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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领导：
我是代曼，1988年出生，是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曾深信，法律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最高司法机关，则是这条防线的终极守护者。然而今天，作为“上海宝山跨省抓捕吴少伟案”中被告人吴少伟的妻子，我不得不怀着无比的沉痛与困惑，写下这封信。
一、“远洋捕捞”式的执法，摧毁的是企业对法治的信仰
我的丈夫吴少伟，在北京合法经营企业“恒万建工”。他所从事的，是帮助学员通过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的培训业务。公司提供真实的课程服务，签署正规的培训协议，学员凭借听课学习通过考试，何来“诈骗”？
然而，2023年6月29日，上海市宝山区公安机关跨越千里进京，上演了一场“一锅端”式的执法。此后，朱佳琳检察官照单全收，张国滨法官一审判决我丈夫有期徒刑十二年。
这一系列操作，被法律界人士称为典型的“远洋捕捞”。犯罪行为地、结果地、公司经营地均在北京市，案发前无一人报案，上海市宝山区的管辖权从何而来？我们看到的，不是依法办案，而是为了制造“管辖连接点”而提供的标准化《报案模板》，是连“被害人”住址都填写为“办案机关地址”的荒诞。
请问：这种人为制造管辖、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正常经济纠纷的行为，是谁赋予的权力？这究竟是“依法办案”，还是“为案造法”？
二、“三个效果”的统一，不应以构陷无辜为前提
司法机关常强调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但我恳请各位领导深思：
1、真正的“社会效果”，难道是制造数以千计的对立面孔吗？一个原本守法经营、创造就业、服务学员的企业家被构陷入罪，他身后的员工、学员、家属，以及所有听闻此案的企业家，将如何看待我们的司法？这难道不是在亲手制造社会的对立面，为未来的不稳定埋下祸根吗？
2、真正的“源头治理”，难道不是严惩制造冤错案件的元凶吗？如果国家还在为“进京上F”的景象而苦恼，那么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重拳出击，从源头上杜绝“以刑化债”、“趋利性执法”和“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吗？不惩治制造冤案的部门，就是对守法公民最大的不公。
三、当“无罪推定”沦为摆设，司法公正的底气何在？
本案中，所有指控都建立在程序严重违法的基础之上：
1.侦查机关伪造所谓的“被害人”人签名（已有司法鉴定为证）；
2.系统性隐匿无罪证据（拒绝询问后端教务人员，拒绝扣押存有海量服务记录的工作手机）；
3.公诉人复制粘贴讯问笔录，完全放弃审查职责；
4.一审法院对辩方申请置之不理，庭审程序空转；
5.二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无正当理由超期拒不回复辩护律师多次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
6.上海高院涉嫌违法作出制定管辖决定，违背管辖原则与程序要求；
《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竟异化为“你不能100%证明他无罪，我就要判他有罪”的强盗逻辑！
请问：这是哪一部法律赋予上海宝山司法机关的底气？如果连《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这样的核心程序文书都可以伪造，那么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个别地方执法者眼中，究竟还算什么？
四、我的使命：若反腐是宿命，我愿坦然接受
我，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今天站在这里，已无所畏惧。我绝不放过上海宝山司法机关在此案中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程序违法的行为。我将用尽一切合法途径，为我丈夫还述清白，为此类现象敲响警钟。
如果，以公民的身份，以一己之力，推动对一起典型冤错案件的纠正，进而震慑那些滥权枉法者，就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那么，这个命，我认了！
我恳请最高司法机关，能够真正俯下身来，倾听这来自底层的、绝望的呐喊。立即对“吴少伟案”立案监督，派员直接调查，揭开上海宝山司法机关在本案中程序违法的黑幕，让这起案件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审理，北京的恒万公司就是现实版的《以法之名》中的“万海集团”。
这不仅是为了拯救我的家庭，更是为了挽救无数企业家对法治营商环境的信心，是为了维护国家司法在亿万民众心中的神圣权威！
我相信，法的尊严，不在于不容置疑，而在于有错必纠。
此致敬礼！
反映人：代曼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