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名曰“牢A”的网红，在深入敌穴——留学美国后，以其自谓的“二分假、二分听说和六分真”的话术，据说一举将美帝斩落于马下——噢，不，是斩落于线下，谓之“斩杀线”也。
如今，光荣回归的“牢A”，很快又将矛头对准了国内——比如，他将知名法学家罗翔关于“武松杀潘金莲属于防卫过当”之说，给迎头痛骂了一顿。
“牢A”称：“……潘金莲只杀了武松的哥哥，但是武松杀了他全家，那武松就不该死嘛！——按照西方价值观，这个叫做‘人命都是命，一命抵一命’，大家都是一样值钱的”。
“这套西方国际价值观在我眼里，简直就是狗屁，忠臣孝子能和奸夫淫妇一命比一命呢？”
“……我们现在就不讲法律，我现在就要讲道德，你告诉我：奸夫淫妇的命和忠臣孝子的命一样值钱吗……我说放屁，你少跟我说什么人人平等……”
“我们中国人是相信先祖和灵魂的，杀了这个人，就能告诫先祖，就能告诫灵魂，就能告诫冤死之人……”
“……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就是运行在什么上？——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道德体系上的……”云云
我们不妨再看看罗翔是如何说的吧：首先，罗翔拿“武松杀嫂”为例，其实并非是在为古人翻案、说情，实际上，罗翔只是以此典型故事当样本，用于对当今法律进行形象解读。
因此，在本质上，“牢A”就是故意设置一个“稻草人靶子”，在蹭了罗翔的热度之下，将此话题炒得更有流量而已。
罗翔借此文学虚构的案例，认为如果按照现代法律精神，则哪怕潘金莲、西门庆罪大恶极，但通过私刑杀人，仍然突破了法律界限。
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门槛，是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下，并不能因为潘金莲、西门庆等人的恶行，就可以忽视了法律程序，从而任意进行私刑惩处，否则，如此破坏司法秩序，最终也会使每个公民都将面临被私刑侵害的风险。
所以，罗翔从现代刑法视角出发，以此解读“武松杀嫂案件”，本身并无不当之处。他认为武松的私刑复仇手段，若置于当下，则即使是出于朴素正义的义愤，也会构成防卫过当或故意杀人，这样的“借古喻今”，一点也没毛病。
这样的说法，不仅符合当代法治精神，其实，也一样与小说所处时代的宋朝法律相契合。
宋律明确规定：“故杀者，斩”，且严禁“私刑复仇”！并强调“冤仇须经官断，不得擅自杀伤人”。
可见，即使是在宋代，罗翔之说，也没有毛病——而施耐庵的水浒传中，此类违反本朝法律滥杀的现象极多，如果“牢A”们生在彼时，于现实中持此谬论，或真会因违逆官府法条，要被扔进“牢”中了。
“牢A”拿此反驳罗翔，还陷入到另一逻辑陷阱之中——即其显然是将法律与道徳完全对立起来。
其实，法律本身，向来也都是社会道德的反映与体现，当然，它更被认为是“最低的道德，或道德的底线”而已。
所以，搁在宋代，像武松虽贵为打虎英雄和官府体制内的人，也仍会按照宋律被流放；包括王婆被凌迟，也都是当时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体现，否则，何来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而“牢A”还将“缉毒警察与毒贩”的当代例子，与武松和潘金莲、西门庆的文学故事相提并论，显然也是并不可比的一种逻辑混乱！
“缉毒警察与毒贩”的例子，这是正义者的执法行为，而武松是用一种私刑，来代替官方法律程序的个人审判，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现象和问题。
还有，“牢A”口口声声所谓“奸夫淫妇”，借此也有搞性别对立之嫌——道德上的过错，并不是私刑可以光明正大的借口，这在宋代也一样不为法律所允！
自树靶子，借射向名人罗翔以攫取流量；将文学虚构故事，故意当作客观事实，罔顾传统之法条的真实性，以此曲解宋时的道德实景；拿古今有别的法律例子，实则是贬低现代法律的伟大进步之处。
显然，这种洗脑“基本盘”的手法，虽能一时蒙蔽不少人，但是，现代法治精神的进步性不言自明！
这包括马列主义思想中的“人人平等”理念，包括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合一性；也包括法治的主要目标是对权力的限制等等，都早已让我们的法治天空，要比“道德杀人”“私刑杀人”的蒙昧时代，无比文明和进步多了！
当然，在讲法律这一道德底线的同时，应该考虑更多道德层面上的东西——比如，让法律更能体现人类道德需求和广泛性；要让法律变得更人性、更温情、更有效等等。
显然，要让道德与法治的翅膀同频共振齐飞，这一点上，值得包括罗翔、“牢A”等所有人去思考与实践。
但是，却不能为了流量利益，故意适配出洗脑之用的话术，恶意地将法治与道德脱钩，甚至是让二者完全对立起来，这就有点过于剑走偏锋，甚至是有点“贱”气逼人了！
特别是包含很多落后元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更是拉低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层次与境界——还在兴风作浪的封建余孽之陈旧思维，才是真正应被“斩杀”干净的精神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