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茅于轼先生相识、共事已有十年，从一个学术后生的视角，对他的人与文略作评介，虽为管中窥豹，却希望有助于公众对他的了解。
茅于轼先生早年学工，也做过火车司机和工程师，后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兴趣渐浓，遂自学经济学，又求学西方，终有大成。迄今，著作等身，文满报章，从师者无数，而成为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代宗师。
茅先生弃工从文，绝非个人利益导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无法对中国当下经济学作为显学之地位而有所希冀的。那时，对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探究和议论，还有一些政治风险。他的转行，既有求真解惑的因素，更是其社会责任感的萌动使然。他曾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满怀豪情，意气风发，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个火红的年代。他也对随后发生的“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感到困惑和苦闷。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停留于此。不断的思考、学习和探究，伴随着清贫、压抑与孤独，度过了他的中年。
茅先生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论也是逐步“定型”的。起初，他的学术重心放在给定的制度安排下效率改进的各种条件上，即一个社会通过什么条件分配资源才能够达到效率的最优化。应当说，那时他的学术思想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科的路径依赖。然而，从资源的择优分配切入，独辟蹊径，其结论又与欧拉定理契合，仍不失为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后来的思想演化则是顺其自然的。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所谓计划经济，能否满足或实现效率最优化的诸多条件？经济学原理的进一步探求，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原因的思索，使他确信：制度是最重要的。即只有充分保证经济自由的前提下，在最大程度上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才有可能达到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当这一“演进”完成之时，他竟已“老之将至”。
对于茅先生来说，所有的经济学问题，终究要归于“财富”两字。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穷，西方人富？为什么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下很穷，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变富？”——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可以说，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变的更富，已然成为茅先生学术和社会活动的终极追求。于是，他一方面参与创办了日后成为中国制度经济学重镇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并在著述中不遗余力地宣讲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尤其是高扬他的自由交换创造社会财富的宏论；而另一方面又不辞辛苦地从事办学、小额信贷等有关扶贫的多项社会事业。思而后行，贯以始终，不仅需要意志和毅力，恐怕更要一种大爱。茅先生是以对他人、对国人的爱，来成就他的自爱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可以不赞同他的具体观点，也可以挑剔他文中的瑕疵，甚至可以抨击他的立场，但鲜有人怀疑他的初衷，诋毁他的人格，至少认真读过他的文章的人是这样的。
（二）
报界将茅先生誉为“经济学界之鲁迅”，想必是针对他敢于评议时弊、提出己见的做法而言的。茅先生的确对诸如保障性住房、耕地红线等社会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笔者以为，在“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为民请命方面，他和鲁迅确有相似之处；而在文风上，两者却迥然不同。如果将鲁迅的杂文和茅先生的随笔类比，前者笔走偏锋，行文辛辣、犀利；而后者则如山涧小溪，自然流畅，可谓人老书老。在中国经济学界，道理能写得深入浅出，而被公众轻松一览者，茅先生必位列上座。所以，茅先生的读者群是很广泛的。他的演讲，也常火暴。
恪守经济自由主义原理与真诚地表达己见的合壁，构成了茅先生文章的一个醒目“标识”。常言道：老于世故。茅先生却淡于世故。心里怎样想，文章就怎样写。因此，抓他的“小辫子”是无须高手的。在他的一篇关于廉租房问题的文章中，他就写明房中不配厕所；若换作他人，或许只提到“以较低的标准或规格”而已。由于国人“枪打出头鸟”的“风俗”和媒体“凸显紧张感”的特性，这句话就被刻意放大，甚至遮掩了文章的通篇逻辑，并招来恶评。对此，茅先生却淡然处之，依然我行我素。在论及建国后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时，他又不加“甄别”地列入了朝鲜战争和中越战争中我方的阵亡人数。对他来说，只要是非正常死亡的范畴，战争阵亡者就应当被包括之内，更何况这些战争发生在国门之外。
公众普遍认为，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问题又通常与耕地数量“捆绑”在一起，这才达成“耕地红线”不可逾越的共识。对此，茅先生却提出了与之对立的观点。他认为，粮食对于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确实很重要，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的科技进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变的越来越不重要；耕地虽然构成粮食产出的投入之一，而良好的体制、日益进步的农业科技和粮食的国际贸易完全能够抵消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因耕地减少所致的产出效应。老实讲，笔者作为课题组的执行负责人，起初对于他的观点也是持有疑虑的。然而，经过课题组一年的认真研究，笔者深信他的观点是牢靠的。
事后，笔者不禁自问：他究竟是如何形成这样的看法的？在多次与他交谈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一些头绪。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所发生的那次大饥荒时，茅先生被下放农村接受改造。他目睹了这个过程，自己也被饿得全身浮肿。那时他就想道：中国有那么多耕地和劳力，为什么还会发生饥荒？为什么连操场都种上了粮食，还要挨饿？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实行了农村土地承包制，中国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他逐渐找到了答案：在生产和交换不自由的经济体制下，再多的耕地和劳力也不能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相反，如果生产与交换的自由能够得到保证，即使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了一些耕地，其对粮食产出的影响也极为有限，以至对国家的粮食安全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当然，经常出国也有助于他视野开阔，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农田在休耕种草，使他形成了世界粮食产能充足的判断。
茅先生的观点和课题组的成果一经公布，便引起很大争议。其中，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也有人身攻击。茅先生总是理性、宽容地对待他人的批评的。正是经过争论，他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安全与耕地红线”问题，其实质是选择怎样的土地配置机制问题——究竟是通过计划手段解决土地在工业和农业上的不同用途，还是通过产权保护和价格信号等市场机制来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长远的方向上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诚然，无论他的观点是否存在偏颇，能够对业已形成的社会主流意识构成挑战，从而推动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啻是社会和学界所需的。
（三）
时下，中国传统儒学逐步受到青睐，不言几句“子曰”，恐有学问浅薄之嫌。其实，儒家是讲究知行合一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天地君亲师”是要去践行的。虽未听茅先生诵过儒家经典，但他的品行是很符合中国传统的。举止庄重优雅，谈吐亲切自然，待人真诚平和，这是初识者对他的印象。若久而处之，则能感受到他对社会的责任，对大众的关爱和对民族未来的担当。
只有至诚至爱，方能修得“温良如玉”。与茅先生共事十载，未见他有发怒之时。如此涵养，应是笔者好好学习的。正因为他的善良和诚恳，有时也容易遭人“暗算”。机构或个人，利用他的名望，做些“广告”和贴金之事，也会时有发生。对此，茅先生是较为木讷的。所以，推而论及他的文章，对于多重利益之间博弈的淡漠，要让他在所提出的具体政策的适用性和即时性上取得高分，也就显得缘木求鱼了。但他对社会问题的洞悉和远见，则远超于众人之上。
人与文，自古至今，真正不朽者鲜矣。惟高者之品德，将积淀为民族的精粹和文化得以传承。可以说，无论对天则所，乃至国家，想必有茅先生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可实实在在地赢得一份由衷的尊敬。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