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从唐福珍站在楼顶将自己点燃的那一刻开始，其后的每一个拆迁自焚者，都在推高同类事件被关注的门槛。同样的拆迁纠纷，同样的惨烈决绝，以及同样的于事无补，让围观者变得麻木，也让“身体维权”的价值逐次递减。
2009年底，当四川女人唐福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时，“拆迁自焚”尚属一个能引发全民大讨论的话题；仅仅过了一年半时间，4月22日，58岁的株洲老人汪家正也燃作一团火球从屋顶滚落时，围观者已寥寥。如果那些被拆迁户选择自焚，是为了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那么，现在实现这种期望的可能性已然越来越小。
同样的变化在新闻报道中也有体现，媒体们已经开始“吝啬”他们的版面。一家知名的都市报，仅在边栏刊载了一条五六百字的消息。我不由得悲观地预计，再过一年半载，留给拆迁自焚者的版面，或许会只剩下一张图片或者一条简讯。
学者熊培云在2009年将唐福珍事件喻为“屋顶上的矿难”，我以为，这个比喻的最精妙之处，不在于它道出了自焚事件的惨烈，而在于它暗示了拆迁自焚和矿难新闻的某种共性——我们既然可以视矿难如稀松平常，同样也会在某一天觉得拆迁自焚无关痛痒。汪家正之前，也曾有一个又一个绝望的拆迁户站上屋顶，愤而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维权的最后筹码，但是，除了他们的家人，现在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
自焚事件被关注的门槛越来越高，映衬的是强拆者越来越低的底线。新闻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汪家正邻居拍摄的一段视频显示，从他在屋顶点火、烧成火人、滚下屋顶，到拆迁队员用灭火器扑火，再到身穿白衣的医务人员将汪家正抬走，整个过程只花了2分55秒！
这看上去就像一则令人不寒而栗的广告，它足以告诫那些潜在的自焚者：我们不仅准备了高音喇叭和灭火器，还配备了“救死扶伤”的医疗队，不要以卵击石，否则，我们瞬间就能娴熟地完成“清场”工作。
正因如此，每一次看到有人因为拆迁自焚的消息，我都很理解他们的绝望，也暗暗替他们感到惋惜和不值。你永远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以身体相要挟的维权者同样也唤不醒一个底线失守者的良知。当开发商和某些地方政府的眼中只有商业利益的时候，一两个自焚者的性命岂能挡住不断掘进的推土机？当他们视人命如草芥的时候，难道你还对拆迁队抱有天真的幻想？
很多知识分子将唐福珍们的牺牲解读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我想说的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鼓励普通百姓用自己的身体去维权，尤其当你面对一群底线失守者的时候。真正值得鼓励的是，从制度层面增加被拆迁者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让他们能通过常规的维权途径进行利益博弈，而不是以肉身的消灭来做无谓的牺牲。
从某种意义上讲，拆迁自焚已经不再是新闻，更不可能触动发号施令者的恻隐之心。只要活着，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一切荒唐和冷漠也就具备了记录的可能。世界上没有比好好活着更困难的事情了，但愿汪家正是最后一个将自己点燃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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