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年代,放学后既没有校车去送,也没有家长来接,大家按不同的方向,一起组成“路队”走回家。其中有一条叫“棉纺路队”,因为那条路通向我们县的国营棉纺厂。
路的两边,有许多颗颗粒粒的单间房子,蔓着男科广告的灰砂墙,掬着过季落叶的石棉瓦,简陋局狭,做不了住宅,一般是开张些小铺子,经营些小行当。
其中有几间,大约是靠近棉纺厂的缘故,里面做着弹棉花的生意。客人把脏污,灰霉,甚至板结的旧棉被与棉絮送到房子里,师傅铺在一张工床上,肩上架起一张巨大重实的木弓,转轴拨弦 ,切入被时间,梦境与欢爱压得坚硬的棉花里。
然后师傅拿起一把大木棰,朝着腰旁的弓弦用力一敲,动能顺着他们的手臂勾至弦上,转换为弹性势能后沿线攀探,最终抖落到棉花的沸腾上。
弦上的部分能量逸散到空气中,激得多年前一个不足为奇的傍晚嗡嗡作响,当时我就站在那里,彼刻作为此刻被弹上耳膜,弹进脑海,经过记忆的时空中转,得以在今日交接出那些余波来。
我依稀记得那些木弓,形如横卧的古希腊竖琴,师傅们工作时多为赤膊,手臂的弧线被重复的敲打锤锻出一种古希腊雕像感,棉丝与光尘飞附其上,又被弓弦黏向身体的共振挑起。
与古希腊不同的是,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伤感的优美,只有艰难的劳动,他们把破旧凝固的生活弹奏至宽松柔软的崭新,再用细细的红线织覆其上,归还给平价的夜晚。
这般技能,今日已不多见,但那时我们小孩子都喜欢观看,觉得神奇,看着固化的棉花被这样纤细的暴力解散,陈旧的纤维结构和编织秩序被重组为全新的局面,所有的灰与霉分子都被正弦清洗,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解压感。
我那条路队的路队长姓黄,他爸爸是交警大队的队长,与此类似,无论多松软的新棉絮,沉淀久了总会板结,那么这样的重构工作似乎也不会停止。直到有一天,那条路尽头的棉纺厂倒闭,弹棉花的师傅们也不见了踪影。
受他们启发,我曾用橡皮筋和圆珠笔芯做了一把小弓,想把家里的垫絮弹松,结果自然没有什么效果。一天,我跑去一间小房子问师傅,他怎么能把棉絮弹开,我这个怎么不行。
那位师傅神色凶厉,不耐烦地说,这么松肯定不行撒,你看我这多紧啊,跟你们读书一样,要管紧一点,不好好读书就要打,要有紧才有松。
这种屁话初听上去闪耀着朴素的实践智慧,细想之下,并不存在任何内在逻辑关联。这里许多令人讨厌的长辈,总是不放过任何一处给小孩子指点道理的机会,无论是物理学,工程学还是数学的原理,都能经由某种殊途同归的比喻,走向一种如何处世的哲学,而且核心要义看下来多半都是——小孩是要打的。
师傅不知道,当然那时我也不知道,在许多地方,小孩是不必打的,甚至在更远的地方,小孩是不能打的。有些人的童年,不需要紧也能得到松,有些人的人生,可以一直宽松,一直柔软,他们没有杯弓蛇影的父母,没有逮住蛤蟆也要教训一顿的长辈,人格里也因此没有长期绷紧后遗留的疲倦与多疑。
但也怪不得师傅,他那份能得到这样见解的人生,或许是被一个有权松弛的小孩的父母拿走的。中国的历史太久了,板结后弹松,弹松后板结,此间许多此起彼伏的因果,推来换去的沉浮,难以无限上推与折算,反倒是虚无了此刻对打小孩的阻止。
后来我来到上海,发现这座城市也有国棉厂/棉纺厂,不止一家,按编号有过三十多家,有的已不存在,有的成为文化园区,有的成为时尚街区。
但也有一些,只是搁置在那里,没有拆除,也没有随这个时代“更新与升级”。其中一家在川沙,一个在今天以玲娜贝儿闻名的地方。
我去拜访过它。出租车飞驰在高架路上,这条通往国棉厂的道路,远比2002年的那条放学小路要宽阔与快速。
高架桥的两边,偶尔会出现巨大神像般的高压线塔。抬头上望,高压线切过高速路,我想象着行驶的车与车中的我,轨迹拨过那些带电亦如电的空弦,弹散了天空中棉花一样的云朵,弹松了我以为早已板结在过去的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