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最热的时候，78岁的谭蝉雪在上海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王中一。他是张春元生命最后时刻的狱友。王中一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为了转告她那一句张春元留下的遗言:
“这一生，我最大的心愿，是不能陪谭蝉雪度过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张春元是她的未婚夫，殁于1970年兰州寒冷的三月。他是1960年大饥荒时期甘肃地下杂志《星火》的灵魂人物。
这句话，是在甘肃省第一监狱，张春元临刑的前一天夜里，专门交代给王中一，拜托他将来有一天转达给谭蝉雪的。
相隔了四十二年的岁月，这句话才送到了她的耳边。
2015年的9月，当我来到上海，在广粤路的一个小区里找到谭蝉雪时，她给我讲起了这段故事。往事惊心动魄，她那曾被苦难摧残过的容颜，依然是平静安详的。
她对我说，接到王中一电话时，她心跳得非常厉害。她没有说，当她接完电话，在最快的时间内坐上火车，去常州寻找王中一，见面细问当年的情景时，她哭了。
1、纸条与“罪证”
1998年，民俗学家谭蝉雪从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定居。
无限往事仿佛已经尘封，但她其实从未停止怀念。
从2004年开始，她着手准备写关于当年“星火案”的第一本书，《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那段时间，她奔波在兰州、天水一带，去寻找当时的案卷，要把被尘封的往事写出来。她到处碰壁。后来还是以给兰州大学写校史的名义，一次次找法院，也给管档案的人说好话，送给人家从上海带来的礼物。终于，在一个下午，她走进了武山县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听到管档案的人说，前些年地下室曾漫进过水，但所幸案卷完好无损。
在发黄的案卷里，她看到了张春元写给她的一张张纸条。那是1960年7月，她离开下放劳动的甘肃天水，在广东开平越境被抓后，他心急如焚，南下来营救她时写的。
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一贯是胆大心细的。但那次，他显得有些鲁莽。在得知她在广东被抓后，他化名“高澄清”，拿着假的介绍信，来广东救她。但他的假介绍信引起了怀疑，一到广东，就被扣押了起来。他无法见到高墙内的谭蝉雪，就试着联系“内线”。他把看守所里的女医生当成了好人，一次次写了条子托送进来。
那些条子是这样的:“雪:七月半来此被关，已知我们为大学生，此处一切好，我现在单房三号一八，可给弟去信，由我来办。亲朋不可理，一切谣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实守法，千万给我一回信!告知近况，前次带来的衣物收到否，还缺何物……”
“雪:医生应允帮忙，我们感谢她那善良的愿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写几句话，请托医生交我，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伤。而最愁人的是你近来怎么样了?身体如何，快给我来信!”
“雪:今天接见请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墙之隔难相见，真没有办法!我给你写了二次字条，收到没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纸条，全被女医生交上去了。包括两三厘米宽的小纸条，后来都作为“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的证据，放在张春元的案卷里了。一直到2006年，46年过去了，她才在查阅案卷时第一次看到它们。
看到这些发黄的，粘贴在案卷中的纸条，她仿佛看到他的心。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它依然是鲜活的、炽热的。
和这些纸条放在一起的，是“星火反革命集团”案的其它罪证。她也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和他们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的兰大“右派”学生中，就有人向当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档案写到:“案件的线索来源:1960年4月，兰大右派分子陈友达向省公安厅反映:兰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去兰州与学校右派互相来往，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十分可疑。”
除了陈友达，另外还有两个告密者，是他们的同学郑连生和柴继德。有人告密，加上她当时回广东老家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这样全面暴露了。
1960年9月，谭蝉雪和张春元分别被押上了从广州北上的火车。4天之后，到达兰州。他们被关进了关押省级要犯的兰州贡元巷看守所。从那以后，这对恋人再无说话的机会。
如今，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忆不起这一生和张春元的最后一面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拼命地想。说，如果有最后一面，应该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体育场的“反革命集团案”公判大会上。但那天，他们都被五花大绑着。在台上，他们被分开得最远，一个在最东头，一个在最西头，她只看到一眼他模糊的身影。那天宣判，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她被判处十四年。
她记得，那天天奇冷，阴沉的厉害。会场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谭蝉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狱友叶青，一个因和人打架被抓进来的奇女子。在那样肃杀的气氛中，石破天惊一般，叶青喊了一声，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场皆惊，谭蝉雪看见武警端着枪冲下去了。
叶青是她晚年时一直在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还有在狱中时为她治疗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还有一位曾试图帮助她，但很快被撤职的看守所所长。天寒地冻，长夜漫漫，在极端的绝望中，依然有一些带着人性温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2、大饥荒中“右派贱民”的爱情
“阿姨，你和张春元当年是怎么谈恋爱的嘛。”每次见面，我都会问她。她呢，静静摇摇头，微笑着:“那个时候，谈什么呀。”
其实，他们在兰州大学时并不相识。他在历史系，她在中文系。在校园里，她是光彩照人的。在“反右”前夕，校园里“裴多菲俱乐部”带来的热切讨论中，有她活跃的身影。她一度曾有“兰大林希翎”的美称。
1957年初夏，风云突变。从“鸣放”到“反右”，不过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莫名其妙的，她也成了“右派”。主要罪状有二。一个是她曾写过的文章《爱情自私论》;一个是她在回广西老家奔父丧时，听老百姓们议论:“国民党贪钱，共产党贪功”。在“鸣放”时，她把这个议论转述了出来。
1958年8月，经过一年多漫长的等待，她和兰州大学的另外四十一个右派师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
张春元因为在上兰州大学之前，曾上过朝鲜战场，是汽车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现为麦积区)的马跑泉拖拉机站。她则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临时住在当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至今，天主教堂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房屋了。
和谭蝉雪一起下放到甘泉公社的还有三个同学。其中一位是孙自筠，兰大中文系的才子。另外两个人，是数学系的周善有和丁恒武。
丁恒武是陕西人，大个子。1959年，他被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开始在附近的水库学游泳，说要从湄公河偷渡出去，“留在这里迟早也是饿死”。有一天，他来向谭蝉雪告别，说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来，一定回来找他们。如果再没回来，就说明他死了。从那以后至今，人们再没有见过他。
孙自筠还活着。2016年的冬天，我在四川的内江师范学院见到他。他80岁了，对我回忆起谭蝉雪等人，以及“兰大反右”、大饥荒、1958年的“大跃进”，还有公社让他们四个大学生三四天就办出一个“农业大学”的荒诞事。
早在张春元、顾雁他们酝酿办《星火》之前，孙自筠就给中共的《红旗》杂志写信，反映当时农村开始饥荒弥漫的真实情况。但因为他是唯一的党员，有“红顶子”，谭蝉雪和其他同学那时都防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饥荒已开始弥漫。谭蝉雪每次去食堂打饭，端回来一盆面糊，清得能当镜子，照见自己的面容。
她记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积雪很厚，他们从山上滑下来，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人，在卖包子。当时那种白面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多少钱一个呢?大约等于现在的十块钱。“我们没有钱。看一看就背着柴走了。第二天，就听到人说，从那包子里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断有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传出来。谭蝉雪住的一户老乡家，房东老大爷也死了。饿死的。在一天夜里，她听到那一家人凄惨的嚎啕声。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谭蝉雪时，我告诉她，我的爷爷张如林，1960年时48岁，也是饿死的。我爷爷所在的马跑泉公社(现为镇)，离她那时居住的甘泉公社(现为镇)，相距也就十多里路。
“那时走在路上，经常就看到饿死的人。你没法无动于衷。”谭蝉雪说。
而事实上，他们作为大学生，条件还是比普通农民好很多。她虽然和家里没联系，但定期的，有亲友寄粮票来。孙自筠的妈妈省吃俭用，从天津寄粮票给他们。有时，他们会相约去北道的铁路食堂吃一顿。虽然饥荒弥漫，但铁路食堂还是有各种吃的。
环境困厄得让人绝望。但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大家曾以为美丽的谭蝉雪和英俊的孙自筠是一对儿，但其实，她喜欢的是张春元。
张春元那时住在马跑泉拖拉机站，和甘泉相距不到二十里路。马跑泉是一个大镇子，拖拉机站所处的地方算是一个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经过，右派同学们也时时来这里歇脚。如今，这里已并入了麦积区广济医院的后院，是医院的太平间所在了。
当年那里是土崖畔下的一个大院子。顾雁记得，当时的张春元，负责管理着全县唯一的一台从意大利进口的拖拉机。红色的，锃亮，看上去挺神气。
张春元留她吃饭。那时候大家都饿着，但他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因为他曾上过朝鲜战场，当地的干部，很多都是部队转业的，对他不错。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她也始终没有告诉我。
但在我的寻访中，顾雁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张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们坐在拖拉机上。天很冷，一说话就呵出白气。张春元告诉他，自己喜欢谭蝉雪。
他们彼此相爱了。在1959年，那个大饥荒正在越来越惨烈的冬天。从此，他住在她的心里，整整一生。
3、亲人，以及无法树立的墓碑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见到张春元唯一的亲人—他的弟弟张春沛。
张春沛说，那一年，大嫂谭蝉雪回来，他去机场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缩小了。”这中间，隔着多么漫长又沉重的岁月啊。1998年的谭蝉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个高挑、美丽的大嫂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他环抱着大嫂—一个瘦弱的老人。说:“我带你好好转转吧。”
无处去凭吊。她一直想着给张春元立个碑，取一些兰州红山根下、他被杀害的地方的土，建个坟。但弟媳反对，弟弟张春沛也做不了主。人死了四十多年了，可恐惧还在。我采访时，张春沛回忆起哥哥，不停地流泪，还是无限的怀念。但说起当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牵连。他说:我让我的孩子们都入党。
很多年，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好人，“对党是忠诚的”。对哥哥，他是那么爱他。但他至今还是很难理解，哥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辗转找到了顾雁家位于浦东乡下黑桥的老房子。那是顾雁从小生活，并度过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发前那段平静日子的地方。
在周围的一片高楼映衬中，这座位于河流和田野中间的老宅第，已无可避免地衰败了。是一处江南常见的传统庭院，已被拆掉了半边，但从精雕细镂的门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株桔树，正恣意地结满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来后，顾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离开了甘肃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这里。也是那次回来，他开始和林昭交往。大约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时间，张春元和谭蝉雪也来了，并在这里短暂地住过几天。
几天后，谭蝉雪去了广东，打算偷渡出境。不久后，张春元再次来到上海，告知顾雁，他也要去广东。据顾雁讲，也是这次，他因为和张春元对“偷渡”这事看法不同，有点不欢而散。再过了一段时间，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南下营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同仁全部暴露。
1960年9月，在甘肃天水，“星火”的参与者、兰大右派学生向承鉴、苗庆久等人被捕。10月，顾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随即被逮捕。林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发表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她因此也被当作“星火案”的当事人。
在甘肃那边，被抓捕的除了兰大的“右派”大学生，还有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以及当地的一些干部和农民。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反革命集团”案，直接原因是张春元、顾雁挑头办起的《星火》杂志。第一期只有内部的三十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酝酿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当事人被分别判刑。其中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谭蝉雪被判处十四年。顾雁被判处十七年。另外还有向承鉴、苗庆久、杜映华等人，包括当地的一些农民，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因“星火案”被判刑的人中，还有林昭。事实上，林昭其实并未参与“星火”本身，只是因为她的诗曾被印在《星火》上。而谭蝉雪，其实也并未直接参与“星火”……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规模的杀戮又开始了。这次，张春元没有逃过劫难。他和杜映华在兰州被枪杀于红山根下。
“张春元在星火中间是一个什么角色?”我问谭蝉雪。
“他是说干就干，特别有行动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对当时的现实，头脑里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出路是什么，也很清楚。
他认为出路应该是以南共纲领草案为主。他那时说要起个名称出来，让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奥妙……”
“当时为什么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顾雁提出来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事实上，当张春元、顾雁他们把思考变成行动，着手办“星火”时，谭蝉雪已经离开了甘肃。当第一期“星火”面世时，她看都没看到。一直是在四十多年后，她才在武山县法院的档案里，看到了那些凝聚和承载了那个时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想的文字。
5、“不写下来，历史无法交代”
2007年，谭蝉雪完成了对《星火》的第一部文字记录《求索》。2015年，我见到她时，她正在准备给张春元写传，以纪念他罹难45周年。
爱情，在她心中，不仅是一辈子的承诺，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张春元。星火这段事不弄出来，历史没法交代。”她说。
2017年，依娃帮她联系了明镜出版集团，出版了《星火》电子版。除
了她原来那本书的内容，也包含了张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国，她的母亲是天水人，父亲是陕西人。因为一份对故土的情怀，她曾多次到甘肃天水一带，做大饥荒年代的口述史。
在这本书的末尾，谭蝉雪写到:“有一种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种沉默不是遗忘。”对她来说，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还没被处决之前，我做梦梦见他穿一个军大衣，走过去了。别人说，梦见穿大衣，可能是大难。大衣就是大难。”她禁不住我追问她和张春元的故事，慢慢浸入回忆。
她想起来，当他们同时被关在一所监狱时，有时，放风上厕所时，经过他的窗户底下，她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他故意大声和别人说话，让她知道。到后来，他被转走了，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
她记得在是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有一天，抬饭的人来了，悄悄对她说，张春元从别的地方转到这儿来了。再去打饭时，她对那个人说:“你告诉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上。”但后来她才知道，消息有误，张春元并没有转到这所监狱来。她的话，还是没有送到他耳边。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连眼泪都不敢流。每天进进出出，杀人的布告就专门贴在她路过的地方，天天出门都能看见，躲也躲不过。半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本乌黑的头发，一大半都突然变白了。
1973年，谭蝉雪在酒泉坐满了十四年的牢，出狱了。此时，在老家广西，她的父亲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无处可去，只能接受“组织”安置，到酒泉的工厂上班。
不久，她结了婚，丈夫是支边的上海人，也是工厂里的“刺头”，算是有前科的。1974年，在四十岁这一年，她生下了唯一的女儿辛琪。
她对我说，那时她不想找知识分子，就想找个文化程度不高，受过处理的，“门当户对”。厂里填表时，在“文化程度”一栏，她填了个“小学”。心里想的是:如果不识字该多好啊。在这个国家，读书认字，做知识分子，只意味着苦难。
可她终归是读书人。在最苦难的日子过去之后，她先是从工厂调到酒泉师范，后来又调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风俗学的研究，从1982年到1998年退休，十多年间，成就斐然，书出了厚厚的几大册。
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时，那些书就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6、“该干的已经干了”
“想起这一生，会有后悔吗?”2017年，秋雨如注的十月。在上海，我问谭蝉雪。
“不后悔。我觉得起码我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当地的农民。虽然现在想起来，那时思想上的认识，还是很不成熟。”她说。
彼时，我们是在距离她家不远的一所老人的日托机构里。近两年，女儿辛琪要上班，担心她白天一个人在家，就送她到这里，晚上再接她回家。
她一头银发，穿一件蓝底花色的毛衣。面庞依然是娟秀的，皮肤细腻白皙，除了额头眼角有一两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点点弯之外，她的精神头好极了。
我们说着话，背后是鲜艳的墙。在这里，孩子和老人的托管中心连在一起，空间里有一种明快甜美的气息。我请她再讲讲，讲讲林昭，讲讲张春元，讲讲1959年在大饥荒中的甘肃天水，她的爱情是如何萌生的。讲讲1970年，她在监狱里听到张春元死了的消息，头发如何就白了一大半，从此知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不是虚构的故事。
我们也说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这几年和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整理出来的。倪竞雄年龄比她还大，不会用电脑，身体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大多都是谭蝉雪一字一字整理下来。包括林昭在狱中的小说、颇有争议的《冥婚记》，也是她整理出来的。
“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坏了。也多亏有很多朋友帮忙。”她说。
“星火前辈当年对时局的批判那样激烈而深刻。那您怎么看待今天呢?”我问她。
“我估计我真看不到(我们那时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许还能看看，能否如愿以偿，还是很难说。”她说。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该干的已经干了。《林昭文集》出来了，关于星火，也一本两本也都出来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也可以告慰张春元。就算我去阴间见了他，也可以有个交代了。”她说。
“就是给依娃带来了一些麻烦。”她有些抱歉。
“没事，年轻一代也应该做他们应该的。”我对她说。是为自己说，也是在替依娃说。
她说的麻烦，是指2016年，美国的“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给她颁发了当年的“刘宾雁良知写作奖”。奖金她辗转拿到了，奖杯的故事则充满离奇色彩。
她年纪大了，没法出国去领奖。又担心各种“被敏感”，朋友把奖杯捎给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着辛琪找机会来西安时，把奖杯带回家交给母亲。结果，人还没到，警察上门了，从妹妹家搜走了奖杯。一直到她离世，这个“刘宾雁良知写作奖”的奖杯，也没有到谭蝉雪的手里。
7、在她生命的最后，无所不在的奇怪氛围
其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一直感受着这种奇怪的氛围。这一切，常常让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场“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经历过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香港方面邀请她。她被阻拦，最终没有去成。
2013年，独立导演胡杰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参加放映。回来后，居委会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问她为什么去香港?她反问:我没有人身自由?对方打哈哈，哪里哪里，只希望以后你出门能说一声。
前两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约好了人，正要出门去印，居委会主任上门来了，说，正在外面请人吃饭，上头电话来，只好来问。要求她不能出门，也不能再去印书。“你年龄这么大了，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吧。”主任这样劝她。
《林昭文集》至今无法出版。她说，是因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不同意。但她还是把书印了出来，送给那些关心林昭、关心历史的年轻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书稿，简易地钉在一起，有488页。第一次见面时，她送给了我一本。
2015年夏天，她腰骨骨折，还戴着腰托，就开始在电脑上写作《张春元传》，要作为他罹难四十五周年的纪念。
2016年4月，我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她已写好了，热情的王中一表示愿意承担印刷工作，在常州当地找了印刷厂，已经开始印刷了。但某一日，当地的文化稽查大队突然来查，说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五百本书全部没收了。不久，处理结果下来，印刷厂被罚款五万元，她自己则损失了八千元的印刷费。
到了2017年，她身边的气氛，似乎越来越紧张了。大约和她获得“刘宾雁良知写作奖”有关。有时女儿去取快递，也会被询问。十月，我最后一次访问完她后，从上海回来，就接到辛琪的电话，说有人在调查，那天是谁去了社区托管中心访问谭蝉雪。
“请不要再给我妈妈打电话了，也不要再联系她了吧。”辛琪说。
我后悔，没有再坚持。就这样，我错过了再次和她说话、再次见到她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个“良知写作奖”的奖杯，如今躺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里。而扣押这个奖杯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2018年6月1日，因突发脑溢血，谭蝉雪在上海去世。从出现症状到离开人世，只有短短半天。
在母亲“七七”的那天，悲伤的辛琪请人为母亲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亲已经身在天国，或者是极乐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谭蝉雪在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记起，她说过她早年的学生生涯。1949年，在广西，她看到解放军进城，听说以后上学不要钱而欢天喜地。她说，那时她很“革命”，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上了广西革命大学，下乡宣传，演白毛女。
“那时非常年轻，稀里糊涂，没有自己的观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兰州大学，学校里有裴多菲俱乐部，在年轻人热烈的讨论中，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她说。
当年受张春元之托，托给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七十多岁了。很多年，他一直在找谭蝉雪。费劲周折，没有结果。直到2012年的一天，他在书店里翻书，看到关于敦煌的一套丛书，偶然看到谭蝉雪的名字，这才终于联系到她。
而我，当记者多年，一直在关注外面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诞生在我的家乡—甘肃天水，张春元他们当年就在我家乡的镇子上生活、思考，最终走上为自由、为真理献身的道路。
当我要寻找谭蝉雪时，是在香港的记者张洁平，告诉了我她的电话。
在拨通她电话的刹那，我，一个后辈，终于和我家乡那段苦难的历史取得了联系。
历史就这样在人为的屏蔽中支离破碎着，也奇妙而又吃力地黏连着。那些思想史上的苦难往事，人们追求自由、并付出高昂代价的历史篇章，原本应有更大的篇幅书写。如今，却只能残存在一些片段里。
到今天，星火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胡杰导演的纪录片《星火》，在内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试图“活在真实中”，并付出了怎样贵重的代价。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她时，她把我和朋友翟明磊送到楼梯口，又坚持要送下楼。为了老人们方便，托管中心的楼梯上安装了可以自动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护士帮她把腰带系紧，她就慢慢地顺着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面容，是那样恬淡从容。我沿楼梯走着，回头看她，觉得她还是很美。
告别时，外面下着雨，我不让她出来，转头拥抱她，说:我会再来看您的。就匆匆打车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未曾见到她。2018年6月，在张春元被杀害的四十八年之后，她“星火”一般灿烂的爱情与生命，就此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