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多醒来，读到新闻，深圳日本人学校的10岁男孩遇刺后身亡。那一刻，心被一股黑暗的力量拉着往下坠，大脑像胶片播放，无序地闪现着我在日本短暂生活时的场景，闪烁着那时的光影，伴随着那时的声音。最后定格在那个下午，在京都银阁寺脚下，一群天真烂漫的日本孩子背着书包放学，经过石桥，看见了骑车买菜的我，用可爱的童声大声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我女儿的名字叫Yitong） ”。多么害怕昨天遇害的10岁男孩会是其中的一个。会不会某一年，他也跟随着父母，就像我的孩子们一样，跟随着妈妈，去了异国他乡生活？只不过，他的他乡，恰好是他的曾祖辈侵略过的地方。而他遇害的那天，恰好是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的日子，9月18日。
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小男孩睁大眼睛躺在一大滩血中动也不动。一名疑似是他母亲的女子在旁边哭嚎著”。日本的媒体报道，当时陪同男童上学的母亲双手沾满大量鲜血，她用中文喊叫：“我的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救救我！” 读到这样的残暴和血腥，我很想紧紧地拥抱那个心碎和悲伤的母亲。目睹自己的孩子遇害，情何以堪？！我为她流泪，也为那个无辜和可怜的孩子流泪。孩子，很抱歉！我应该做更多，让更多的人懂得，中日的人们可以彼此拥抱，而非仇恨和伤害。而他的父母已经证明，中日的人甚至可以相爱。
但是，我并非试图说服，因为这一路径将会和仇恨的教化一样，是对民众的不尊重和愚弄。无论拥抱还是相爱只能来自于人和人真实的生活交往，如果还来不及去体验，保持开放和质疑也是一种文明。
在2018年访学前，我对于日本的了解甚为有限，有从教科书习得的概念，也有从网络浏览到的资讯，例如侵华战争的历史，日本的旅行和美食，网络上的女优，也偶尔阅读日本文学。虽然中日是一衣带水，但是我从没来和日本人有过交往，也没有情感的连接。对于侵华历史的愤怒，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政治正确的立场。历史不能被遗忘，必须被审视和反省，就像德国人对待他们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一样。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如何去理解和对待侵略者的后代？2018年3月，我带着那个问题去了京都。
我和家人住在大文字山的银阁寺脚下，有一条小溪从木房子的背后穿流而过，两侧正开着灿烂的白色和粉色的樱花。夜里月色清丽，花香浓郁，我很想在花丛下喝一壶清酒。可是，山脚下太安静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氛围都太安静了，四周无人，只有各种虫鸣。我既怕人又怕鬼，花下酒一直没喝成。
小溪沿着哲学之道流淌，穿过一座小桥，流向不远处的京都大学。小桥边上有低矮的房子，其中是一家超市。我常常骑车去买菜，有时候带着两个孩子走路去。房子丛中有一道木门，常常是虚掩的，背后依着一位老妇人。她似乎每天都是半躲在黑暗的门后，窥视着熙熙攘攘的世人。有一天下午，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老妇人探出半身，弯腰鞠躬，向我们递出一把雨伞。她说着日语，我完全听不懂，就用中文对话，但是感受到了她的善意。于是，点头致谢，但是，不习惯鞠躬，腰弯不下来。还了伞，算是相识，可是，从来没能交谈。时隔六年了，仍然惦记着木门背后的老人是否安在？
在京都的四个月，我们是在那里生活，而不是旅行，经历了善意、恶意、歧视和地震。如果把发生的故事放进生活的场景，而不仅仅是抽象为政治讨论，就会觉得误解和仇视是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可以理解和消除的。
那一年，我的女儿刚6岁，是上小学的年龄。在登记了租房地址后，她就近上小学一年级。上学的第一个星期，新生们需要接受生活能力的训练，例如如何看红绿灯，换鞋上厕所，独立放学回家。下午，我打开院子的门，远远地看到男班主任和学生们走路回来。老师挨家挨户地把学生送回去家。那时候，我需要写稿子挣钱，白天要出门采访，不能天天在家等孩子放学。
在京都的不同学区，都有政府资助的课后托管班。学校放学后，一个老师会带领着需要托管的孩子一起下山，去到河边的一个院子。那里有工作人员陪孩子们下棋，辅导功课，或者课外打球，还有下午茶点。我去到那个院子里，为女儿申请托管。可是，被拒绝了。对方的态度很坚决，没用英语向我解释，我又不能用日语进行交流。经过数番努力，我气急败坏，就觉得是日本人在歧视中国人，“为什么其他学生有托管权利，而我来自中国的女儿没有？”
于是，我找了一个在京都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同胞，他能说流利的日语。我们和工作人员预约了时间，心平气和地交流，让对方出示相关的管理文件。终于弄明白，托管合同是每年一签，而且是交年费的。那是一个平等的制度，而非某个工作人员基于民族主义的仇视。我主动提出，托管四个月，交一年的费用。由于托管机构有政府的补助，费用低得不值一提。最后，他们接收了我的女儿。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放学，我的女儿就跟着其他的日本孩子，走下山坡，再过一条马路，在托管机构里玩，等着妈妈来接。慢慢地，等她认识了路以后，我也放心让她早晨独自去上学。我交代她，到了学校以后，就找一片叶子，撕一个角落，放在学校大门的旁边。这样，等妈妈送弟弟去托儿所时，经过学校，看到暗号，就会放心。直到某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风。我找不到叶子，担心得坐立不安，跑去学校的教务处确认。那是虚惊一场。
后来，有了一场真实的危险。
某天放学回来，女儿说，早晨上学，她突然想从另一个路口过马路，是拐弯的地方。当她还在马路中间时，一辆汽车疾驰而来。一个日本妈妈推着婴儿车，正走在人行道上。她厉声喊，“有孩子！车子慢下来！” 车子停了，我的女儿平安了。事后的恐惧让我无比感激那个陌生的日本妈妈。我问女儿，那位妈妈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她说，记不清楚，她应该是正送孩子去幼儿园。于是，我写了很多张日语的寻人启事，贴在附近幼儿园门口。我想找到保护了我女儿的日本妈妈，当面感谢。可是，没找到。我确信，那一刻，在她的眼里，生命是一样的，无论遇到危险的孩子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在日本生活的细节是绵密的，伴随着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2018年的母亲节，我带着两个孩子走进一个餐厅。雨很大，到达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又湿又饿。我请服务员安排一个桌子，她摇头说，听不懂英语。于是，我拿起手机翻译给她看，她拒绝看。后来，交锋数次，她说必须要预约。我说，事先打电话预约，因为她不说英语，就没成功。我请她教我，如何预约。她没回答，迳自走到门口，打开了玻璃门，作出一个赶客走的姿态。我觉得很被羞辱，被歧视，把原因归结为我是中国人。
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于是，和一位日本律师谈了这件事情。他很热心地帮我查到了那个餐厅的法律文件，并且给老板发了一封律师函。老板回信了，认为员工没做错什么，只是语言的障碍，但是，他道歉了。我认为，事情进行到那一步，已经用了法律的手段，是理性和解的尽头了，没必要再对人心进行讨伐。
就那样，冲突是有真实的场景和人物，有说话的渠道，有辩解的可能性，而不是抽象的仇恨。和日本学者一起时，我曾经问她们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的看法。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说，她不满意日本对军国主义历史的反思，当时，她在写文章，在呼吁政府保留一个历史遗址，用于警醒后人。而且，那么多年，她一直积极地努力，希望增进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
在日本短暂生活后，才深刻地懂得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有了真实的接触，就会感觉到对方生命的温度，是真实又珍贵的生命，就像那个遇害的10男孩。我说他是中日男孩，不仅仅因为他有可能是日本父亲和中国母亲的孩子，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共同的孩子，一个曾经烂漫珍贵的生命，就像京都桥头大声对我喊，“Yitongおかあさんokaasan”的孩子一样。惭愧和抱歉的是，我没能成为在中国街头保护他的中国妈妈。
以下是作者在日本生活期间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