代以来的一段“黄金”时期，我在其中成长、思考，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只可惜，这一段新闻专业主义初建的旅途，我们虽曾参与，但行走不远，就遭遇了社会倒退的飓风，将一切推倒，只余遍地瓦砾。在最需要记录者的时代，我们没有了媒体，也没有了记者。
在一个如此充满禁忌，我们再也没勇气去触碰禁忌的年代，“非虚构写作”却有如一把虚火，到处在说，到处在谈。可当我受邀在一个朋友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上，试着去发布一篇看起来并没有“敏感词”的文章时，却怎么也发不出来。“非虚构写作”难道只能在时尚杂志上看到吗？有年轻的朋友问我。
还好。我写星火，不是为了“写作”。或许是记者的心怀太重，至今，我始终没有学会把玩文字。我骨子里还是个记者，我也并非是一个作家。我想，即使我是在“写作”的话，那我也不是为了文字，而是为了自由。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1959年开始，大饥荒席卷中国，死于这场灾难的人数，至今在这个国家还是一个谜。记者、作家杨继绳，在他的晚年，为这个国家那些死于饥荒的人们，用作品树立了一座唯一的《墓碑》。
从“反右”到大饥荒，一条言论与思想遭受打压，禁锢思想、控制舆论造成灾难的脉络清晰可见。“反右”摧垮了知识分子，也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出“不能说真话”的寒蝉效应，到后来一系列极为荒诞的政策出台时，已没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正如向老师回望说，“全国真正成了一言堂”，毛成了皇帝，而无数的农民，被践踏入地狱。
“《星火》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被低估了。”一位看过《星火》所刊文章的朋友曾感叹。如今我们看《星火》前辈的文章，他们思考的深入和决绝，他们对极权体制的认识，对现实问题的揭露，无不展示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独立，以及面对灾难的最大的勇气，以及诚实。不管是和同时代的遇罗克，还是和此前的一些思想者相比，他们都是最彻底最清醒的批判者。从今天来看，他们的脊梁，始终没有被极权摧垮过。
我在2015年7月，彻底离开媒体，成为一名独立记录者。这几年来，我访问了一些今天这个国家抗争者的故事，律师的故事，失去了阵地的孤独的调查记者们的故事。但我心里最萦绕于怀的，是星火前辈的故事。
站在2017年的时代边缘，回望六十年前的1957年，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心有戚戚，或许会感知到这六十年的时光，竟然一线牵连，隐隐相似。
2017年，辛酉“反右”六十年。在中国的媒体上，和2016年的“文革五十年”一样，成为处处设防的媒体话题禁忌。这么巨大的灾难，在六十年后，没有反思的机会。
在香港，“反右六十周年的研讨会”曲折召开，到会的老人家们，已不到三十人。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时，还有一百多人参加。在2017年的这个会场，一位右派老人的儿子，也是五十多岁了，从国外赶来，讲述自己父亲当年的遭遇。他的声音突然凌厉起来：“从那以后，我的父亲就没有尊严地活着！”
他的父亲，毕竟活下来了。还有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夹边沟的阴魂呢？那暴露在寸草不生的荒漠里，无人收拾的白骨，到了2017年，只有艾晓明老师以一己之力的独立纪录片来呈现。
2017年春天，夹边沟的生还者，我的天水前辈李景沆神父于天水师范学院的家中辞世，时年93岁。2019年2月21日，在成都，“五七”幸存者，《格拉古回忆录》三部曲的作者张先痴，离开了人世。
越来越多历史的见证者，都走到了他们生命的暮年。以当时二十岁来说，他们到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很多的人，都已带着他们见证的这个世界的荒谬，那缠绕壹生的噩梦，离开了人间。
而我，一个家乡的晚辈，以自己的一段寻访，来向他们致敬。也向我的家乡，向我死去的爷爷、死去的父老乡亲，送上一份忏悔与歉疚的心情。这或者就是我追寻《星火》人物，以及那些历史印痕的唯一价值。
又记：
感谢我在访谈文章提及的所有受访者。
向所有的星火受难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写作中，参考了谭禅雪女士所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以及向承鉴先生所著自传《炼狱归魂》，并胡杰先生拍摄的独立纪录片《星火》，一并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