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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厂固然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以我和朋友的经历为例
时时想起初去广东在火车上的一幕，那是半夜时分，我没地方坐，还有些兴奋，睡不着，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多数应该都是去广东打工的，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他们和我一样，各自怀抱或大或小的梦想，可就在这节车厢，两三百号人，最后有多少人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十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一？
后来进了东莞虎门的一家工厂，一呆就是四年。现在想来，那时总是天色昏黄，空气闷热，心绪烦躁。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工厂的生活就是吃饭、上班、睡觉。如果是上夜班，连太阳都看不到（中午往往懒得起床吃饭），想起曹禺在《日出》中写的：”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睡觉了。”电镀分厂的工友们更辛苦，因为电镀有毒，他们四个小时倒一次班，连完整的八小时睡眠都没有。时间的积累能留下什么呢？我是铣工，工作经验还算有点用，而对流水线的工人来说，干了十年和干了半年并无明显区别。
抱怨和控诉是不合适的。我进这家工厂的时候，我的几个好朋友（高中同学）还在到处找工作，拖着蛇皮袋，走来走去，穷得会在下午走几里路回到早上看到的某个水龙头去喝水。从几个人一起找工作，到各自流散。一个朋友曾经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干了两个月，累得在另外一个朋友去找他的时候，”啊”了一声却说不出话来，他说长时间不说话已经忘了该怎么说话了。就这样，走的时候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不说了。
前不久看了一部纪录片《人造风景》，一开场，镜头扫过一排一排的流水线，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忙忙碌碌，”喀嚓””喀嚓”的机器声，一切都很熟悉。镜头向下走，还是一样的流水线和年轻人……越看越难过，甚至伤心–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全耗这上面了。这是我看过的最长的纪录片镜头，有八分钟。
所以还是不安分，满脑子都想着怎么离开工厂。进厂一年多以后开始参加自考，那时候我们晚上7点到9点还要加班，领导对我很好，让我不用加班了，好好准备考试。每天晚上7点，去附近一家祠堂看书，那里改建成了一个图书馆，9点再回来。两年后考完，拿到毕业证书没多久就辞职了，我跟自己说再也不要干这一行。说实在的，这个毕业证书没怎么派上用场，我失业了整整一年，才在一个书店找到了一份营业员的工作。一年多后，朋友把我叫去了北京做图书编辑。又过了一年多，另外一个朋友又介绍我去做新闻。到现在，工厂生活离我整十年了。
必须承认老天爷待我不薄：从农村出来，在北京安家，有了妻儿，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在成功人士总是谦逊地说”成功？我才刚起步”的时代，我觉得我自己是”成功”的，我是那节车厢里的幸运儿。于是在”中国青年的出路”这个语境下，我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成功”能说明什么？我是一个极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对我个人来说意味着全部，但从统计学意义上，有太多的不可复制。我是堂姐带到广东的，每到危急时刻，我都可以去找她–很多人，没有这么一个堂姐。我有一门技术–很多人没有。我碰到了一个好领导，允许我不加班去学习–很多人碰不到这样的领导。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在关键时刻扶我一把–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是种种，任何一个环节断了，昨日之我不会变成今日之我。我反对美化过去，也不想诗化自己的经历。
但也不宜夸大苦难和不幸，要做到这点最难。我上面提到的那位累死累活却没有拿到工资的朋友，有一次我和他在士多店外喝酒，他突然冒出来一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奇怪他会这么说，他解释说，好多次濒临绝境，每一次都绝处逢生，难道不幸运吗？他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人。”客观地看，十多年过去了，以我和我的朋友为例，我们没有一个回到了农村，都在城市安定下来了：生活不容易，但不至于过不下去。
工厂固然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上升的渠道虽然很窄，但也没有完全封闭。对于过去的经历，不管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还是苦大仇深悲情无限，本质上都是一种审美行为。
我无意于和稀泥，只是认为审美抒情于事无补。如果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谈经验教训，我更愿意谈具体的事情。比如在我看来，出去打工，有一门技术至关重要（时至今日，在珠三角、长三角，技术工人仍然供不应求；而如果你去问流水线上工人，我相信大部分人的愿望是学一门技术。）。可在这些年轻人走出去之前，我们的教育没有跟上，我们国家的技校数量远远不足，得到的扶持也远远不够–办所像样的技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台好的机床就要几十万。而当他们真的进了工厂，上了流水线，就更难了，没钱没时间。对于企业来说，培训流水线员工完全不符合经济理性–翅膀硬了就飞走了。市场失灵，政府就得补位，工业区都很集中，政府补贴多办些技校，很难吗？都在说”腾笼换鸟”，除了资金技术，技术工人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比印度发展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育比印度搞得好，这一点为政者好好记住。教育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方式。我还记得，晚上9点，从那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出来，往回走的路上，我的心情往往很平静。
不绝望也不诗化，不回避也不夸大，与其泛泛而谈，不如就事论事。我的经验和态度，不外如此。
二、从媒体报道窥见社会改进之路径——以南方周末与人间杂志为例
说回深圳富士康最近发生的员工接连跳楼事件，我不认为我的经验还够用。时移世易，工人已经换了一代人了，我也不曾在深圳富士康那么大规模的工厂呆过。就我所了解的信息，远不足以让我得出自认为靠谱的结论。与其胡乱下断语，不如先回到新闻现场。不客气地说，目前很多报道和评论，都太过浮躁，我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自信。
以南方周末上周的报道为例，这也是近期此事最有影响力的报道。在我看来太过先入为主且滥情，充斥着太多引导性倾向性的词汇，却连基本事实都没有说清楚。最基本的事实就是那八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去跳楼？报道以”因牵涉死者隐私”为由，”不予交代”，但如果连”为什么去跳楼”都不清楚，怎么去分析背后的企业责任和社会原因？保护隐私有很多技术性的手段，不能作为避而不谈的托辞。在南方周末的网站，有网友留言说：”太文学，感情色彩太浓厚，意象太多以至于真实的细节反而被压缩在一个逼仄的角落……”
因此，富士康员工跳楼与工作环境有多大关系？这个问题也就没法从报道中找到答案。更为奇怪的是，报道一开始就引用心理学家的话说”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并承认”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而在后面的行文中不停暗示自杀与工作环境密切相关，岂非自相矛盾？
而在记者手记中流露出的居高临下的同情，我猜想工厂的年轻人并不需要，至于结尾所说的”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就更有武断之嫌（参见我第一部分所说）。概言之，刨除引导、暗示、情绪化的内容，整个报道我没有找到太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妨谦卑一点，先老老实实把事实搞清楚，不必如此急切地试图引导读者。
同样，不靠谱的评论也所在多有，比如就有不少人说，这些年轻人有自杀的勇气却无离开富士康的魄力，并进而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去。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这些评论者怎么就能确定别人是因为工作环境恶劣而跳楼？要知道有好几个是因为男女感情问题而跳楼，岂是辞工能够解决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把责任归于富士康？以至于迫不及待地跳过对个案的关注，直接把工作环境作为罪魁祸首。我想问的是：如果没有富士康这个”敌人”，我们还有没有兴趣去关注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富士康这个”敌人”，我们还懂不懂得怎样报道跳楼事件？先入为主，大而化之，混淆个案差异，忽视个体生命，怎么可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还是必须回到个案和细节一一分析。
比如说那几起因为感情问题跳楼的该如何看待？报道太少我只能借助以往的案例，三年前我曾经去采访过一个打工妹。她17岁，在东莞谢岗打工，被男友强奸毁了清白，要求男友自杀。男友不肯，于是她把刀插进自己腹部并不让男友送她去医院，除非男友也自捅一刀。被逼无奈之下，男友只好捅自己再送她去医院。在医院男的不治身亡，这个女孩子因为逼人自杀被控故意杀人罪。我问她没人教你怎么处理感情问题吗？她说其他人也不懂，年纪都和她差不多。我在那个工业区，看到到处都是那样的少男少女，让人揪心。回到富士康，基层员工中80后，90后超过85%，这可能屡发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缺乏年长者的引导。有网友说，郭台铭”只要多雇佣几万个年纪大的中年人到工厂里就OK了。”
还有一个细节是住同一个宿舍却互相不认识。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说原因，我在其他媒体的报道中看到的原因是班次和部门不同。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我也不认识坐我旁边的外部门同事，但并不意味着我冷漠，像”碎片一样活着”–我和本部门的同事关系非常好。所以关键的问题是除了本宿舍的，这些年轻人还有没有朋友？并且，富士康在宿舍安排方面，是否有考虑同班次、同部门和同乡尽量安排在同一间？还是尽量排斥这种安排？抑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从个案和细节出发，去寻找背后的普遍因素，而不是先入为主，再裁剪材料为我所用。最后可能会发现，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改进，而不是要改变整个大格局。人被异化是现代社会内在的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如李泽厚所说，人的文明进程就是人被异化的过程）；而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富士康可谓其象征），在数十年内，恐怕也不会改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大部分人还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所以千万不要轻视技术性的微小改进。
我上面对于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批评，不仅仅是出于专业主义的考虑，更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改进社会的路径–社会进步往往发端自媒体的介入，媒体人的表现，很大程度决定了结果的好坏。试举台湾人间杂志为例，看看他们是怎么报道并促进社会进步的。
前几天看了1986年台湾人间杂志一篇题为《不孝儿英伸》的报道：18岁的阿里山少年汤英伸，从淳朴的小山村只身来到繁华的台北，工作才九天，杀死了他打工的洗衣店老板一家三口。台湾媒体长期持续报道，尤其是人间杂志，坚持之久，介入之深，令人感佩不已。三万多字的报道，从案情本身、成长经历到各方救援，从山地、学校到台北，从人物心理到社会背景，文字细腻、面面俱到。阿里山少年案，由此成为当年台湾最重要的两起民间自力救济行动（另外一起是反杜邦运动）。
“提到阿里山少年，一定让人联想到人间杂志；如果没有人间杂志，没有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陈映真。阿里山少年的故事，恐怕早已被人遗忘，而失去了让人怀念的进步意义。”
转型期媒体的价值如何体现？人间杂志可为表率。通过此案例可以看到的明确路径是：个案必须是清晰的；要有真正的关怀和救赎精神；联合社会各个层面的协同参与。以此对比，让人汗颜，我们连最基本都还没做好呢，宏大叙事还是先放一边吧，不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