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期，在许多人眼中，本该是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光。但对2019年至2023年在校的中国大学生来说，无论与前辈还是后辈相比，他们的大学生活都不是常态。
严苛的防疫政策下，他们被迫困在校园或是家里，大部分时候，老师和同学都只是方寸屏幕上的影像。自由出入校园大门都变得困难重重，更遑论去拓展，探索，改造广阔世界。
然而束缚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在他们还在校园里时，校园外的世界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曾让中国引以自豪的经济发展，像台轴承坏了的机器，一路狂奔后逐渐慢了下来。舆论环境不断收紧。“疫情防控”作为政治任务，压倒了所有。随意讨论，旅行，甚至在餐厅里吃饭，都被剥离了确定感。
在疫情已经变成记忆的当下，人们还能在互联网上找到“非常态”的遗迹。2022年的年末，早在年轻人们举起白纸走上街头前，当时的校园里流行着“遛纸狗”和“深夜草坪爬行”。
我们采访了几位在疫情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大学生。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屈服于“非常态”，而是竭尽所能，在自己周边小小的角落里，维持和营造“正常”与“意义”：有的为劳动者协调物资，有的做过事实核查与深度报道。封控放开后，他们走出校园，不得不面对日渐逼仄的现实环境，各自作出人生选择。
法学生的抗议
出了北京六环外的昌平地铁站是政府路，再往前是府学路，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和中国石油大学分别坐落于这条路的两侧。法大常被戏称为“老破小”，校园难以容纳一万多学生自习活动的需求，于是地下车库变成了自习室和社团活动区。地面上随意堆放着《元照英美法词典》等专业书，舞蹈社团划出一片区域贴上镜子立上压腿杆，武术社团把擂台设在充满回声的角落。
星野是2020级的学生，也是武术社团成员。刚进大学时，他干劲十足，加入校内的“法律诊所”为劳动者做了一学期法律援助，去过工人权益组织“皮村”和“木兰”做志愿者，也张罗着为留守儿童招募心理咨询师等公益活动。因为家庭在体制内，星野有些顾虑，但当抗议发生时，他也走到了人群中。
星野记得，2021年11月，在北京发布优化防疫“二十条”，确诊人数仍然势不可挡地激增后，学校食堂突然要把桌子和凳子都撤掉，不允许堂食。“学校占地小、人又多，这让人蹲操场上吃吗？” 星野反问。校园内爆发了严重的不满情绪，有人在匿名墙上发帖，号召一起去主楼门口蹲着吃饭。
很快线下便聚集了很多人。学校也收到了消息，通知辅导员去找自己的学生。现场公安开了几辆车封住了主楼门口的喷泉，物理隔离了更多人加入。星野也是法学实验班的学生，班上80%的人都能保研。他没敢太上前，担心保研资格因此被取消。这种忧虑不是没有理由，他因为一周没做核酸被取消了大二一年的奖学金和评优资格。
在抗议发生的同时，教学楼前的小花园里有学生发起了free hug活动。他们用眼罩和口罩蒙住眼睛和嘴巴，张开双手，邀请感到压抑的同学们上前拥抱。公安最后没有抓人，星野也没听说有同学受到处分。没两天，星野听到宿舍楼对面的食堂有“咔咔”的声音，桌子和凳子又被搬回去了。他心疼食堂师傅的辛苦，“这种体力活来回干还没什么意义，学校领导也不会因为这个给他们加工资。”
难以触及的上访者
星野对劳动者有特别的关切。法大门口常有来向学生们寻求法律援助的上访者和劳动者，这个传统持续了至少二十多年。法大教授罗翔曾表示，他在这里求学时便因此意识到“法治的理想要从书本走向现实，路漫漫何其修远”。疫情期间由于封控，星野只能用电话和邮件回复求助者。这和他的想象差别有点大。“我老师那个年代，零五零六年，他们是真的能去上访村。上访户也能进到学校，但这在疫情期间被阉割掉了。” 星野说。疫情结束后终于能够和求助者面对面，已离开法援志愿岗位的星野看到师弟师妹们和求助者的合照，语气中满是羡慕。
法大新生入学要到礼堂宣誓。“执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的誓言成为了许多中青年法律人的灵魂庇护所，但星野宣誓时只觉得“中二”，援助的经历更让他怀疑“劳动法到底是帮助劳动者的法，还是管束劳动者的法？”
一个被亲属介绍到北京打工的老奶奶找到他，说做了10天快递分拣，一分钱工资没有拿到，还被以迟到早退、只顾吃喝干活不卖力等各种理由倒扣了200元，一开始交的400元押金也拿不回来。找了一圈劳动仲裁委员会、劳动监察大队、法院都解决不了。
“为什么会这样？”
“老奶奶年纪已经过了劳动法规定的女性55岁退休年龄，仲裁委没有管辖权，而监察大队认为退休人员不归他们管。法院更不用想了，仲裁委是劳动争议的法定前置程序受理和处理机构，他们会说仲裁前置。” 星野说。
这件事里的维权死结在退休年龄。考虑到女性重体力劳动者身体更不好，劳动法规定女性比男性早5年退休。“这个规定是不是很好？既照顾了性别又照顾了劳动者，但是老奶奶作为一个农村人，退休待遇根本没有，每年拿的几百块什么都不够，还得出来打工……”最后在国务院小程序的欠薪线索反馈平台反馈了一下，老奶奶所在的村集体去了代表找到了她干活的地方，调解后才拿回押金和600元工资。
虽然法律是有限的，但实践中也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帮助劳动者。上海疫情时，星野加入了一个给群租房农民工发物资的公益小组，负责核实记录信息。为了能住进更多人，群租房里的厨房往往会被拆掉，而社区发放物资的时候只发生米和生菜，农民工没法做熟来吃。社区登记的物资需求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便一居室里住了八个人，社区也按一户算，发下来的物资并不够吃。
星野登记的一个案例是，有一户住在阁楼里，没被纳进物资发放范围，就没有发到什么东西。“不过发连花清瘟的时候，一般的都给他们发上了。当时问他们还剩吃的吗，他们说没有，但是有很多连花清瘟。”
星野介绍，这个小组是北大公益联合会的校友发起的，很多发起者已经毕业在外企工作，有人甚至自己办了企业。小组有许多学生参与，内部管理也很公司化，分工明确。
由于帮人心切和缺乏社会经验，接到的第一单任务里他就被骂是诈骗。求助方是一个工地，人特别多，星野不敢贸然送去物资。而他的谨慎在求助者看来是怀疑，是处心积虑。电话里对方带着不耐烦和焦急的浓重口音不断轰击着他的神经。星野立即给他们开了物资加急，还自掏腰包点了溢价的泡面烧烤外卖送过去。外卖配送过程中，求助者一直给他发短信，质问他是不是骗子。晚上12点，收到外卖后，求助者才对星野说了一声对不起。
疫情期间，“非必要”的范围不断扩展，在一切无条件为防控让路的图景上，法学自带的有理有据思维显得扎眼。
2022年10月，接到有人想出小区结果被保安殴打的求助后，星野和一位打算继续深造学习行政法的师姐合作写了《疫情期间的吵架指南》《防疫强制措施商谈指北》。发布后得到了很多转发，阅读量破了十万，星野还得知法大教授赵宏也把他的文章转发到了朋友圈。
赵宏研究公法，在疫情中撰写了《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法律问题》《如何保障疫情下学生的考试权？》《健康码弹窗——算法是否过度“决策”了我们的生活？》等多篇文章。第一篇首发于《澎湃新闻》“法治的细节”专栏，一度登上该媒体网络单日热搜榜第一，后被删除。
星野写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口头博弈和条文依据两方面帮助读者有效利用法律维权。星野在文末写道：“法律的实现，永远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伟大的博弈，需要每一个人的认真参与。”
风雨中抱紧真实
如果说普法是法治和法制的竞争，那么核查就是事实和失实信息的赛跑。新冠疫情期间，大量错假信息和阴谋论在网络上病毒式疯传，2020年2月，“有据核查”应运而生。创始人魏星2001年进入新闻业，先后供职于《东方早报》、《Sixth Tone》、梨视频等媒体。作为中国首个独立的事实核查计划，“有据”这样描述自己的愿景：“要形成理性、开放、包容的世界观，不能没有准确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资讯”。
嘎嘎是在《新闻实验室》的一期播客知道“有据”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大三的工科生。他高中毕业后开始看《好奇心日报》，《好奇心日报》没有了之后看端传媒。它们启蒙了嘎嘎对新闻业的向往。他一度想在读研究生时转学新闻，也在上海本地媒体《看看新闻》实习过。“每天做四五个很傻的视频就下班了。”他调整了心态，“上班就是为了吃饭”，“单位食堂真的很好吃！”
可他还是难受。他听到“有据”是一个没有官方背景、靠志愿者来运行的媒体时，觉得比较符合自己的想法，便给魏星发邮件表示想要加入“有据”。获得同意后，他接受了许多核查训练，从一开始的用维基百科作为信源到能够独立生产稿件。“我应该是志愿者里文章署名最多的人之一！”嘎嘎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有据”的核查志愿者大多为高校新闻学院的学生和热心读者。魏星在播客中提到，虽然事实核查是新闻专业学习的一部分，但可持续实践的场景并不多。他创办“有据”的理念得到了一些高校老师的支持，一批新闻学生被组织起来接受了培训，由此开启了“有据”的公共服务之路。
疫情中涌现的高校社团式运作的专业独立媒体不止“有据”。2022年11月8日，第23个记者节当天，“荡秋千的妇女”以一篇原标题为《这种相信能否让历史胆寒？》的发刊词宣告成立。文中写到，她们是“一个由女性青年人自发组织的写作团体”，“相信民主、自由、科学与女性主义”。
当时在新闻学院读研的奎娜是“荡妇”的发起人之一。奎娜表示，“荡妇”编辑部大多数是受过人文社科教育的学生，也有所在媒体解散或者倒闭的失业记者。“荡妇”的内容有评论也有长报道。长报道的投入比评论大得多，编辑部要求作者和编辑必须受过新闻训练，如果这些有经验的人没空或者没兴趣，稿子就出不来。
正在广州读大四的瑄瑄是“荡妇”第一篇长报道《广州康乐村封控纪实》的主笔。2022年11月，在一直被视作“防疫优等生”、人性化管理标杆的广州，海珠区的康乐村感染人数突然失控。康乐村又被称为湖北村，八成居住者为籍贯湖北的务工人员。一些受到影响的市民将矛头对准了城中村的工人，认为湖北人“毁了广州”。
瑄瑄感受到了这种污名化，同时也觉得奇怪，按理说这些工人被封了非常久，为什么感染人数还在源源不断地指数级增长？而机构媒体中除了《财新》几乎没有详细描述他们所处的状况的。她想要接触到他们，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做一个真实的还原。这篇报道花了一周的时间采写，最后采访了7个人。奎娜回忆，瑄瑄第一个晚上去约访就发了70多封抖音私信。
瑄瑄当时大三，每天有一到两节的网课要上。由于工作量巨大，她基本上处于一睁眼就在想办法采访写稿的状态，上课也在发约访信息。瑄瑄要应对的还有受访者的不信任。一个要被转运到方舱的受访者和她哭诉，在村口排长队排了三天三夜，不让休息，也没饭吃。她从受访者的视频里看到，队伍里有老人就地晕倒了。聊了三天之后，受访者把她的微信删掉了。另一个受访者则指责瑄瑄这种精英根本不关心他们，质问她是不是要给西方做文章。
一位热心的受访者虹姐给了瑄瑄很多帮助，她陆续接触到更多受访者，顺利完成了采访。稿件被微信审核了数小时后终于发出，但不到一天就消失了。瑄瑄的第一反应是意料之中，接着是伤心。“还没有被很好地去讨论、去看，然后就被删掉了。”
2022年8月，“有据”微信公众号停更。嘎嘎后来才知道，没有任何前兆，魏星和一些核查员被打电话找去喝茶，也没有什么缘由，就让他们别做了。当时因为忙于工作，嘎嘎做的核查相对较少，所以他没有被找。“这个幸运有点可怜。”他说。
目前，“有据”官网仍在更新，但频率不如以往。在一波密集的巴以战争虚假信息核查后更新频率回落至每月一篇，核查员均为魏星。而“荡妇”大号已被封禁多次。
第24个记者节，奎娜默默转发了媒体人张丰的文章《离开媒体，才懂了新闻》。张丰引用普利策的名言认为，“有什么样的媒体，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民族——媒体人的责任就是这么大。‘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将掌握在子女后代的新闻从业者手中。’这不是褒扬，不是期待，而是一种诘问。”
这篇文章没有活过24小时。
现实压倒想象
意识到风口越来越紧，瑄瑄才感到后怕。她本科学经济学，从高中开始就对新闻大类感兴趣，也去一些公司做过媒体策划实习。除开大三时“年轻的心态”，促使瑄瑄去写报道的原因还有一点执念。她觉得自己似乎一直没有做过真正的报道，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太可惜了。比起报道有可能带给她的恐惧和痛苦，她更害怕的是遗憾。
而大学生活的遗憾已经够多了。作为外地学生，瑄瑄想要好好感受广州这座城市的愿望因为封控落空，交友圈和生活圈多数时候被限制在大学城里。报批出校手续也远比疫情前麻烦，她注意到身边很多人因此不想出去，放开之后，这种不出远门的习惯仍然被固定了下来。瑄瑄觉得，在大学这样一个形成自我观念的时期，一个人在外界受到了很多束缚，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束缚，ta的个人选择就会趋于保守。她观察到，身边的同龄人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会比较犬儒，“不会觉得它是合理的，只是觉得没办法改变”。
2024年初，新一轮新冠变异株、甲流、乙流流行，各大医院发热门诊又挤满了患者。瑄瑄不由得联想到，疫情三年似乎没有积累下任何经验，一场闹剧般地草草结束，又被迅速地遗忘，感觉好像没有发生过，身边的人也不愿意再谈起和回忆。她说自己有“深深的阳痿感”。
大学的自由精神成为了只可被追忆的神话。星野的老师零几年考入法大，他告诉星野，他们那个时候觉得拿奖学金的都是不那么聪明的人，最酷的人都在干喜欢的事情，比如学法的同时读哲学、学社会学、做调研。星野和他的同学们没有这种自如。在越来越大的升学就业压力下，图书馆本来是一个看书的地方，在法大却变成了一个大型自习场所。星野说，除了写毕业论文的人会用到里面的书籍之外，其他坐在里面的人好像也是在看书，但看的都是考研考公法考的教辅材料。
七八年前还不是这样。星野听说，当时校门口有小贩被城管收走了摆摊的车，有学生去帮小贩提起行政诉讼把车给要回来了。“那时候考研压力不大。” 星野解释。
去北大讲过课的老师曾向他吐槽，北大学生目的性极强。一堂课如果不说点名，他们就都会去，但是一旦说了不点名，就没什么人去。他们会用精密的数学模型计算扣平时分的期望，做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极力地在这个系统内通过最优解拿到官方认可的分数，他们可能不认同这一套，但他们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很现实。” 星野有些不平，“这不是现在学生的错，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把人塑造成了这个样子，尤其是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
星野发现，带校散打队的大一师弟师妹训练，聚餐时竟然聊起了就业问题。这不符合他作为新生时的经验。入学时，星野关心的是学校里有什么社团，有没有读书会、联谊活动或者跨校交流。瑄瑄也注意到，比自己小两三级的师弟师妹对维护个人权利没有基本认识。宿舍被封时，她和同龄人都有些崩溃，而很多师弟师妹却在歌颂这个举措。还有人觉得为什么要解封那么快，线下上课好麻烦。这种主动割让个人权利和活动空间的行为让她觉得可怕。
“懦弱”、后路和明天
微博前台实名制后，瑄瑄把微博卸载了。卸载前，她惊讶地看到奎娜决定放弃做社会新闻记者的信息。瑄瑄知道奎娜为这个目标做了非常久的准备，“她就说，抛弃那些可怜的意义感，好像社会新闻记者什么都没有得到。”
瑄瑄自觉没有奎娜之前那么强的决心去做记者，恶劣的从业环境让人望而却步。瑄瑄发觉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勇敢，她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报道带来的影响。“奎娜这种人非常少，大家本质上都是非常懦弱的动物，我要承认我其实也是。” 瑄瑄调整了未来的方向，决定考媒介研究的研究生。
保研已无悬念的星野给未来留了多条后路。他现在正在律所实习，以防万一哪天做研究真做不下去，先干两年律师也没问题。同时他也在给自媒体写普法文章，以防万一哪天律师也收益不好，那在家还能写写东西做点视频。“再不济，也还能去做拳馆教练。” 星野半开玩笑地说。这甚至是他时薪最高的一件零工，一天两百。在千千律师事务所实习时，一天的补助仅20元，经济有些拮据的星野很快离开了。他想着，什么时候他更有能力了，也不再为经济而发愁了，再回来。
而嘎嘎在经历上海疫情和放开后，拿到了打工度假签证，去往异国的农场和果园打工换宿。电话中似乎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到阳光。2024年的前一天，他在纪念新年的文章中写道：“许多时候，我都会翻出来听上海解封前夕的‘明天会更好’，那是2022年5月26日，法租界的延庆路上，人们在街头聚集起来，架起电子琴，唱起的却是明天会更好。
唱到一半时，警车闪烁着警灯开到人群旁，但并没有打断，直到整首歌唱完才以防疫的理由让大家散开，人们向警察高声喊着谢谢并挥手，其亦挥手回致。经历过两个月，依然有人敢于相信明天会更好，尽管其中唱错了歌词、充满了街头的各种杂音、狗叫瓶子碎，我仍然认为这一版比起原版更为动听与真诚，是无法磨灭的勇敢，是在得知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仿若在映照34年前的5月，在香港Happy Valley的那场演唱会中的明天会更好。
我依然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终有一天会看见那一天的到来，一同站在阳光下。
祝你新年好，记得要去敢于相信。”
（为保护受访者安全，瑄瑄、奎娜、星野、嘎嘎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