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网上流传一段视频，上海虹桥的潘蓉夫妇用自制燃烧瓶抗拆的一场恶战。房主480平米、市值超千万的4层楼，补偿置换后差额款67万被强拆了——视频你看到了：攻碉堡般强攻下来，抓俘虏般关押起来——不剥夺权利，怎么能剥夺财产？如果潘蓉夫妇不是从新西兰回国的，敢拿燃烧瓶抗拒强拆？财产权是一种独占的排他性权利，因而，要剥夺财产必须先剥夺权利。所以，伤害权与剥夺权合法地进入市场，必然会制造出贫富不公。穷人历朝历代之所以穷的根源，不在于市场本身，而在于公权力剥夺了私权利；亚当·斯密认为穷人千百年来之所以穷，“在于穷人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甚至性命也没有保障，”。由此观察各地动辄逼出人命的强拆夺地，你就不难理解贫富是怎么分化出来的。你一眼就能看出，强征强拆的财产被剥夺，首先是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对吧？

吴敬琏认为贫富悬殊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其实，腐败与垄断也源于权力剥夺了权利。腐败猖獗是公民被剥夺了知情权与监督权的结果，至于土地的强征强拆，本身就是土地被国家垄断后的强迫交易，跟政府征税、收费同属一类，也跟国企垄断水电油气、通讯交通与医疗教育后的强迫交易同属一类，靠的都是公权力的合法伤害权，也都是对私权利有了合法剥夺权。合法伤害权、剥夺权的具体行使，就是没收、罚款加滞纳金，就是停水、断电加封门、拉人。按照韦伯界定权力的说法：“这一状态意味着群众毫无疑问和毫无反抗地顺从”，“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无须顾忌他人意愿，总能贯彻自己意志”。所以说，市场不是贫富分化的主因，主因是公权力剥夺了私权利。贫富分化的根子在政治制度上。

我年轻时经历的剥夺私产，是靠恐怖的、血淋淋的政治运动开路的。集体化的强征强购、学大寨的强迫劳役、每个人“一块砖，任人搬”的权利剥夺，比现在蝎虎。由此，当年制造出了全国人民的普遍贫穷。对此你会说，前30年虽普遍贫穷，但并没有贫富悬殊嘛。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知情权，不大知道有个按需分配的阶层绝不贫穷。其实，合法的伤害权与剥夺权越猖獗，贫富悬殊就越严重。而伤害权、剥夺权之所以能合法化，在于制度本身有根本缺陷。譬如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不是始于今日，改革前30年一贯如此。改革后这些年的财富蛋糕，被近水楼台的操刀人先切走大块,其实也不是个崭新切法。计划管制时代30年一贯制,一直就沿用这么个切分法。怎么个切分法？按照权力、身份分配财富的切分法。说中国当下贫富悬殊，当然没说错；可你追溯历朝历代，中国那个朝代不是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的？又有哪个改朝换代不是始乱终弃地循环——以“穷人翻身，鸡毛上天” 的“均贫富”开始，又以故态复萌为贫富悬殊终结？

孟子说过“君轻民贵”，但“官人”之称古代都泛化为尊称丈夫了。所以，国富民穷、城富乡穷、官富民穷的根源在于国贵民贱、城贵乡贱与官贵民贱的歧视。当下乡知青时返城拉粪，我会戴上个口罩怕被熟人认出。我们一心返城不当农民，为什么？因为农民 “一年一个麦子黄”，而城镇职工“月月有个麦子黄”——月月有工资。农民没有定量的粮油副食供应，没有休假，是“剥夺式积累”年代的伤害对象，作为“二等公民”，他们的权利一直比市民少得多。“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才知道”。“屁民”之称，是官员在平民面前恃权自傲的例子，对吧？但同样的身份歧视，市民在农民面前一样强烈。国内2·11亿农民工流动进城，集中在低薪、高危、过劳行业,干的多是随机的、临时的、多变的职业。说穿了，都是市民不愿干、不屑于干的职业——低廉的农民工劳务成本堪称穷人经济，但却支撑了城市经济——农民工的低人权，转变为市民抵御高通胀的低成本消费，不是吗？而受益的市民，不是受益于公民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吗？不是受益于城贵乡贱的身份隔绝与身份歧视吗？不是受益于城富乡穷的收入悬殊吗？这是说城贵乡贱，官贵民贱的例子更多。官职可以折罪，乌纱帽可以抵刑——私吞10万的会计会入狱，受贿百万的官员可能不会，有的只是降职，对吧？你看电视看到犯案的青头仔出庭穿个“看守所”的黄马甲，而倒驴不倒架的官员出庭也有特权，也能西装革履，不像陈水扁必穿囚服，对吧？百姓犯案必追刑责，但违法犯罪的官员有逍遥法外的，可能还不少，对吧？权力与身份决定了权利的多寡，不是个制度缺陷吗？

当年的普遍贫穷，源于统一的权力垄断与普遍的权利剥夺，也始终存在着城乡身份隔绝与歧视，存在两种活法的两种

人。眼下国内的贫富悬殊，由于市场打破了权力垄断，出现了垄断与非垄断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与“官场”两套规

则，自由交易与强迫交易两类价格,供养财政与财政供养两种生存方式。国内有哪两种活法的两种人？供养别人的，靠

别人供养的，对吧？那些歧视性的国民待遇与权利不对等，那些有亲有疏、有肥有瘦、有贫有富的制度偏袒，那些公私

有别、法人与个人有别、城乡有别、官民有别的规则不公，显得格外扎眼。同是公民，基本权利有严重差异，更彰显出

制度沿袭的极不公平！1

我们的经济制度，沿袭的仍是权力配置资源；我们的政治制度，沿袭的仍是权大法小，官贵民贱。大学生不惜当掏粪工也要争得事业编制身份，也要挤进财政供养行列的例子，就能证明就业者在逃避当“民”，寻求做官。市场败于官场的例证，就是所谓“屁股决定钱包”——身份决定收入，而不是能力决定收入。高收入、高保障的官场生存与低收入、低保障的市场生存这两种活法，足以证明市场化变革已经败于权力身份社会，也足以证明贫富悬殊是公民权利被权力合法伤害与剥夺的结果。所以，没有彻底的政治制度改革，贫富悬殊解决不了，共同富裕也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语）”。在这个意义上，不推进政改，不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