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思明，我现在在桃园机场的转机厅……我请求朋友们呼吁台湾政府，不要把我遣送回中国。”11月22日中国维权人士陈思明在台湾桃园机场跳机并在社交媒体X放出求助影片，接到信息的各路媒体蜂拥而至。
陈思明从泰国曼谷飛中国广州，在台湾桃园机场中转时，不愿继续登机，向台湾警察自首，寻求政治庇护——这在中国海外难民圈俗称“跳机”。陈思明来自中国湖南，从2017年开始，因为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不断受到警察骚扰。最终陈思明设法偷渡出境，辗转到曼谷，寻求联合国难民庇护和进一步的逃离。
今年7月份，中国警察曾经找陈思明谈话：“老陈，去医院，我们给你做个精神鉴定吧，看你有没有精神病。”这个提议让陈思明不寒而栗。想到警察可能要把自己送到精神病院，陈思明决定立马跑路，但是他明白泰国绝非他寻求庇护的安全之所。陈思明在台湾恳请道，“我只是要借道台湾，在台湾寻求一段短暂的安全。在这里比泰国和老挝都安全一些。”
就在陈思明兵行险招跳机台湾之前，在东南亚发生了一起轰动的遣返案子，偷渡出境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从老挝试图进入泰国时，被老挝海关逮捕。尽管美国、欧盟多国呼吁，数十家人权组织介入，联合国数位人权观察员联署要求不将其遣返，最终卢思位仍被遣返回了中国。这让世界舆论哗然，也让藏身在东南亚的流亡者们惊恐不安。
泰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对中国的签证条件，一直是中国流亡者们必经的中转地。持有护照但是被中国政府列入边控名单的流亡者们，必须设法抵达曼谷，才能登机飛至欧美国家寻求庇护；而对于一些连护照都无法申请得到的流亡者来说，位于曼谷的联合国难民署，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根据联合国1951年批准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难民被限定为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政治观点等被“人为政治迫害”的“政治难民”。 截至2019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高达7950万，主要来自亚非国家。
目前，全球有148个国家签订了《难民公约》，虽然泰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接收了上百万难民，但是泰国并没有签署，泰国境内受理难民身份的申请、鉴别、保护以及重新安置工作，由驻扎在曼谷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简称难民署）负责。
其中“不遣返”是《难民公约》规定的最重要的难民保护原则。该条约第33条保护难民不被强制遣返到令他们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的环境中。由于泰国不是该公约签约国，在泰国的寻求庇护者们和难民们都视为无证移民，并不受该原则保护，已经获得难民身份的，如果是非法入境或者签证过期，都有可能遭遇拘留并被遣返离境。
尽管泰国政府承诺，在实际操作中将遵守《难民公约》，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与日俱增，泰国政府经常帮助中国跨境抓捕逃到泰国的政治难民，以致泰国被逃亡者戏称为中国“后花园”。2015年，泰国移民警察在曼谷拘留了中国人权运动者董广平、姜野飞，尽管他们两人都已获得联合国难民资格，并且加拿大表示愿意接受两人，但是他们仍被遣返中国，并被中国政府判以重刑。
被泰国警察抓获的流亡者，还可能面临被无期限羁押的风险，位于曼谷的移民居留中心（IDC）俗称移民监狱让庇护申请者们胆寒，今年4月份，40岁的中国维吾尔人马托提·马图尔逊(Mattohti Mattursun)在被曼谷监狱关押9年后，疑似因肝功能衰竭死亡。2个月前，该监狱还死亡了另一名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49岁的艾则孜·阿布杜拉(Aziz Abdullah)。
对中国人来说，即使成功逃亡泰国并申请到政治庇护，前往欧美的路也是荆棘密布。
逃亡之路上的密林和湍流
云南是中国边境线最长的省份之一，在崇山峻岭之间密布着古老的商道，靠着肩挑背负，骡马日夜行进，把货物在云南和缅甸间运送来往，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也成为现代中国偷渡客们的首选逃亡路径。2000多公里的云缅国境线，鸡犬相闻，离金三角最近的打洛附近有30多座界碑，可以让人一脚跨两国。
绕过瑞丽国门，沿着小路一直走下去，人烟略稀的地方，路边竖着2米左右的铁丝网，铁丝网后浅浅的小水沟，隔开中缅两国。对面缅甸人家门口，有的铺着砖块，一直延伸水沟里。当地人已然见惯了全副武装的边防军沿着铁丝网定期巡逻。
中缅过境上的告示牌 （ 何培蓉摄 ）
近年来，由于缅甸局势动荡，战乱频发，特别是电诈集团“割腰子”买卖人体器官的传闻甚嚣尘上，偷渡者们将目光转向取道老挝进入泰国：东起十万大山中佬越边境，西至湄公河主航道中心线中佬缅三国交界点，中国和老挝之间绵延着505公里边境线。从中国云南磨憨口岸出境，进入老挝，3小时车程就达到金三角泰国边境口岸，这条线路正是陈思明的偷渡线路。更便捷的方式，是从乘坐從昆明到万象，朝發夕至的中佬国际铁路，到万象後换乘泰佬铁路渡过湄公河，进入泰国朗开後，可以直达曼谷。卢思位律师就是在试图搭乘这条铁路时被抓获。
从中国逃往泰国的路，有时危险程度不亚于穿越巴拿马雨林的走线。2022年，疫情刚解封，一位没有护照的山东小伙付易峰，从广西越过边境线，耗时14天时间横穿越南，进入老挝，横渡湄公河进入泰国后，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到达了曼谷。
从边境大桥俯瞰湄公河（ 何培蓉摄 ）
付易峰出生于1996年，这一年，山东省刚刚颁布了《计划生育条例》，该条例的第二条规定：“实行按计划生育人口，严禁计划外生育”。只有获得许可，并拿到生育证的夫妻方可生育。付易峰出生时，父母还没有领结婚证，因此他也就没有生育证，这导致付易峰后来一直无法上户口。小升初时，学校通知付易峰没有户口无法就读书，但是家人并未放在心上，认为只是学校不想收孩子的借口而已。辍学的付易峰外出打工。
付易峰长得十分清秀，山东人的鹅蛋脸，中等身材。为了生存，他做过各种各样的行业，自学了各种技能。他说：“工作的收入其实很不错，都属于高风险的，比如高空作业、电弧焊等，风险越高，收入也高。”
2010年春运，中国开始实行火车购票实名制。在徐州火车站附近，付易峰被例行盘查的警察带到派出所，随后，被按在墙上挨了十几个嘴巴。因为电脑里查不到付易峰身份信息，警察认为他是犯罪嫌疑人，故意隐藏身份。经过一遍遍核查，最后警察才确认付易峰是没有户口的“黑户”。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中国 “黑户”总人口在1300万左右，占中国总人口1%。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对这类人员大赦，超生等8类“黑户”获准办理户口登记。付易峰找过各级公安部门要求上户口，公安部门提了一堆要求，付易峰觉得不合理而且流程繁琐冗长，最终还是放弃。
当时他已经练就了各种特殊生存技能对付实名制，比如扒火车：付易峰跑到城市货运火车的货场，研究了开往各地的运货火车的运行规律和班次，学习如何分辨上行火车和下行火车，他发现这些火车每到大站点都会停靠，比客运列车都便利，只要夜间翻过铁路的铁丝网，找到整装待发的火车，就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随着疫情爆发，付易峰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凭身份证才能参加核酸检测，并拿到健康码和场所码，没有这些二维码，在中国寸步难行。有次，为了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付易峰不得不购买了摩托车绕行了400公里，躲避检查。另外，疫情之下，中国经济急转直下，电讯塔等基建也陷于停滞，钱也不好挣了。
为了解决户口问题，付易峰和警方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打过很多交道，也因为没有户口体验了底层民众所面对的苦。付易峰觉得身在这个国家没有未来，决心离开这个国家。
付易峰在老挝境內步行了四天，夜幕降臨的時候，宽阔的湄公河出現在眼前：混濁湍急的河水打著漩渦，向下游奔涌而去。岸对面黑漆漆一片，闪烁着幾點微弱的亮光。付易峰当时感觉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付易峰偷渡泰国地点在老挝的第二大城市沙湾拉吉，这座有些法式风情的城市和泰国一河之隔。天再次黑下来的时候，养足精神的付易峰，拎着自己的家当和白天购买的游泳圈，顺着第二泰寮大桥下游的河岸公园散步。约莫走了20多分钟，城市灯光渐远，付易峰发现了一小块光滑的河边沙滩，决定在这里下水。他把脱下的衣物用左一层右一层的塑料购物袋封死，把剩余的购物袋子拧成绳子，把大小两个游泳圈拴在一起，小的放物资，大的坐人，滑进了漆黑的河水里。
4月，湄公河已经进入了雨季，这也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河水和夜晚一样的温热。付易峰远远低估了湄公河水的湍急，40分钟以后，精疲力竭的付易峰仍在河中心打着圈，他无奈的仰头望着满天繁星，任由河水推着自己向下游漂去：“不会把自己交代在这里了吧？”
有劲就划划，累了就漂漂，花了2个多小时，载着付易峰的游泳圈终于靠在河对岸的另一片小沙滩上，此时，离出发地已经有数公里之远。上岸的时候，付易峰出现失温现象，浑身冷的发抖，尝试了4-5次都没站起来，一头倒在沙滩上。
曼谷的“难兄难弟”
在桃园机场的办公室住了两周，吃完台湾移民署赠送的中秋月饼，传来了好消息：陈思明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收留。陈思明是幸运的，2019年有相似的跳机例子，在机场滞留了125天，最后在台湾人权机构协助下，离境台湾再入境，又在台湾待了10个月后才获得安置。
陈思明在泰国的时候，得到了在曼谷的中国籍联合国难民的帮助，其中就有“上岸”的付易峰。为了方便照顾陈思明生活，协助他申请联合国难民，他们一起搬进了另一位“难兄难弟”谭翼翔租住的房子。
从曼谷地铁蓝线辉煌站出来，一眼可以看到十字路口供奉的象神庙（Ganesh Shrine Temple）庙，象神庙的对面就是曼谷赫赫有名的巴差拉挽聘路：大约400米长的路上，一家挨着一家的中国各地特色美食，川菜、火锅、粤菜、东北菜，应有尽有，这里是很多中国新移民/难民的第一站。
象神庙 （ 维基百科 ）
再往西继续溜达十分钟，就是中国大使馆所在地。这一片地区就是号称“新中国城”的曼谷辉煌区。
谭翼翔他们的住处就在这条美食街上。这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单间，只有一个衣柜、一张2米宽的大床，阳台兼作简易厨房，40多平的房间一下挤了三个大男人。中国跨境执法的消息满天飞，陈思明成了惊弓之鸟，精神高度紧张，疑神疑鬼，睡眠很不好。见此，谭翼翔干脆背起他的黑色的背包，装上他的全部家当，睡到了大街上。
谭翼翔也持有联合国庇护卡，他申请难民身份的理由很奇葩。他的护照在柬埔寨丢了，去中国大使馆补办护照，大使馆回复，查无此人。此时，谭翼翔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户籍竟然被注销了。谭翼翔自从2016年出国后，一直没回国，疫情前，老婆在国内起诉离婚，谭翼翔拖着不愿意处理。趁着疫情爆发，老婆索性替他办理了因病死亡证明，把他消户了。一无所有的谭翼翔决定去曼谷申请联合国难民。
谭翼翔刚越过柬泰边境线，就被泰国边防军抓个正着。在拘留所里待了一周后，法院开庭审理谭翼翔的偷渡案件，之后被移交到曼谷移民监狱继续关押。在监狱里，谭翼翔如愿递交了联合国难民申请。谭翼翔在这里被关了7个月，换了5个监区，却结识个各色人等，上上下下混了一个脸熟，还开始在推特上播报“监狱新闻”，一个礼拜一两条推，都足以引起外界关注。他提及这里长期关押的大约50多名维吾尔难民，他们的消息外界从未知晓过。
越南和缅甸的流亡者在泰国都有自己的人权组织，为被抓进移民监狱的同胞提供保释金，可是中国的流亡者只能依赖个人渠道，寻找零星的救援。一位流亡美国的中国艺术家卖掉部分作品，为谭翼翔等人凑够了每人5万泰铢（约1440美金）的保释金，这笔钱对大多数在泰国无法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的难民来说，是一笔巨款。
谭翼翔在自媒体上的高调也给保释期的他惹来了麻烦。因为“在推特上‘乱说话’”，曼谷移民监狱官员找到他谈话，他有可能被重新抓回监狱。走进办公室，谭翼翔愣住了：桌上铺满了打印出来的推文：中国民主党党员沈捷死于泰国移民监狱、壮族独立运动工会领导人被长期关押、在监狱里的心路历程……监狱警官让他一一辨认是不是他发的。谭翼翔承认确实是他在狱中发的推文，但是，早已经删了。外界报导谭翼翔后，狱方便不再让他使用手机，更把他发布的相关照片和文字删了光。监狱警官说，有记者保存了这些推文并拿着打印的推文前来采访。警官详细记录谭翼翔的解释，让谭翼翔打开自媒体账户，举起手机拍照并打印出来让他签名确认。谭翼翔忐忑不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警官示意他事情结束，可以走了。
走出了移民监狱，刚才的暴雨已经停了，阳光有点刺眼，水汽蒸腾，天气更热了。曼谷的雨季就是这样，每天午后最热的时候，来这么一场暴雨，带来一丝清凉，也转瞬即逝。炙热的空气中充斥着曼谷街头刺鼻的汽车尾气，谭翼翔还是用力吸了一口。
在监狱和大海之间
谭翼翔租住的房子是李南飞出资的。李南飞是谭翼翔在曼谷难民监狱的狱友。李南飞被监狱严管，禁止使用手机，无法和外界联系，谭翼翔把自己和李南飞的合照发到了网上，人权机构和记者们终于找到李南飞的下落了。
李南飞2016年就正式获得了联合国难民身份，至今在泰国生活了7年。李南飞原籍安徽，初中毕业参军，以前在新疆武警部队服役。退役后留在了乌鲁木齐。他在当地开网吧，认识了一位新疆姑娘，结婚生子安顿下来。2011年到2013年期间李南飞积极参加公民社会运动，后因为组党，以煽动颠覆罪被刑事拘留。在关了2个月后，李南飞获释。此后，他开始长达2年多的被监控生活：每月15号到当地国宝大队，汇报思想。
李南飞自述那段被监视居住的时间里装疯卖傻，2016年的时候，监管稍微放松，李南飞提出回老家探亲。获准后，他立刻跑到云南边境，舍妻弃子，偷渡缅甸，进入泰北，东躲西藏抵达曼谷，向联合国申请了难民身份。
在泰国的中国难民的人数，确切的数字不得而知，到2018年，仍滞留泰国的难民数超过300人。疫情以后，数字暴增。他们大多像沙子一样消失在泰国社会里，无声无息，彼此难得联系。在泰国，很少发生针对中国政府的公开抗议行为。虽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默认一个事实：中国政府不会容忍泰国成为国内反对势力的集结地。
不过李南飞在泰国还是干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2022年，习近平访问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李南飞跑到曼谷中国驻泰大使馆馆门口举牌示威，虽然现场并没有被抓住，但是泰国警察根据他网上发布的照片，把他关进了曼谷特别监狱。
李南飞的案子一共开了两次庭。法庭最终判决他无罪，但是非法入境交罚款3000泰铢。泰国法律规定，被关押的时间可以依据一天500铢的标准折算法庭罚款。此时李南飞已经被关押了40多天，这项罚款就不用支付了。李南飞说，每次开庭，法庭只问了他一个问题，“是不是叫李南飞”，他说，“yes”，然后，整个庭审就结束了。李南飞觉得泰国法治，跟中国差不多，都挺操蛋的。
开完庭以后，李南飞被送到了曼谷移民监狱。“移民监狱的条件比看守所差多了”。李南飞比划者，“每个人的铺位宽度只有40至50公分，正好够躺下。100平不到的牢房，关了100多人，横七竖八，躺着、卧着、站着，脚挤着脚。没办法睡觉，换班睡，一个翻身，超宽一点点就被牢头殴打。短短两个月内，已经死亡两人。”
媒体关于李南飞的报导出来的第二天，李南飞的保释就获得批准，走出了曼谷难民监狱。李南飞正在等待联合国重新安置，去一个接受他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一般是美国、加拿大或者某个欧洲国家，难民中传言，每100个被安置的难民中，才有一个中国人。遥遥无期的等待让人无助而绝望。
李南飞曾经拥有的帆船 （ 受访者提供 ）
疫情的时候，李南飞花费巨资购置了一艘二手帆船，准备自驾离开泰国，去新西兰或者关岛。李南飞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用来了买帆船，更把家搬到了船上。生活在海上的8个月时间里，李南飞找了老师，还认识了一群船友，跟他们认真学习驾驶帆船。
有天，之前租住房子的房东慌慌张张地跑到船上，警告李南飞泰国警察正在搜捕他。李南飞觉得大事不妙，决定去曼谷向联合国难民署求援，就这么一去一回，两天的的光景，李南飞的帆船被卖船给他的人偷走了。虽然报了案，至今也没有追回。“这是我最后一笔保命钱”，提到这事，李南飞就想骂人，“这件事提都不想提。如果不是没有身份，怕被警察抓，自己会去政府部门办理帆船的各种手续，绝不会被人骗的这样惨”。
每月两次，坐三小时车，从芭提雅到曼谷移民局报到，也让李南飞不堪其扰，“比在中国还麻烦，在中国一月才去国保大队报到一次”。李南飞决定搬到曼谷去住。临行前，李南飞在海边坐了半天，在他心里，大海曾是一条宽宽的路，有了船，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就有了自由。现在成了伤心之路，海风吹在脸上，他有点恍惚，一个问题涌上心头：大海的尽头是什么？ “应该还是大海吧。”
不要国籍流浪的女性难民
这几天，曼谷的难民小伙伴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难民Sum。作为女性，她的难民生涯又和之前几位男性截然不同。
初见Sum时，她正跟着一群老外在清迈古城一角的公园里练习瑜伽。Sum又瘦又小，东南亚的阳光把皮肤晒得十分健康，Sum身材保持的非常好，看不出年龄，说话慢声细语。
练习瑜伽的Sum （ 何培蓉摄 ）
Sum是个资深背包客，疫情来的时候她正好在泰北旅行，中国对外关闭了大门，寥寥无几的回国航班价格奇高，sum被困在了泰国。疫情后期，为了合法留泰，Sum选择在寺院临时出家。在寺院期间，Sum结识了一个巴基斯坦活动家，是一位联合国难民。和这位巴基斯坦难民的交往，Sum突然发现自己眼界打开了：“原来，我们还是这个世界、地球的公民。在这个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力量可以承托自己， 我是可以放弃自己的国籍，放弃这个身份，我们有这个人权——这些是我不知道的权利”。在这位巴基斯坦朋友的指点下，Sum申请了联合国难民身份。
Sum提出申请后，那位巴基斯坦活动家向她提出，Sum的案子申请的理由太弱了，如果两个人并案，作为伴侣关系一起申请，Sum的机会更大一点。Sum同意了。之后，这位巴勒斯坦朋友开始不断跟Sum提出性要求：没有性关系，而作为伴侣一起申请，是不诚实的。
Sum则认为情侣关系不一定意味着要发生性关系，有性关系的两人也不一定是情侣关系。两人为此争执不下，还发生了肢体碰撞，关系降到了冰点，联合国第二轮难民共同面试也无法进行了。Sum说自己只把这位巴基斯坦活动家视作一个可信赖的朋友，却因此遭到了性勒索。
Sum没有通过联合国的第二轮面试，没有拿到联合国难民身份。Sum非常气愤，她认为面试官恶意针对她，自己没有经验，掉进了问话官员的圈套。Sum的英语口语不错，曼谷一家人权机构决定帮她申诉，同时也给了她一份翻译工作，帮助在曼谷的中国联合国难民。Sum接受了这份工作，但她并不打算工作很长时间，她决定找机会跳机去欧洲寻求庇护。
Sum一再把自己的故事跟2022年轰动中国社会的铁链女事件相联系。Sum声称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国内妇女状况，使得她感到恐惧。这个理由最终并没有被联合国难民署接受。
同志情侣的自由和压力
俊杰感到慌张、崩溃又无力：工作没有了。
俊杰是一家游戏厅的服务生，快下班的时候，老板把他叫到跟前说，“真的很抱歉，这里不能聘用外国人工作。这两天的薪水会结给你”。俊杰的同事很为他不平，老板也同情他，但是，俊杰没有工作许可，工作是违法的。
8月底的时候，俊杰和男友持旅游签进入泰国，他们在曼谷胜利纪念碑附近的泰国人社区租了一间带风扇的单室间，安顿下来。
曼谷胜利纪念碑 （ 何培蓉摄 ）
俊杰和男友以伴侣身份申请了联合国难民，他们是一对同性恋人。2021年的时候，俊杰在一个男同群里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他觉得两人三观一致，很多看法、想法也差不多，对生活的态度也同步，特别能聊得来，视频里样貌也看着对眼。当时男友在广东电子厂上班，毅然辞职，跑到云南来找俊杰，俊杰很感动，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俊杰和家人都是天主教徒。他妈妈刚刚知道自己的儿子喜欢男人，无法接受，认为他着魔了，到处找人给他驱魔。但是，他们所在的教会的主教很开明，宽慰她妈妈，不要忧虑，把一切交给主。在一次圣灵降临会上，一位神父对他妈妈说，你孩子的问题是你造成的，而不是他的问题。这让俊杰的妈妈很震撼。此后，俊杰的妈妈改变了态度，接纳了自己孩子的性取向。俊杰的男友是湖北人，来自一个离异家庭，男友的妈妈有了新的家庭，她并不认为儿子一定要结婚传宗接代，只要他觉得开心、平安健康就好。两人的关系并未受到家庭的压力，可是，在中国，他们没有未来。他们的关系不被中国法律承认，他们之间无法继承财产，甚至在一方生病危重时都无法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在医院的家属告知书上签字。
2018年的时候，俊杰也曾申请过联合国难民，妈妈到曼谷，用亲情打动他，把他带回了中国。俊杰说，当初回国，除了亲情，他还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美好的幻想，三年疫情，他对这个国家彻底失望了。他和男友不愿意打疫苗，这就无法进入工厂工作，因为疫情防控还得东躲西藏。
俊杰能说一口流利的泰语，非常喜欢泰国，他觉得自己的灵魂是泰国人。但是，她男友想去欧美国家。男友对泰国没有什么感情，也不习惯泰国食品，感觉学泰语也很吃力。俊杰用小木棒搅着咖啡，若有所思地，又略带甜蜜地说：“男友为我放弃了工作，他为我改变了人生计划，我为他改变人生计划也是应该的。”
顺利获得了庇护卡，俊杰和男友很开心，这让他们满怀期望。好消息接踵而至，俊杰又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新老板是也中国人，很同情俊杰在泰国的处境，愿意帮他一把。俊杰的男友也找到了工作，老板是泰国人，需要会说中文的人，接待大陆人、台湾人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
男友现在每天需要工作12小时，一个月只能休息两天。俊杰叹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老板压榨”，他语气轻快起来，“但是他工作很轻松，看铺子而已，而且可以吹空调。” 俊杰和男友还算幸运，两人每月平均能挣到1.25-1.5万铢（大约300-400美金），超过了泰国法定最低工资收入。
在泰国，庇护申请者和滞留的难民不能就业，违反规定者，可能被关进移民监狱或者被遣返。庇护申请者和难民不得不忍受低工资等各种劳动剥削和压榨。从2015年开始，所有取得联合国难民资格的中国流亡者，不能再领取联合国的救济金，也不能向联合国报销医疗和生育费用。不少难民生活陷入困境，2018年开始，泰国严查非法劳工，让部分难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进退两难的“政治庇护之路”
深夜的素万那普机场人潮涌动，熙熙攘攘。Sum在心里反复预演了在德国机场跳机时可能遇到的一切。Sum给自己购买了一连串机票，飞土耳其、塞尔维亚，再飞摩洛哥，途中在德国转机。
Sum的欧洲之旅梦断航空公司值机柜台。航空公司拒绝Sum登机，并叫来的机场警察。Sum的护照显示她非法滞留泰国一年，警察扣留了Sum做调查，直到她的航班起飞，才释放了她。Sum没能登机，后程机票也全部作废，航空公司没有全款退票，导致她损失惨重。Sum意识到，自己从申请难民身份的那一刻，就掉进了坑里。在那位朋友的鼓励下，Sum曾认为放弃国籍是个很酷的事，那位给她描绘的非法滞留并携手去欧洲的浪漫的未来被现实击得粉碎。
除大量生活在边境地区难民营里的缅甸难民，根据人权组织“庇护通路”统计，2021年，在泰国城市里还有大约4300名难民与850名寻求庇护人士，来自越南、柬埔寨、索马里、叙利亚和中国等国家。难民在泰国的生活困难重重，不能合法打工，经济陷入困顿，无法银行开户、不能办理驾驶执照，医疗保健、孩子教育，甚至租房有时都是问题。
就在陈思明落地台湾的第二天，泰国移民局开始实行新的难民筛选机制，以警方为首组成的委员会，将甄别筛选出5000名居留在城市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这些人将获得临时居留许可，其中儿童得到医疗保健和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难民和人权律师对是否能建立公平的筛选机制持怀疑态度，普遍悲观，鉴于泰国警察的腐败，筛选机制很可能并不能帮到最需要帮助的人，反而被涉及灰色产业的有钱的人钻了空子。中国的难民以及庇护卡持有者更加担心这项筛选机制变成圈套，去申请的人有可能变成自投罗网，泰国移民局借此“筛选出遣返者”。
一些业内专业人士更担心，泰国实行这个机制后，会接手联合国难民署相关工作。曼谷外国记者俱乐部（FCCT）在11月初，针对泰国新的移民筛选机制召开场研讨会。受邀的参与研讨会的人权机构的专家认为，关于此项筛选机制并不是一项真正的难民安置政策，该机制以模糊定义的“国家安全”为由，同时，具体实施的细节也仍在讨论中。新制度下泰国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未来如何，仍是未知。
注：为保护受访者身份，部分姓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