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在这里对红包界的记者们说一句，拿钱发软文跟做鸡一样，也是需要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以后出台前最好能简单准备一下。”——东北汉子罗老师说
我想，任何一个腰封文学家看到这篇报道及罗老师的彪焊解释，都会嘲笑罗老师不懂潜规则，不知道为既得利益让步，是个不折不扣的愣头青。
照理说，我们敬爱的罗老师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有丰富的对付媒体的经验，不该出现这样的事情，既然卖书，就要跟天上人间的小姐卖身一样，客人让你干吗你就得干吗，让你冰火九重天，你就不能两重。如果罗老师能审时度势，就坡下驴，也不会损伤两个汗毛，就不会闹出“东北汉子”风波。这下好了，除了“彪悍的老罗”之外，罗老师又获得一个新头衔——“东北汉子”老罗，这顶帽子比绿帽子戴着还难受。
罗老师不管站在哪里发表言论哪里都会成为道德制高点。这篇文章让老罗一剑刺破了一个G点，原来红包记者居然也可以不敬业。我一直觉得，人的贪婪是无极限的，因为新闻界没有法律约束，所以记者掌握话语权就可以胡来，为了防止记者胡来，或者是为了能拉近与记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发明了红包规则。吃人家嘴软，在90年代初期，红包能起到很大作用。区区100块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后来，随着GDP增长，房价增长，红包的数字也跟着增长。我当年带歌手，出门宣传，可以把钱放在两个口袋里（那时候也没有信用卡），揣着就出门了，回来的时候口袋空空，算是完成任务，可见那时候红包的数额还是很低的。而且，我可以不吹牛地讲，很多媒体看在我的面子上，非但不要红包，还很努力地帮我宣传，临走的时候还要送我一些礼物。现在你试试？记者已经被喂得很馋了。
我不知道现在红包到了什么行情了，但肯定不是100块钱了，现在记者大概对拿红包也没有什么负罪感了，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拿，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要。我听一个朋友讲，某次新闻发布会现场，一家媒体因为去了两个记者，但是主办方只准备了一份红包，结果俩记者在现场为了一个信封吵了起来。真他妈丢人。
一般而言，拿了人家红包的人，回去要办事，于情于理都该如此，人家给你钱，然后操你你就得认，不然你就别拿。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并不喜欢人家操你，但你被操的时候可以做死鱼状，但不能不让操。还有一种可能是你避免被人操，那就是老鸨护着你（比如上级领导不许发表这篇报道）。但是你如果红痛快地拿人家给的红包了，并且在拿到的一瞬间确实有心理和生理快感，你就必须要让人操，哪怕装出高潮也要表现得很爽。坚决不能拿完钱之后说人家耍流氓。这就是残酷的潜规则，你以为做鸡那么轻松呢？做记者跟做妓者，在面对红包这一点上，性质是一样的。如果洁身自好，开始就别伸手。
可能有人会说，你干吗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张嘴操闭嘴操的。那你说我该怎么形容你才能明白呢。
我不太清楚罗老师这件事的真伪，也并非针对这件事本身。而我作为一个记者，耳听眼见得太多了，我针对的是这个我早就不喜欢的新闻媒体行业。曾经，有一个来自我一度很敬重的南方报业集团的记者问我：“你们北京红包行情是多少？我们现在跑会拿得太少了。”我问：“你做记者就是为了拿红包吗？”
记者拿红包的感觉就像吸白面，第一口的时候感觉极爽，后来一口不行了，要两口。后来两口不行了，改三口、四口、五口，才能保持初爽的感觉。后来吸不行了，改注射了。再后来，一管不行了，改两管。后来两管也不行了，改三管、四管、五管，再后来不就死了嘛。
所以，我很赞成罗老师向红包记者界发出的呼吁：“拿钱发软文跟做鸡一样，也是需要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以后出台前最好能简单准备一下。”就是，别那村长不当干部，别拿记者不当鸡。
唉，说到最后，感觉挺可悲的，妈逼的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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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记者不当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