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卫方
按：这是我回答《南都周刊》年末特刊的话，发表在该刊2011年第1期，发表稿题为“把权力都纳入宪法管辖”，有些删节。这是未删稿，姑且作为本阁社论发表在这里。贺卫方 2011年1月7日
————————————————————
又到岁末，并且还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媒体总喜欢在这类时刻做些回顾展望的文章。当然，这种“整数迷恋”也是人之常情。人有记忆，需要对某些事件的纪念。但是，记忆和纪念也要考虑成本，更无法总是生活在对往昔的追念中，于是就不约而同地逢十而祝或逢十而念起来了。
回顾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中国法治，成绩方面，私有财产保护入宪，物权法出台（遗憾的是出台前一些重要规范遭到删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死刑逐渐有限制的趋势，都是重要的进展。2003年由孙志刚之死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之废止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由于互联网空间的扩张，一些案件受到广泛关注，国人“ 围观”审判，思考法治，权利以及法律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至于不足之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随着法治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出现了某种瓶颈化的裹足不前。例如法治理念中一些非法治内容的登堂入室，司法改革的停滞甚至局部倒退，审判权独立行使方面困境在加剧，宪政体制（人大制度、违宪审查、新闻自由等）了无进展，重刑主义观念重新抬头，法院更频繁地拒绝受理符合诉讼法规定案件，一些举国瞻目的案件反而得不到公开和公正的判决。
展望未来，围绕着法治的意识形态上的突破成为最艰巨的考验。没有这种突破，具体制度的建设就会失去方向与动力。将所有的权力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管辖之下，确保任何政党、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是一个基本的也是艰难的目标。全国性的立法代表的直接选举理应在十年内实现。一种富于权威和活力的违宪审查机制也是法治与宪政的“急所”。党政官员财产公开亟待实现，否则足以动摇统治的合理性根基。从人事和财政上确保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与此同时确保下级法院独立于上级法院，这应该是困难不大、收益良多的举措。死刑罪名大规模减少，只适用于极端暴力和恶性的犯罪。言论和出版自由展现出巨大的价值，国人智慧与活力得以焕发。由于司法渐趋公正，绝大多数纠纷都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上访人数得以迅速下降，“维稳”上的投入每年递减，河北无需成为北京的“护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