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
选举必须是差额的、有挑选余地的，并且要竞选
台湾的社会转型集中表现在宪政转型上。1946年，第一次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原定1947年公布实施，但紧接着内战爆发，国民党就在1948年4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的权力增大了，可以不受宪法某些条款的约束。果不其然，蒋介石就利用这一临时条款颁布了全国戒严令。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全国施行1 9 4 7年宪法的就只剩台湾一省。同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又颁布了一个台湾省的戒严令，更具体、缜密。因此台湾受三个文件约束：宪法、临时条款、4 9年戒严令。
但是当时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宪法的框架还是存在的，据宪法学者的分析，1947年的宪法，比1911年以来的所有宪法都要完善，也比较科学，按照宪法条文老百姓还是有一定权利。其中有两点是临时条款和戒严令没有约束的：直选和竞选。所有要选举的职位，都要进行直选、竞选，老百姓能直接选省长。无论哪里，如果不能选举领导人，就他一个，选不选都是他，那就不叫选举了。
好比盘子里有五条鱼，姥姥喜欢吃鱼，我要给姥姥夹一条大的，是从五条鱼里选条最大的。如果这个盘子里就一条鱼，却跟姥姥说，我给你挑一条大的，这不是糊弄姥姥吗？所以选举必须是差额的、有挑选余地的，并且要竞选，不竞选就是愚民政策。
在这一基本框架下，乡长、镇长、里长都要经过竞选，也不容易当上。从1950年到1981年的31年当中，台湾从选省议员、县长到国大代表选举、立法委员选举，最后还有总统选举。31年间共43次选举，平均每年1 . 4次。
而且选举是非常认真的，不是走过场。竞选人到田头、地间、超级市场去拜票，希求民众把票投给他，选民把手一摆：“现在认得我，当年干嘛了？那条路早该修了怎么不修？”
台湾的选举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跑官以前是去总统府，现在则要向民众求官，拜托投我一票，舞弊行为绝对是不允许的。“跑官要官”，通过选举制度的反复履行，变成“跑民要官”。每逢选举时，大街小巷布满广告、标语，人们在饭馆里吃饭也讨论：那个某某某，咱们不投他票。这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民众都关心的话题，真正体现出选举的某些精神。
台湾的制度当中还有一条，地方自治制度。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过。地方自治并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是所有地方都有自治权。中央、省、县各有多大权力，都是由法律规定的。当年克林顿总统去纽约访问，纽约州的州长出差了，不予接待，这在中国大陆是不可思议的。州可以和联邦政府叫板，当然是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宪法规定所有地方都可以自治，临时条款，戒严令都没有把这点取消。
台湾农村搞和平土改，不是把地主老财揪来批斗，给农民分地。而是把地主的地留下应该留的份额，其余的由政府来收购，你的地，拿钱给你，然后让农民来买土地。农民哪有那么多钱？就让他们分期付款，由政府来垫。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曾发展了一些工业，抗战胜利后这些工业就收归政府。国民党指导思想很明确，如果企业由政府来办，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效率很低，于是张榜售卖。很多地主的土地被政府收购后，地主有钱了就来买工厂，让地主走上工商业者的康庄大道。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不是要打倒的罪恶力量。如此政府的资金也得以周转。农业、工业都是私有化的，为宪政提供了经济基础。
选民无论贫富，每人手上都有一张选票。每个人都可以自豪地说：“一张选票是我的！”大众不投某个官员的票不需什么证据，只要这个候选人口碑太差、不为选民所喜欢等等就够了。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但如果多数选民都不投他的票，那个官员自然就下台了，不需要动刀动枪，这就是普选的威力。
宪政的关键：一是普选，二是是分权。譬如三权分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毛泽东大权独揽，那么多党员反对，反对得了吗？大跃进也是毛泽东大权独揽，多少党员反对讲假话，很多党员有正义感，但是毫无办法，只好坐以待毙，中国大陆饿死几千万。所以分权是关键。
私有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分权，国有经济很难分权。比如一千个无线电厂听谁的？听电子工业部的，由部长拍板。而私有经济的一千个无线电厂，有一千个老板，谁说了算？要看市场上哪个产品好销，消费者喜欢哪个，由市场决定。市场就是分权的，分权体现民主，体现人民当家，私有经济天然是宪政的土壤。
总而言之，台湾宪政的基础条件有三条，即：长期的戒严束缚了宪政，竞选的积累锻造了宪政，私有经济滋养了宪政。
两股运动合流，宪政民主取代集权专制
前述台湾宪政的基础条件，三条中有两条是有利的，因此台湾的宪政还是幸运的，从蒋介石独裁开始转型。在此过程中有两股潮流。一是选举运动，二则是民刊运动。
竞选中第一个突出事件是“中坜事件”。台湾的桃源县，它的县城是中坜，后来单独成市。时任省议员的许信良，学生时代因聪颖、学业出色而被国民党欣赏，受到特殊栽培。但他的独立性太强，国民党觉得他虽然很聪明，但不受党的控制，就不再提拔，另外安排人选当桃源县长，并明确禁止他去桃源参选。而许信良公然抗拒党的指示，私自到桃园县去竞选县长。这就激怒了国民党，把他开除出党。国民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舞弊去竞选，结果舞弊行为被民众揭发，成了丑闻。而许信良居然在一元化党的桃源县范围内，竞选成功，当选县长。于是选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冲突，造成了中坜事件。中坜事件说明台湾的选举来之不易，不是恩赐的，而是选民履行自己的权利争取到的。由于每两三年就有一次的激烈竞选，长期以来，民众得到民主的训练，素质慢慢地提高。
另一股潮流是民刊运动。国民党的元老雷震，创办《自由中国》，由开始的为党国服务，转为为公民、选民服务，再后来要建反对党，结果被查封。后来出了个《大学》，再就是《政治政坛》，这三个杂志前仆后继，有很多人写稿、办刊，这些都被称作民刊运动。后来最出名的是《美丽岛》杂志，它得到很多私人企业家赞助。“美丽岛事件”引起了很大连锁反应，导致多人被捕，其中八人被判重刑。很多人组织律师团为这八人辩护，其中有一个律师叫陈水扁。
这两股运动合流，就成了党外运动，党外运动越来越有组织性，朝着建立政党的方向发展。1986年，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要准备开放党禁报禁，当时是高度保密的。党外运动分子认为蒋经国不错，担心他一旦去世政局动荡，因此一百三十个人紧急行动起来，宣布组建民进党。而此时国民党还没有宣布开放党禁，他们捷足先登，主动建党。有秘密警察拿到了情报汇报给蒋经国，只等他下达最高指示，就进行镇压。但蒋经国说“运用权力很容易，最难的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用。”因此他没有批示，而实际上对民进党的成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是台湾在宪政转型道路上的重大突破点：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正式成立。
民进党搞台独当然应该反对，但除台独之外，民进党对内政、文化教育还有很多观点。它的前身是党外运动，代表了大众一些观点。民进党的上台，是具备一定的群众和民意基础的。选举运动、民刊运动两股潮流朝着同一方向，日夜叩击蒋家王朝的独裁政权。最后独裁政权垮台了，宪政、民主取代独裁、集权统治，而且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社会转型。
台湾社会转型的启示
台湾社会转型有何启示？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而在中国大陆则是光荣解放的时刻。当时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基本在同一起跑线上，人均GDP约为100美元。现在能找到的可比资料是2007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是2568美元，台湾则为17299美元。台湾居然是大陆的6.7倍！
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差距？
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台湾没有在1958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没有像大陆那样大规模饿死人。台湾也没有发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台湾为什么没有发生全局性大饥荒那样的人祸？为什么没有发生十年浩劫呢？因为它有宪政。中国大陆为什么有惨绝人寰的大折腾，因为我们没有宪政啊！
这不是进一步证明了宪政潮流不可违吗？
这也许就是台湾宪政转型经验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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