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会议时间：2010年3月6日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今天上午会议的主题是基层民主问题，这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只是作为一个有一点儿政治学知识的公民，针对刚才学者们的话 题，谈一下我的想法。

刚才张静老师谈到一个问题，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有利的因素。我觉得要考虑这么几个因素：

首先，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终极关怀，基督教会本身不是政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信徒的增多会削弱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官方意识形态对他的控制会有所减弱。但我们还得看到另外一个方向的作用，有一些人，因为皈依了基督教，他会疏离政治，对政治的关心会减弱。我们可以看到，前些年有几位很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当时在互联网上总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比在座各位的影响都大。他们对时事政治总会发表一些很有份量的言论。这些年都没有他们的声音了，因为他们都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关心更重要的问题去了。现实政治问题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次要的。可见，影响双向的。基督徒内部在信仰基督教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内部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左中右并存，是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都有的。它是分化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载体，但在今天的中国，信奉基督教不意味着认同民主价值。

第二，中国的基督教会不存在独立的、统一的组织和密切的国际联系，从而使他的政治影响大为降低。从世界范围的经验观察，基督教要发挥政治作用，国际联系很重要。但是，中国的基督教是基本上被切断了国际联系的。在国内，官方教会独立性有限，其领袖在信众中的威信也有限。家庭教会处于半地下的状态，非法的或半合法的状态。这样，使家庭教会出现地方化的发展。因为不合法，所以只能地方化发展，一种组织上破碎的状态。这样就导致它不可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非常非常的分散，相互没有交流和来往，不会产生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精英。这会对它将来参与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不是全国统一的组织，存在着官方基督教 和家庭教会的分裂和对立，家庭教会的地方化。我们知道，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像波兰、南非、菲律宾、韩国、拉丁美洲那些教会领袖，他们起了多大作用? 他是公认的宗教领袖，精神权威，社会道德力量的代表，教徒们都熟悉和认同他，他长期树立起来了威信。一些红衣大主教在民主化运动中支持民主，推动人权事业， 有的在政府与在野势力间成为桥梁，其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很难产生这样的人物。国际联系方面也是这样，像拉丁美洲的民主化，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以前是支持威权政治的，就是因为60年代梵蒂冈那个大公会议，相当于中国的三中全会，开始转向支持民主化、推动人权，所以促使拉美的教会也站到了民主一边，然后才有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民主化。

由于中国基督教的特殊情况，其政治影响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与其庞大的人数不相称。政府为什么会恐惧它，非常担忧呢，不是因为他真正有威胁而是政府思 维的一个习惯，对凡是与其疏离的不受其控制的有组织的力量，都有恐惧感。从长远来说，基督教的发展肯定是有助于民主的。但是它不一定在近期内有明显的作 用。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下面，我再说几句基层民主问题。

咱们在座的多都是搞基层民主的专家，一直热心推动基层民主，这是中国民主建设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从我的观察角度，可能会给大家泼点儿冷水。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整个社会全方位大转型。我们各位学者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基层民主的问题，基层治理的问题，它在大的转型中的走向、 地位，它的价值如何? 我们用一句老话，不能“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比如，我们如果就一个局部一个地方做的调查，然后得出关于整个中国民主或者政治发展的结论，这是非常危险的。你只是看到了一个局部，你就说中国农民现在民主意识怎么样，那个说明不了问题。你说哪个省哪个地方调查出来的老百姓意见是什么，要求是什么，对政府提出来的要求是什么，对解释中国全局问题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它只有很有限的价值。你在目前调查出来的东西，也不能为未来下结论，不能说，今天中国人对民主的态度怎样，认识怎样，由此就推论说，中国的民主前途民主模式就应该怎样。今天这样可能不错，明天就可能不这样了。

热心推动基层民主的人一般相信，基层民主是实现国家民主的起点。不过，我以为，由基层民主向国家层面民主的跨越，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如一些人从逻辑上简单推论的，由村民自治然后到乡镇和县，再到省和中央，没有这样必然的联系。基层民主完全可以停滞几十年，基层民主哪怕已经很不错了，几十年推进不到国家民主，这是完全可能的。你看，像非洲、中东阿拉伯国家等很多地方，人家基层民主很长时间都有，可能比我们现在还发达得多。基层一直很民主，但是国家层面民主一直搞不起来。两者没有一个必然的递进发展的过程。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由基层民主发展到国家层面的民主。

我们往往因为看到一点儿政策松动，看到一些地方搞出点儿新的花样，就感到很高兴。好像民主又有希望了。我们是研究这个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推进这个事 业，我们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事业。有这种心情的可以理解的。所以，如刚才有人说的，现在有人很失望，说不干了，搞了这么多年没看到基层民主有发展。

真正的失望还不是这个。真正的失望是基层民主搞的很不错了，觉得我一辈子推进基层民主很有成就感，最后整个国家大的方向一变，你那点儿成就一风吹。那时候你才失望。那时大家都退休了，回头看看，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

大家可以想想当年德国和日本，在民主化过程当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一段时间，日本和德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保障，比我们今天要好得多。你看德国当年已经实现了普选，德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普选权的实现，甚至德国当时的福利国家都是走在前头的。但是有些根本的东西没变，所有这些枝节的变化都是不可靠的，都可能一阵风吹掉，因为根本的东西没变。比如，日本当年军队向天皇效忠，文官政府控制不了军队。就这一条就很要命，使得所有的其他成就最后都作废了。德国也一样。

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以为，就是社会公众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这个东西才是不可逆转的。刚才说什么制度是不可逆转的，没有，制度没有不可逆转的。法律定了宪法定了甚至运作若干年了，从上到下都一致了，也都是可以逆转的。唯独现代公民的政治人格形成后不可逆转。所以我觉得在推进制度改革之外更应该看重公民教育。

我不理解，我们这些搞基层政治的专家教授为什么很少关注去做点实际的公民教育的工作。不仅是推进制度的一点儿细枝末节的改进，而去真正做扎扎实实的公民教育工作。这个东西才是根本的。我们现在是哄着领导做点儿改革，盼着领导做点改革，甚至骗着领导做点改革，这是靠不住的。最终还得寄希望于民众的觉悟， 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形成后产生的改革压力才是真正的动力。

刚才于建嵘讲到基层民主空间有限，动力不足，余逊达也讲到这个东西。为什么空间有限动力不足，领导出于什么目的来搞基层民主的改革? 你如果寄希望于领导的恩准，基层民主必然会流产。真正民主政治绝对是和领导的利益截然对立和冲突的，你不能指望他出于他的目的去改革。而为了稳定，为了化解矛盾，一句话为了政府绩效而进行民主改革，这种导向没有前途，方向也有问题。虽然看起来会部分地推进民主，但有时它也在强化威权政治，使其更具合法性、更有生命力。真正有前途的是公民意识觉醒了，有了很强的参与意识，将他们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他们不能接受了，于是，就会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压力到了什么程度，压力到了一个程度，执政者权衡之后觉得，不民主可能更糟，不民主可能是灾难和严重的冲突，这个时候民主才是可能的。

公民意识形成后，产生的压力还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这个压力促使上层发生了分化。在这种压力面前，或者说统治者者本身也受了公民文化的熏陶影响，很多上层人士、政治家，也具有了公民意识，形成了公民人格。他觉得这个制度得变一变了，他也不忍心再做过去的那些事情了。他本身变了，从内心里认同民主，形成了公民政治人格，如果上层发生了这样的分化，来自上层推动力才是可靠的。

中国民主的进步，有多种动力和源泉，如党内民主、人大制度的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公民社会的培育，等等，都有其价值。但我觉得进行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文化，推动现代公民政治人格的形成，是最重要的，最可靠的。哄着领导实行一些政策性的开放，有其积极作用，但那是靠不住的。

初步的民主制度本身也起到公民教育的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到，民主制度是公民教育的学校。我们推动基层民主的重要意义也在这里，让公民们通过基层民主学会民主，成为公民。但进行公民教育还有许多事要做。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澄清很多理论问题。现在民主理论很混乱。包括刚才这位老师讲的，“我们不能像韩国那样一下子就转变为民主”。但我觉得韩国不是一下子转变为民主的。韩国一建国就建立了民主，然后经历了一次次反复。如果经历了一次反复就说韩国不适合搞民主，那么韩国永远不会搞民主，韩国就经历了无数次反复。即使在威权政治的大部分期间，它也比我们今天有更多的民主。韩国民主化最后争论的是总统由议会来选还是由全民来选。他们的政党一直存在，不是像一些人简单化地理解的，原来是专制，因为经济现代化了，然后实现了民主。它原来是有限民主，所谓民主化是民主制度改革越过了一个关节点，由有限的民主转变为基本上民主。西方国家也不是说一场革命就带来了民主，在革命之前都有有限的民主的长期积累，革命后又有民主的长期改革。革命的作用是使中世纪民主转变为现代民主。我们今天的民主与他们革命前、民主化前还差得很远。包括我们经常说新加坡是在威权政治下经济发展起来了，社会治理得很好，我觉得这里都有误解。我们今天如果政治改革达到新加坡的程度，还得好多年。新加坡属于在威权政治下的有限的民主。可能不是威权政治使它的经济发展得很好，而是那有限的民主在起作用。

培育公民文化，进行公民教育，应该是城市比农村更容易，更有效。城市里公民文化应该率先成熟。所以，我以为，中国的民主化不会如一些人设想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它会由城市带动乡村，精英引导民众。只要相当一个数量的中国人，其主体是政治精英和中产阶级，具有了公民意识，对建立民主制度就够了。他们再去带动其他的人。制度上你可以反向推进，但是公民教育不是这样。何况，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国农民会急遽减少。过几十年，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十几或二十几了，你那个村民自治的意义也就自然降低了。所以，农村的选举虽然有其价值，但中国民主的希望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