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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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亚生：“中国模式特殊论”想法越来越空洞
金刻羽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之女，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大学终身教授。她14岁留学美国，进入纽约顶级私立中学读书，之后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时年仅25岁。金刻羽以宣传“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和为中国辩护而闻名。《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经常邀约她来评论中国体制和经济。此外，她也是达沃斯经济论坛等国际经济组织和会议的座上宾。
2023年，金刻羽发布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书中虽然有对中国的部分决策提出批评，但她认为“中国被西方严重误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推动了其辉煌的增长”，鼓吹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金刻羽和其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麻省理工学院 (MIT) 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及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撰文批评了金刻羽的论点。金刻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如此惊人，因此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范式来理解它。她认为，“中国的制度依赖于儒家思想的遗产、其驾驭政府权力和国家对金融的控制的独特能力”，“这种制度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然而，黄教授认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如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外，黄教授还表示，“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拥有丰富的国家权力和儒家思想以及国家所有制，但直到1978年才开始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崛起在于“北京实行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向外资和贸易开放”。
文章截图
文中黄教授特别批评金刻羽吹嘘的“市长经济”。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市长们“与任何私人投资者一样具有经济理性并有动力支持高效项目”。黄教授对此表示震惊，认为完全不像是一个“学院派经济学家”说的话，完全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以及缺乏实证检验。他表示，恰恰相反，越是市长管的少的地方经济就越好，“市长经济对资本分配效率根本不高”。
此外，黄教授表示，正是市长经济导致了“拖经济后腿”的同时，还忽略了教育和医疗。“市长们忙着挑选商业项目，却忽视了提供和加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产品，而这些才是政府的职责”。他引用发展经济学家斯科特·罗泽尔 (Scott Rozelle) 和研究员娜塔莉·赫尔 (Natalie Hell) 的研究，指出中国“超过一半的农村婴儿营养不良，超过一半的幼儿发育迟缓，他们的智商可能永远不会超过90”。黄教授表示，“中国根本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农村陷入了自由放任的状态，让公民只能自生自灭。”
在书中，金刻羽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这也是她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论点。她引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其中93%的中国受访者将安全置于自由之上，而美国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为28%，以及哈佛大学民调“从2003至2009年，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为86%至93%”，因此指出“中国人支持儒家价值观”。
编者注：金刻羽引用的哈佛民调曾引起广泛质疑。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质疑该民调的研究方法。据估计，中国人对中共的支持率大概在50%多，上限应该在50%到70%之间。并且，至今为止哈佛大学并未公布调查方法。此外，有多家媒体报道，发布民调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中国国企中国南方电网等公司的资助，以及长期为中国当局培养高官，包括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副总理刘鹤等人。
对此，黄教授批评，“民主、人权和法治并非西方的固有观念。它们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愿望息息相关——就像经济增长和人身安全一样”。
二、微软搜索软件必应帮助北京当局维护防火墙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中国网络搜索引擎的审查规则多达六万多条，其中就包括微软公司旗下的必应搜索 (Bing)。8号，彭博社发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这款软件帮助中国当局维护防火墙的手法，以及这也成为它可以在中国运营下去的原因。
文章截图
2021年春天，就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之前，美国和欧洲的必应搜索屏蔽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微软公司表示，这是一场意外的“人为操作错误”，然而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表示：微软不小心将其用于中文版 Bing（必应）的黑名单应用到了全世界，无意中让人们一睹其运作原理。”
彭博社指出，微软一直和中国当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遵从中国当局的网络审查制度。“自2009年以来一直按照北京的审查要求运行本地版本的 Bing”。“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与中国密切合作，鼓励健康和科学领域的创新，他还驳斥了有关审查制度和中国对技术影响的担忧”。由此，微软也获得了回报，必应搜索“在2023年的五个月内和今年1月再次超越整体市场领导者百度”。
图片来自新华社
彭博社表示，“在中国，必应清除了西方新闻网站和维基百科”，“在搜索中国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维吾尔族遭受虐待的相关内容时，结果中没有关于侵犯人权和集中营的具体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媒体的新闻报道……”他们调查后发现必应存在着一系列敏感词审核，包括“民主”，“人权”，“诺贝尔和平奖”，“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新疆”和“达赖喇嘛”等等。
此外，该机构还指出微软在中国维持着一个大规模的技术团队 。“这些中国工程师在维护和开发必应全球搜索平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公司中还占据着一个独特而矛盾的位置，他们开发的功能在中国被禁止，但在其他地方却可以使用，比如必应的人工智能Copilot工具，该工具部分是利用OpenAI的GPT-4开发的”。
最后，彭博社表示，“技术的不自由使用可以跨越国界”。他们引用公民实验室的研究，指出必应的“自我建议” (autosuggestion)功能已经在审查在国际上的用户（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而其审查的内容正是政治敏感的中文姓名和主题。
三、张彦华｜教会的抗争：基督教会与韩国民主转型
中国民主季刊在2024年第一期发表了旅韩中国政治学者张彦华博士的文章，分析了韩国基督教教会对该国民主转型的影响。不同于以往对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本文侧重于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参与抗争的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韩国基督教会是推动该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
19世纪末西方宣教士进入朝鲜半岛后使用的是“倪维斯(John Livingstone Nevius)宣教法”，这种宣教法集中关注劳工阶层、底层群体和妇女儿童，这是后来韩国民众神学出现的一个历史基础。作为一种解放神学的“民众神学”，从1960年代开始萌芽，其体现就是试图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引入教会语境。1970年代初期，韩国神学家安炳茂发表了《民众与耶稣》、《国家、民族、教会》等神学著作，这标志着民众神学正式形成。民众神学认为耶稣也是暴政的受害者，因此他总是站在民众的一边，而民众也是在苦难中遇见了耶稣。
“韩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一个典型，许多学者对韩国的民主转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基督教在韩国民主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作者认为，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直接参与抗争，“特别是威权统治最为严酷的朴正熙和全斗焕独裁政府时期，基督教会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在实际的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之一。”具体来说，主要起到了“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三重作用。
居间联系是指“在此前没有联系的地方通过宣传和激活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
教会以传教的热情着手发动边缘群体进行政治和社会参与，这是任何其它组织都很难做到的，教会的居间联系作用激活了边缘群体的参与热情。比如，1960年代后期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关注劳工生活，利用教会聚会的机会 探讨民生问题、腐败问题、人权问题和言论自由问题，并开展进一步的行动。之后，基督教青年会分别活动在劳工、农民和学生中间的宣教组织开始逐渐促成各社会力量间的联合。1970年代初，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和促进下，各种边缘组织创建了“民主守护国民协议会”，这是韩国民间第一个全国性的抗争组织。
认同改变指的是“发动挑战的团体内部形成新的认同，这些挑战者团体之间的协调行动不仅让他们聚拢到一起，同时也展示出他们间具有的共性”。
在社会抗争过程中，各种抗争力量间的政治诉求能否达成一致，不同的抗争力量为了共同利益是否会做出让步和妥协，不同的抗争力量能否形成内部团结，这是决定其抗争效果的重要方面。在韩国的社会抗争中，基督教会成功地促成了学界、法律界、传媒界和宗教界（主要是新教各宗派，以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大联合，建立了“联合国民运动”。该运动组织是基督教会在认同改变机制作用下，建立的抗争联盟。
社会利用指的是“抗争过程中可供抗争组织利用的资源规模。其包括：抗争组织生存空间的大小；是否易于形成全国性组织；抗争组织与国际组织的联系程度；抗争组织领袖的品质(如组织领袖对威权政权和民主的 认识程度、是否愿意分享权力等)以及在物质资源上的动员能力。”
在抗争运动中，教会成为了民主力量开会、讨论的重要据点。教会作为抗争 的组织具有其它社会组织所没有的优势: 第一，无论什么样宗派的教会，所敬拜的是同一个神，所受的是同一个灵，所读的是同一本经。因此，各界人士都能在教会找到共同语言。第二，基督教信仰是世界性的，无论如何迫害，表面上的信仰自由没人敢剥夺，教会的礼拜被看作是“最后的集会”。第三，教会领袖基本都 是知识分子，一大批牧师是从西方民主国家留学归来的，有的直接是西方国家的人担任牧师，他们在西方国家浸染的民主思维，对引导抗争向促进民主化进程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依靠信徒的捐献，教会拥有资金、人员、建筑和设备，这是社会抗争可资利用的有形资源；在抗争运动中，教会成为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的重要据点。
最后，作者总结道，“基督教教会组织、其领导者、动员的潜力、威权政权宪法条文所确保的信仰自由、教会的世界性连接关系等，这些特点使得基督教会成为了处于威权统治以外的、能够动员起民众并对威权政权造成一定压力的社会抗争的堡垒，其天然的抗争优越性要远大于其它社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