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得苦中苦，伺候人上人。”
“年轻的时候很穷，努力了几年终于不年轻了。”
“钱虽然没赚到，但也没白干，起码是累着了。”
“我不再是当年的穷小子，我是今年的穷小子。”
“早出晚归，财神来敲门我都不在家，我不穷谁穷。”
你可能也听过这几句“奥德彪语录”，奥德彪这位用自行车拉香蕉的非洲小哥，在中国网络上意外爆红，随即出现了许多借用他名义的“语录”——当然，那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他本人说的，倒不如说那更像一场降神仪式：太多无名的打工人需要这样一个神灵附体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在这些自我揶揄的黑色幽默背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一种对传统工作伦理的反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激励在现实面前已经失效，努力的结果没有带来什么改善——吃苦就只是吃苦，毫无意义，人们也已不再期待“勤劳”能“致富”。
另几句“毒鸡汤”也隐含着对说教、鸡汤的调侃：年轻时的开拓眼界、努力不会带来什么正向的结果，就算有结果也不是你原先想象的那样，宏大的意义在此都被消解掉了。
“趁年轻要多出来走走，以后送外卖才认识路。”
“高中玩三年，那么将苦30年。高中苦三年，那么将苦33年。”
“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坐车的就少了。”
“努力不一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被看见。”
既然勤劳不能致富，那么上班的规训也就没什么说服力了，延迟满足更没有必要，至少当下这一刻你得到的是真实的：
“正义都可以迟到，为什么上班就不能。”
“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的甜。”
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乐趣可言，甚至也没有意义，因为人们明知不会带来什么回报，更谈不上乐在其中，却停不下来，只是在日复一日地机械重复这样的劳作：
“不是单车没有刹车片，而是生活没有暂停键。”
“我不能踩刹车，因为贫穷会追上我。”
“如果我不会被生活压弯，那生活就会把我压弯。”
“安慰别人一套一套，安慰自己总想绳子一套。”
“我并非无路可走，我还有死路一条。”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那甚至谈不上是“生活”，也没有对未来的期许，而只有当下咬牙熬过每一天才是真实可感的。实际上，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活着”，正是如此：活着不为什么，活着只是活着。只不过传统社会还有血脉延续的永生渴望，而到现在，人们连这一点也都放下了。
不要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几句自嘲和牢骚，在我看来，这正标示出社会心态的深刻变动。“勤劳致富”原本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魔力，是因为它虽然谈不上是契约，但至少是一份有说服力的承诺，然而现在，年轻一代发现，原有的伦理期待已经落空了。
在中国社会，一旦这种伦理期待（诸如“善有善报”）在现实中落空，都会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因为当原有的信条失效之后，在新的信条确立之前，就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很难有什么能说服人们照常行事了。这就是马克·吐温所说的，“让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让你陷入困境的，是这个世界并非你所想象。”
如果你还以为这只是年轻人吃不起苦、只想躺平，那就错了，这之所以构成精神危机，恰恰是因为这是新一代从自身处境出发的冷静思考。当人们意识到吃苦除了让自己痛苦之外，并未带来什么真正回报时，就会质疑那种“吃苦”哲学。这是一种基于反思的哲学转向。
在现代化进程中，这当然不是第一回出现。19世纪初的法国，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说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仅仅劳作并无价值：“如今有什么东西便宜？什么都很贵。这世上只有辛苦便宜。世上的辛苦一钱不值！”
反思都是从这种痛苦的质疑开始的，毕竟当人们发现自己原先为之努力的事情并无意义时，是很难不痛苦的。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这或许是一种新的开端：
悲观主义不是一种行动方案，而且，以其极端的形式来说，它只会导向一种麻痹性的消沉。可是，如果它与犬儒主义相结合，它就提供了一种带有实践意义的观念。
确实如此，当下的“奥德彪语录”之所以流行，当然是因为它以戏谑的形式道出了打工人的感受，但其基调从根本上来说是犬儒的，乍看起来并未召唤什么抗争或行动，即便有也是消极意义上的，然而它仍然为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实践可能：他们至少开始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处境。
王朔在《我的千岁寒》中的一段话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这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无论过得好还是不好，但有一天，或高坐庙堂，或醉卧街头，忽然怀疑自己，怀疑这眼前的一片繁华，这怀疑就是觉悟的种子。”
觉悟当然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新一代的打工人已经不那么容易受骗了，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勤劳致富”的承诺，那么就很难说服自己相信吃苦是必要的、合理的。既然忍受并不能带来预想中的成功，那么为什么要忍受？
更进一步说，“努力”常常意味着要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自我改善，不断进步，然而现在这一点也在迅速消逝，因为那个外部成功的功利目标并不取决于自我努力，有时运气甚至还更重要，那么只有能真正提供内在激励的动力才能让人心甘情愿去做。
这诚然是一场精神危机，但变化也都是由危机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