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人的人格是撕裂的，善良与邪恶，正直正派与奸诈虚伪，积德行善与缺德作恶，狂躁暴烈与中庸平和，利他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奴颜婢膝与无政府主义等截然对立的品性往往纠缠在同一个灵魂之中。灵魂不是游荡在空茫茫大地上的孤魂怨鬼，它们终将要彼此相遇。问题是你不知道此灵魂会以何种品性与彼灵魂的何种品性发生碰撞，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会在什么问题上产生对立和冲突，结果我们看到眼前这个世界出现了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有人用“社会溃败”来形容，我认为是准确的。
“社会溃败”是一种综合判断，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简括说来是社会失去正义的品格，政治成为少数人的游戏，经济被强势集团垄断和掠夺，民众失去选择和发展的自由。表现在社会层面，真善美被欺凌和侮辱，只能躲藏在一隅可怜地悲泣，假恶丑却甚嚣尘上，在任何领域任何人群中像瘟疫一样蔓延，人们稚嫩的心灵失去最后庇护所，被风霜雨雪摧残和蹂躏，活着已经成为极为劳累的事情，有人干脆以杀人和自杀的方式来寻求解脱，没有勇气寻求解脱的人则苟延残喘，不得不把缺德和不义作为维护生存的手段，到处都是喧嚣，到处都是愤懑，到处都是哀吟……这种可怕景象既为我们在与他人相处中被体验到，也为我们内心状态所证实。
最近又有传言——所谓传言，就是不能在党和国家喉舌、肩负意识形态宣传职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并被讨论的东西——中国每年流入各大饭店、餐馆的地沟油达300万吨之多，我们平时作为奢侈行为的家庭和朋友聚餐，实际上是在兴高采烈地吃比砒霜还要毒百倍的东西;而前几天福建省一个凶犯挥刀杀死8个无辜小学生的惨剧，则再一次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提醒我们，以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为标识的社会溃败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有学者痛心疾首：“中国已经国之不国。”
一个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什么到处都是猖獗的腐败?为什么政府肆无忌弹地拆除民众房屋而无人能够问责无人能够阻止?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什么蔓延着如此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从来被认为勤劳善良朴素正直的中国人民，为什么竟然如同日本皇军所言“良心大大地坏了”，某些方面甚至把“缺德”和“残忍”发展到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极致?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规律或者说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人则归结为中国文化中的有毒因素，认为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造就了特殊的国民，人格“撕裂”是国民对生存条件做出的被动适应;还有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少中间等级，很难建立起健全的人文环境，等等。
或许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我们内心深处的疑惑。
必须正视，就“撕裂”程度而言，1949年至今凡六十年，毫无疑问是历史最严重时期，即使在黑暗年代也没有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溃败是“辉煌六十年”之结果——这种溃败与传统社会文化无干，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你就会从典籍和民俗中感受到宽容、善良和美好;就普遍人性而言，中国人也和世界上其他人种一样，不可避免会在内心深处寄寓着某些兽性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如此集中地在一个地域、一个历史时期爆发成为社会显态，必定有这个社会独有的原因。这就好比人的健康状态，病怏怏、小脸儿蜡黄的人和红光满面、活蹦乱跳的人一定具有使他们成为各自样子的内在原因，这种原因深藏于肌体内部，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现在我们就把表面看不出来的东西挖掘出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
2 六十年来，执政者就像周期发作的精神病人一样，一个劲儿折腾，没有一刻停歇，从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规模“‘工商业改造’运动”，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从六十年代“‘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到1989年以极端方式平息“天安门事件”……有心人做过统计，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单是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就多达一百余次，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宣传为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搞这些政治运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亡党亡国”……凡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种宣传全部是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谎言，恰恰是这些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持续地制造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六十年来，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娃娃，都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谎言裹挟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被浸泡到了虚假的政治液体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掠夺一天也没有停止，民脂民膏就在权力者“为人民服务”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高调喧嚷中被抽取为少数人的财富，巨大的社会不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极端的形式显现。
你只要稍稍关注一下网络舆情，就会发现人们对意识形态谎言遮蔽下的社会罪恶已经忍无可忍，谴责声讨铺天盖地，但是，改变什么了吗?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民的血汗只是一种廉价的润滑油，只能使它复杂的结构更加坚固，运转得更加顺滑。看一下1949年10月1日到今天的人民日报，你就会知道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喧嚷包藏着多少谎言多少无知多少狂妄!
就是这份人民日报，大跃进时期不是曾经有粮食亩产1万斤的报道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曾经刊载过很多“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闻照片吗?不是曾经用通栏标题向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民通告“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吗?不是曾经把企业改制导致无数工人顷刻间成为无产者说成“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吗?不是还在想方设法遮掩权力资本用黑社会方式疯狂掠夺土地、强拆民众房屋造成的一系列血腥罪行吗?
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针对苏联社会说过这样一句令人警醒的话：谎言是这个国家的支柱。索尔任尼琴说的难道只是苏联吗?不，他概括的是所有不正派国家，概括的是所有国家权力并非来自人民用普选的方式授予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被庞大特殊利益集团挟持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失去民间社会、人民作为个体直接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威胁和辖制的国家。
我不愿意说我的祖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但是从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六十年所作所为来看，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说谎是被国家操纵的所有宣传机器的本能，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全部是谎言，赤裸裸的谎言。
这就是说，政府与民众始终在用两套话语进行观念表达，一种是政府通过它所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制造并不存在的“第二种现实”，它强大而专横，人作为个体根本无法抗拒，你只能违心地承认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安全;另一种是民众在至爱亲朋中、在日记里、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观感。这两套话语体系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兼容，甚至可以说处在尖锐对立状态。有人说：“如果政府出面辟谣说某件事没有发生，我就会认为那件事确实发生了。”还有人说：“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正是这种不兼容和对立的鲜明写照。
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乃至于社会全面溃败，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也许有人会说：“陈行之先生，绝对了，你说的有点儿绝对了。”
我不这样认为。
让我们用数据来说话。
3 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数据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数据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它只存在于民众的话语体系之中，我这里列出的就是从网上信手拈来的几组数据，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联。
其一，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GDP的比重，欧美国家达到55%，南美国家达到38%，非洲国家达到20%，而我们中国是8%。中国人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第159位，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甚至排在32个非洲国家之后。
其二，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贫富差距国际警戒线，与之相对比，日本的基尼指数为0.25，欧洲为0.32，印度为0.33。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以每天消费1美元极度贫困线标准衡量，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人口的15%;实际上中国2亿人平均每天消费仅为0.42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不足2美元(即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达到4.3亿，占全国人口的32%。
其三：2009年中国政府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纳税18461元。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等各种形式收费汲取不少于60000亿的民间财富，两者相加达到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奉献超过9230元，以每户平均4个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奉献36923元。
其四，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超过90%)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中国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到200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中国有1310000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些人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其五，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 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每人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其六，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其七，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豪达到24万人，这些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有98%的人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财产。
其八，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财富，美国是5%的人掌握60%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控全国41.4%的财富。全世界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两组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富人在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贫富差距和全世界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10倍左右。
我列举这些数据只是想告诉读者，所有这些真正“关乎人民福祉”、“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骇人听闻的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会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予以披露，国家有关机构也不会在人民日报正面回应以正视听，中央电视台政府更不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回旋在我们耳畔的全部是关于“盛世”、“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喧嚷，这样，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屁民”也就根本无法判断上述数据是真是假，多少真多少假，我们只能从现实对比中检验它们——很不幸，直觉总是提示我们：这些数据很可能是真实的，政府之所以不对它做正面回应，实在是因为它对于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不方便……国家感觉不方便的东西能公开谈论吗?当然不能——两套话语体系变得不兼容起来。
现在我可以把前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了：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社会溃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4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既不是改变外部世界，也不是推进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要改变人性。”(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人性被改变被摧毁的地方，兽性必然趁虚而入，我们用一个甲子的时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果。 孙立平先生最近有《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一文(请读者务必阅读全文，网上找得到)，很让人警醒。下面我引述先生一段话，来给今天的话题做一个了结—— “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还要说什么吗?我觉得不需要了。
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41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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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溃败源于两套话语体系不兼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