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撤离中国大陆的烽烟仍在弥漫，国内IT业又传来不和谐的声音。在深圳举行的IT领袖峰会的一个热身活动上，马化腾、王志东、丁健、王维嘉等四位业界高管都对政府的网络监管表达了不满，王志东、丁健还建议将深圳设成互联网监管特区。
将这几位先生的意见和Google事件稍加对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Google是抗议，他们是抱怨；Google是抗争，他们是进谏；Google宣示自由，他们寻求市场。按照近年来中国舆论的流行说法，他们更具有“理性、建设性”。这到底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意图呢，还是渐进改良的中国式道路？
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很难想象Google会提出建立信息特区的构想。依仗行政权力分而治之，给予不同地区或者不同人群以不同的政策或物质资源，这在本质上是等级制度，与Google的信息自由宣言背道而驰。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特区，必然形成对于权力的依赖。政策的倾斜固然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很难形成独立的文化品格。深圳特区三十年来的发展证明，在这个楼价最高的城市里，并没有产生更加独立的媒体、更具活力的艺术、更加繁荣的创意产业和更加自由的网络空间。尽管这个城市的民间社会也有了不可小视的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它的出产取决于权力的需求。权力需要经济，就让它经济发达；权力需要腐败，就让它腐败成风。
但是，我并不因此无视特区的价值。在整体上窒息的情况下，建立特区具有透风和试验的性质。从统治者的立场说，对互联网的严厉打压并不是为了追求信息窒息，而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这里面存在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及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问题，显然不是这几位IT大佬想要讨论的东西，因此丁健先生给出了在此范围内最大胆的建议：“互联网在深圳可以完全放开，不要防火墙过滤，应该看看再更加自由的环境里，互联网是更乱了还是怎么样，这样才可能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方式。”
这个呼吁透露出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容易被人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信息严控对于IT产业前景的扼杀。尽管中国政府谴责Google把商业问题政治化，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在谈论此事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政治语言和政治逻辑。这也难怪，信息自由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不政治化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不过，在这个讨论中，产业发展反而被搁置了。王维嘉先生指出，在此次网络严打中，“十几万家网站被关闭，这里面可能会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样的巨头被扼杀了”。
长期的集权政治下，中国社会流行这样的观念：政治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出来打酱油的。毋宁说，中国政府试图寻求这样的道路：政治上严管，经济上宽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你就会发现，社会的创造力是一个整体，只要其中一块木板短缺了，这只大桶就会漏水。我们的经济都是复制，我们的文化都很“山寨”，就是这个原因。
这几位先生的抱怨更让人们看到，Google事件并不像国内主流媒体普遍误导的那样，它仅仅是中国政府和美国公司、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甚至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就是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权力管制和市场自由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度管制下的受害者，主要是国内的企业。Google可以抽身而去，国内的企业只能祈望特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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