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宣布推出一批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这个政策的力度超过了市场预期，股市立刻做出了回应。截至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创多项历史纪录，沪指涨8%直接收复3300点，创业板指、科创50、北证50同步创下历史最大涨幅。
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大盘以涨停板开盘，最终收于4.59%，成交量3.5万亿创下历史纪录。
单凭股市无法重振经济，但市场情绪可用
2024年6月，中国上市公司总数5374家，总市值73.62万亿元。截至2023年12月，中国股票交易市场的总市值超过127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突破4100余家，总市值超过了84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的总市值现在已高达450万亿人民币。这个估值或许过高，以保守口径估算，中国房地产累计销售额100万亿元，市值在300万亿左右。所以，不管采取何种口径，房地产的资产规模都远大于资本市场。
从人群来看，中国股民现在的开户数量大约有1.8亿，不过实际交易人数，随行情变动。前段时间，还在进行交易的账户只剩22.65%。而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家庭户住房来源统计，有74.1%的城镇家庭户居住在自有住房里，大约6亿人拥有房地产资产。根据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拥有2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比例为41.5%，也就是3.6亿家庭有作为资产的第二套房。
这就是说，从资产规模，涉及人群数量，带来的财富效应来说，在中国，股市仍然无法与房地产行业相比。单凭股市，不足以推动更广泛的、更长期的经济连锁反应。
但是，资本市场本身就是经济情绪的放大器，对未来预期的收集器，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能制造出预期。
股市爆火，使得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使得中国私人部门，对资本市场出现热切的期望，这是一件好事。
但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政策，把这种热切的期望转化为中长期的行为。长期来看，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性、结构性的因素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刺激，以摆脱困难。
经济需要刺激，而且必须是大规模的
9月初，在2024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为提振有效需求，中国必须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9月21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建议，要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刘世锦建议，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规模。
刺激已是共识。而对于具体如何刺激，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几乎已是唯一选项了。
首先，随着基础设施的普及，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已经达到了收益递减的阶段。其次，对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出口很难再次扩张。
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中国对欧美高收入国家的出口份额正在迅速下降，对美出口份额从先前约18%的高位降至当前的约14%。近日，欧盟投票通过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提议，欧盟可以自由对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反倾销税。
从出口占比来看，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重返20%，高于2019年，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处于高位，达到16%左右，从来没有国家达到过这么高的比重，上升空间很有限了。
200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46.3%，2007年达到高峰，高至68.0%，随后，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扩大，出口进入下行通道。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出口占比逐渐下降，是正常的，因为中国人的收入越来越高。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投资——就业——消费”这样一个内循环。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长线，短期更期待直接“发钱”
刺激消费已是唯一选项，问题是怎么刺激消费。
2024年，中国推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推动居民消费。但这类消费刺激计划，只是拉动需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收入预期，作用有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十万亿刺激方案，重点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并从两大重点领域着手：一是大力度提升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在我看来，补公共服务短板，不如直接发放补贴，并让家庭自己安排补贴的用途。
双因素理论将影响工作行为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保健因素（如工作环境、工资、公司政策等）与工作条件相关，能防止不满但不产生满意感。激励因素（如成就、认同、发展机会等）与工作本身相关，能激发满意感和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财政刺激性政策也是如此，政府开支提供公共服务，形成消费。这类消费都是保健型消费，缺乏激励性。
经济刺激本质上是提供获得感，刺激社会心态，刺激投资者预期。但是，均等化地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很少。
所以，重要的是让家庭自主安排获得的补贴的用途。将资金的配置决定权交给家庭部门，能给家庭带来更高的效用。
从社会层面而言，不仅能刺激出更大的社会积极情绪，还能促使社会资源用于生产家庭想要消费的东西。这不仅能在刺激的同时，减缓通货膨胀，还能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带来更高的刺激效率。
所以，高效的刺激计划，应该是让家庭自主安排消费。据传，财政部拟发行两万亿特别国债，其中一万亿主要用于刺激消费，部分资金计划用于补贴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型设备升级，部分资金将向两孩或两孩以上家庭提供每孩每月约800元补贴。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内循环的堵点，在于工资不高，分配不均。但基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很难在短时间内，从个体劳动权益角度去推高工资，那么，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谈判”替代“个体谈判”制度。
所以，在市场状况、劳动者权益，无法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国家谈判，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并让家庭自主安排用途，是一个可取的、可长期持续的刺激方式。它针对的正是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