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看到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一个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中说，当事人郭珍明在湖南拍了一部名为《混乱与细雨》的纪录片，这部影片未获电影公映许可证，他曾携影片参加德国柏林电影节，随后，郭导演又跑到了新疆去旅行，并拍摄了一些当地的素材，存于硬盘内，尚未制作成电影。
新疆的相关部门认为，既然郭导演曾经把湖南拍的影片送往德国电影节，那么这次在新疆拍摄的硬盘素材，也有理由认定应为电影，于是：
没收摄影机和硬盘，罚款7.5万。
这是对电影的跨省追捕吗？
新疆的广电局直接认定，这些素材的电影属性无须成片，更不必公映，只要导演有前科、曾送过类似影片到海外展览，那这次的拍摄便可一律按电影算账。
处罚决定写得一本正经，认定理由赫然是：
“当事人拍摄的作品未成片，付费聘请演员，预计片长60-80分钟，成品画幅16:9，并计划公映或参加影展，符合电影的定义。此外，其曾将同类影片送至国外电影节，进一步印证了其拍摄行为的电影属性。因此，郭珍明拍摄的作品应认定为电影作品。”
你都知道他未成片，怎么就能认定是电影？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里面的逻辑漏洞——郭导演在湖南拍的片子，居然成为了新疆判定违规的：
类推理由。
换句话说，只要导演曾在其他省份拍过片，新疆都可以合理怀疑、合理罚款。
按这个逻辑，中国的导演和摄影师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无解的困境：只要曾经有过参展、参赛或境外展览的经历，不论你在哪里旅行、用什么设备拍摄，都可能自动转化成电影，随时面临处罚的风险：
难道摄影机在手，天下都是电影之敌么？
乌鲁木齐还十分严肃地开出了具体清单：罚款人民币七万五千元整，没收导演拍摄用的硬盘一个、摄像机两台、收音笔一支，以及两块滤镜和一台灯光设备。
这一纸罚单，字字掷地有声，透出一种决不姑息的架势，好像真的抓到了一个全国流窜的：
非法电影犯。
但细看处罚的法律依据，却只能用四个字形容：“似是而非”。毕竟，一个电影的认定需要作品的完成度，需要公映许可或至少是明确的放映意图。而现在，仅凭湖南的拍摄和德国的参展，就能跨越千里罚到新疆，监管尺度之宽松，让人瞠目：
他在湖南、德国哪怕做了再伤天害理、人神共愤的事情，跟你新疆有半毛钱关系吗？
再往深一步想，电影创作的边界究竟在哪？导演的相机究竟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如果仅仅因为“怀疑”导演会做电影，新疆便有理由作出处罚，那今天拍风景的摄影师，明天拍旅游短片的博主，后天记录家乡风俗的自媒体人，是不是都随时可能被纳入处罚名单？
事实上，这种看似严肃实则荒谬的执法逻辑背后，是一种对边界的刻意模糊化，是一种对创作自由的过度警惕，更是一种自我设定的无尽的：
行政扩权。
毕竟，权力的边界一旦变得模糊，权力本身的舒适区便会越来越大，而被执法的个人和创作者，则处于不断收缩的自由空间。
荒诞不经的处罚背后，是创作者日益缩减的自由。以“跨省怀疑”式的执法方式惩罚创作，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具体个体，更是对文化生态的一种损害。因为，当创作者的相机举起时，心里总是要忐忑一下：
这个动作，会不会在另一个省份引来罚单？
艺术创作本来需要自由的空气与宽容的环境。一旦权力的尺度变得随心所欲，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何谈优秀作品、何谈文化发展？更讽刺的是，在我们不断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却以如此方式阻碍艺术创作的生长空间，让人不得不感叹：新疆的这一纸罚单，不仅罚了导演，也罚了艺术创作本身。
湖南拍片，新疆罚款。听起来似乎滑稽荒诞，背后却隐藏着创作自由日益压缩的困局。这种荒诞如果继续下去，只怕下一个“被非法电影”的，会是你我身边拿着相机、手机的每一个人。
写于2025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