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3年8月底离开国内，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学，已经过去了近半年。半年来，学习和生活慢慢回归平静。2022年到2023年持续近两年的失眠多梦问题，也在这种平静中慢慢被治愈。2017年5月份从北美读书回国后，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重新回到北美的学校。作出这样的选择，不管是对于生活还是工作，无疑都是艰难的。但是，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离开一段时间的，是2022年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尾，持续一整年的社会状态，以及作为个体的我，身在其中的困顿。
乡村工作给我充盈的人生体验
从2017年6月开始到乡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已经足足过去六年有余。过去六年多在乡村的工作和生活体验，让我的人生更加丰满。时隔近二十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通过工作重新认识乡村，对于理解我自己的家乡，认识社会，无疑都是重要的体验。
在乡村的工作，也让我有机会走到长江一带的江西和浙江乡村，体验完全不同于我从小一直生活的华北平原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不同于我在北京近10年的工作经历，在这些地方住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体验南方一年四季农作物的生长和气候，以及当地人的饮食和生活。这些，是我以往偶尔出差到不同地区城市完全不同的深刻体验。更加弥足珍贵的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我在村级、乡镇和县级区域，可以和当地人一起实践垃圾分类。实践过程中，双脚踏在乡村，虽然过程中面临各种挑战，但却通过一线实践，收获了对垃圾分类管理体系的深刻理解。在乡村工作，也是我离开乡村近20年后，重新理解乡村的过程。
江西东阳乡给予我的人生体验
2017年和2018年，在经历了五个村庄级的垃圾分类实践后，面对村级垃圾分类实践带来的不可持续性，我思考的解决方案，是上升到乡镇或者更大区域，有基层政府参与管理的级别。所以恰巧在2019年，垃圾分类在全国风靡时，我和团队得以在三个乡镇和一个县级区域，与当地政府、环卫企业，一起共建垃圾分类体系。这些案例中，被外界最为熟知的，是江西省东阳乡的案例。
2018年12月初开始到这个乡工作，一直到2022年8月底离开，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接近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和同事们住在龙溪村。从这个村开始，垃圾分类开始做起，用了半年时间，东阳乡12个行政村，垃圾分类全部落地开展。有了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和就地在村里堆肥处理厨余垃圾的循环系统。同时，我们还和乡政府构建了一套基于源头分类投放准确率，和厨余垃圾分出量为指标的考核系统。每个村开始垃圾分类的最初两周，我们和村两委，挨家挨户入户开展垃圾分类教育。每天持续至少三到四个小时的入户工作，其他时间也在和乡政府、村两委和环卫企业沟通，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四年的时间里，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工作，尤其是各村的分类收集和堆肥场建设、运行，都有所改善，但是后续持续管理无法做到最初的规划。重要的是，最初两年的实践，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经过整个体系的持续运转，村民源头分类投放的持续，对比垃圾分类之前，东阳乡送往垃圾焚烧厂的垃圾量年均减少了56%。
更有意义的是，在东阳乡的实践过程中，我发现垃圾分类的经济投入低于混合垃圾收运和处理的投入。加上可以让分类后的易腐垃圾，通过在本村堆肥，回归农业种植，在本地实现循环，极大程度减少了污染和碳排放。
东阳乡的实践，通过堆肥就地循环易腐垃圾，经济投入低于混合垃圾收运和处理，这两点不仅消除了地方政府在垃圾分类方面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向外界证明，垃圾分类在社会管理和实际运行中，是完全可行的垃圾管理方式。
在经济上，社会管理上，以及环境排放上，通过乡镇规模的垃圾分类实践，都证明远优于混合垃圾填埋或者焚烧的实践过程，在2019年垃圾分类社会环境正浓时，带来了很多社会效应。很多地方政府、环卫企业，还有公益组织的同行，都来现场借鉴经验。我满怀信心，和东阳乡政府筹建“东阳乡垃圾分类教育中心”，希望通过在地学习的方式，传播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经验。我也和团队，计划将机构的战略核心定位于，赋能乡村垃圾分类力量，构建乡镇垃圾分类治理体系。
在这里工作，长期住在村里，也让我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入的理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之前很多自下而上的垃圾分类实践一样，进入到日常持续管理阶段时，因为没有自上而下的垃圾分类管理政策，东阳乡的垃圾分类管理逐渐脱落。最初一年实施的垃圾分类日常监管考核慢慢无法实施，直接导致整个运行系统慢慢瘫痪。
在写下这些记录的时候，我无限思念东阳乡一年四季丰富的食物，以及在龙溪村居住时，结下深厚友谊的一些朋友。很多家庭自制的豆腐和豆干，新鲜米粉做的汤粉，红薯粉做的粉皮，新鲜的蚕豆和豌豆，差不多可以吃半年多的新鲜玉米，从冬天可以吃到晚春的鲜笋，数不清的一年四季江南乡村烟火。
近四年在东阳乡的生活，也让我这个从小不吃辣，大学时也没被熏陶成可以吃辣的北方人，被室友戏谑大熊猫一样不进化的胃，在东阳乡学会了吃辣椒。自此之后，有时是无辣不欢。
龙溪村的山水，也成为我消解工作疲劳最好的安慰。晚饭后，可以沿着河边走一圈，看远处的山，看村里人种植的庄稼的生长变化，认识更多的植物。早上醒来，最先听到动人的鸟叫声。
永远难忘2020年被封控在村里，在邻居燕萍家吃得那顿年夜饭，以及之后无数次的家常饭。当然还有丽花等邻居，对我们生活的照顾，工作的支持。和她们的相处，通过食物和聊家常，理解东阳乡人的生活日常。
在东阳乡的近四年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的点滴，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忘却的一部分。到2022年8月下旬离开东阳时，既有不舍，也有无奈。不想投入无数人心血，带来全乡绝大多数人垃圾分类行为改变的实践，在自己眼前逐渐消失。无奈的是，2020年后，想了无数办法，都无力实现这个乡镇的垃圾分类可持续管理。
和2017年到2018年在多个村庄工作后离开的感受不同，那时会有期待和新的追逐。看到村级的垃圾分类管理无法实现持续，还在计划着可以通过乡镇和县级区域来解决村级无法实现的持续管理问题。
2022年到2023年的最后一搏，梦碎一地
2018年12月份后，除了驻扎在东阳乡，开展垃圾分类赋能培训工作，2019年当年，一直到2022年，我们还协助河北省任县，以及江西玉山县和浙江省、湖北省的乡镇开展过垃圾分类实践工作。
在这些案例中，如果说东阳乡是2017年之后，垃圾分类政策走高时的典范之一，那么我们参与的其他乡镇和县级区域的工作，就是垃圾分类政策浓厚时，地方执行政策时的典型面貌。绝大部分乡镇和县级的垃圾分类工作，基本是开了头，没了尾，更谈不上持续管理。这些地方的实践，更能代表2016年底垃圾分类治理兴起时，地方政府在面对自上而下政策时的回应方式，和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一切。有机会，逐个向大家介绍这些案例。
经历了五个乡镇和一个县级垃圾分类实践，到2021年之后，经过几年的实践，我慢慢意识到，在当下的社会治理环境下，加上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的现状，想要做到自下而上垃圾分类实践的持续管理，可能性几乎为零。
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些不甘心，只要有空间和机会还是想利用已有的实践知识，尝试解决持续性的问题。于是，就有了2022年9月到浙江枫桥镇开始厨房干湿分类工作的事情。在这个项目里，我想尝试解决的，还是垃圾分类持续性的问题。项目里设计的核心是，开展厨房干湿分类，实际上是基于源头培养农户分类投放行为，期待基于源头改变，实现整个分类系统持续管理的问题。这是我在东阳乡，以及其他乡镇工作时一直想尝试的角度。
浙江省从2014年后，就逐渐全省农村地区铺开垃圾分类工作。过去几年里，去看过一些浙江乡镇的工作，发现尽管各个村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的硬件系统配置到位了，但是因为没有常态化分类管理，垃圾分类基本空转。
因为有2015年之后的分类基础，2022年10月份，在枫桥镇先进村推动农户在厨房放置干湿分类投放容器后，源头分类投放准确率可以达到80%多一些，直到2023年8月份我们离开时，一直没有大的浮动。过程中，我们也探索出了，村委层面如何开展每月一次的垃圾分类入户工作。但是枫桥镇的工作并没有像计划的一样，逐渐从先进村推广到其他村庄。
浙江省对于农村环境整治的监管考核，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形式，2022年到2023年重点是美丽庭院。垃圾分类在其中作为监管的一部分内容，但是监管考核内容和形式都无法真正实现垃圾分类管理。
在厨房干湿分类计划实施时，我基本可以判断这是源头分类投放持续的一个保障。但是，项目执行中，我观察到，尽管源头分类投放有了保障，如果整个系统管理没有保障，我们所做的努力终有一天就会消失不见。
持续性才是最大的生命力
2017年到乡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之前，我的工作集中在垃圾末端处理的污染问题上。2013年后，我对自己已经工作了五年多的垃圾焚烧问题，充满了无力感。但回头来看，那时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媒体和律师，一起协作、监督垃圾混合填埋、焚烧企业污染排放，是后来垃圾分类政策再次兴起的重要因素。当然后来污染监督工作无法继续，是大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媒体销声的开始。这也是我在2022年初期，经历丰县被拐妇女事件时，深感痛苦的原因之一。在垃圾焚烧监督工作无法继续下去时，2015年到2017年，我重新回到学校，读环境类专业，弥补自己非环境专业出身的缺憾。毕业时，有一些工作的选择，但我还是禁不住诱惑，回到了可以提供实践垃圾分类机会的乡村。因为站在一线的工作场景里，我常常会有用不完的力气。
最重要的是，开启乡村垃圾分类工作，也是回应我前半段监督混合垃圾处理问题时的解决方案。我尝试从实践中寻找答案，延续我对环保工作执着的生命力。混合垃圾焚烧是否为必经阶段，垃圾分类在中国的当下阶段是否无法实施？回答这些系统性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不现实。然而，2017年后，我曾经工作过的乡村、乡镇和县级区域，却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在2017年到2019年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垃圾分类在当下的乡村不止是可行，还可以比混合垃圾焚烧节省财政支出。村民的垃圾分类参与率很高，与在发达国家，以及同期开展垃圾分类的大城市，上海，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率和分类投放准确率都基本相当。
尽管通过乡镇和县级区域的实践，我们可以证明垃圾分类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排放管理等角度的可行性。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必须要面对一些困境。这些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无法持续、无法上升到更多区域，无法实现垃圾管理从焚烧到分类政策过渡的转变等困境。
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从混合垃圾焚烧污染监督到垃圾分类实践，是我在同一议题，不同方向上的社会实践尝试。垃圾分类是探索解决垃圾焚烧问题的延续，过去几年的分类实践，虽然面临持续性等困境，但是我个人从这些社会实践中，收获的不止是垃圾管理的如何落地执行的经验，还有对社会更加趋于真实的认知。这些在现实中积累的认知，可以释放的生命价值，是我前半段人生的幸事。
然而这一切在2021年之后，慢慢终止。回过头来看，两个阶段的实践慢慢碎了一地。我意识到，在没有持续、稳定的垃圾分类政策下，我们的实践会一直重复在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循环往复中，无法实现实质性改变。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2020年之后几年的经历，不管是工作上的困境，还是生活上因为疫情，父母土地维权等带来的冲击，都成为我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经常在虚无和意义之间徘徊。2022年初开始，从丰县、俄乌战争、上海封控，再到全国蔓延的封控。我开始失眠，经常痛哭流涕，晚上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我知道自己进入到抑郁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年。
过去几年的经历，就像心口留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常常不轻易间，伤口就会疼痛。2020年后，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我加入不同的读书会，看不同的历史书，听思想史的有声资料。尝试从前人的经历中，寻找答案。
我深知需要被疗愈的，不仅是我的失眠和显见的身体变化，更重要的是心理创伤。
来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后，我选修了一些感兴趣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这些课程，给我带来更多对现实认知的清晰度。在加州，和之前多年的师友相聚，倾诉和倾听，都让过去几年的创伤有所愈合。过去半年里，远离创伤的物理环境，我的失眠渐渐消失。
对父母和家人的思念与牵挂
从研究生一年级时，听到环保讲座，唤起我的环境意识，到毕业后顺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进入到环保公益组织工作。开始于垃圾终端处理的污染抗争，看到由此带来的问题，再到后半程到乡村地区开展垃圾分类，寻求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这些选择，无一不是循着潜意识的需求做出的下意识决定，也是基于价值和解决环境问题驱动的选择。这样的选择，赋予我很多勇气，可以面对实践中的问题。
但是过去几年的困境，让我无法在这样的价值驱动下，找到新的工作价值和出口。与此同时，经历2019年后，父亲因为土地抗争不可承受的压力，2021年3月中风。在陪伴父亲康复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多关注我的大家庭，以及我长大的村庄。看着妹妹们的家庭变迁，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小学开始就要去读寄宿学校。想起自己读高中时开始寄宿的记忆，我无法想象孩子们在如此小的年纪，是如何渡过漫长的寄宿学校生活的。每次想到这些，都心如刀绞。2021年，在老家陪伴父亲中风康复的时候，我和父亲送其中的一个小外甥去上学的时候，看到他在学校里吃午餐的饭菜，禁不住掉眼泪。在我的眼泪还没有干的时候，小外甥抬头，我们四目相视，孩子的眼泪也瞬间流了下来。
儿时父亲一直是早出晚归，终日劳作，养育我们，默默付出，父爱隐藏于心。这次来加州，每次和父亲视频，他总是忍不住激动，掉眼泪，说“我想你了”。这样的话，父亲在年轻时，是不可能说出口的。哪怕二十余年前将我送进大学校门，我泪流满面，父亲也没有回头的离去。我强烈意识到，父亲从十几岁开始挑起养家的担子，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我和其他家人陪伴的年纪。
回想儿时到十几岁，甚至是大学时期，我经常内心责备父亲分出太多精力照顾他的三个弟弟，忽略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些需求。我现在到了父亲1990年代的年纪，在想父亲当年做的事情，心境已经完全转换。慢慢意识到，如果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我不能继续追求解决环境问题的理想，为之行动时，也许是时候，反哺自己的家庭。想办法改善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计，让我的妹妹们从繁重的劳作中解放一些，让孩子们在快速成长需要陪伴的年纪，可以有父母的陪伴。同时，我也可以有更多机会和时间陪伴父母。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过去追求环境正义的工作，始于我儿时对重男轻女社会的强烈不满。在一个父辈四个兄弟，我们这一辈里只有我们家没有男孩子的家庭里长大，因为男女不平等带来的偏见和隐形歧视，让我对平等正义分外敏感。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回到村庄，从我父亲这边的大家庭，以及周边邻居，观察整个村庄的变化时，发现我儿时所经历的，对坚持生男孩的观念，在新的时代并没有根本变化，而是通过堕胎等不同形式显现出来。未来，我是否可以回到起点，做一点改善这种观念的事情，解决一点我从小长大村庄人群的男女平等问题。
在新的一年里，下定决心写下这段历程，是想告诉过去多年以来，一直在背后默默给我工作和生活支持的朋友们，我的心理路程和现状，以及未来的可能。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拥有相似价值观的人，对社会变迁的感受和理解又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