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读《京华时报》记者对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的访淡，可谓五味杂陈，一个最清晰的感觉是，朱清时过于悲壮了，他要撞墙而行，他说反对已录取学生参加高考，而45名已录取的学生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拒绝参加高考。
南科大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块试验田，这块试验田，一如当年深圳特区的改革试验一样，不是要彻底跳出原来的体制“另搞一套”，而是在承认既有体制之下，为既有体制探索有益的经验而改革。这是南科大进行试验的基本前提，脱离了这个前提，就是越雷池而行，深圳方面不敢，国家主管部门也不会放行。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朱清时是全球遴选出来的首任南科大校长。既然是遴选出来的校长，朱校长并不是该校的出资人，确实地说，朱校长其实只是政府请来的“经理人”。“经理人”有“经理人”的责权，也有“经理人”所不能左右的局面、不能干预的事务，否则，朱校长就不是校长，而是首长了。
因此，南科大再怎么试验，也是在中国教育之田上试验，朱校长再怎么有抱负理想，毕竟只是个“经理人”。具体而言，正如教育部新闻所说：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在国家许可的条件下可以大胆探索，在触及根本之时，就对不起。比如，想要绕过高考招生体系，对南科大来说肯定是一次巨大突破，但这个突破却是以否定高考所支撑起来的教育体系，这是十分要命的一击。主管部门有理由相信，今天，南科大可以绕过高考招生体系，那么，明天就会有效行者，教育还能抓在主管部门手里吗？
当然要承认，朱校长所言极是：“只有学到真本事，被社会认可，才有含金量”，但是，教育在我们这里并非如此简单的东西，培育还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包括政治需要，不是说培育社会、市场认可的毕业生就万事大吉。相信从传统大学校长任上走出来的朱校长更加清楚这一点，否定教育的某些内涵，也可能是在否定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这也是会碰壁的。
我也不赞成朱校长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对于南科大来说，参加高考不等于回到体制内，因为，学生参加高考，无论考得好与坏，用朱校长的话说，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南科大就读，“因为他们已经被南科大录取了”。高考只是一次学业水平测试，南科大也不必害怕学生考得不好而有失颜面，南科大既以改革试验身份面世，就不怕非议。南科大只管在有限的范围里试验就是，如果连实验的机会都在强硬对抗中放弃，意义就无从谈起。
简单地对抗高考，或者说对抗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不仅难以成功，实是一种太过悲壮的行为。应该说，南科大是在教育领域的一次改革，改革固然要冲突一些旧东西，但改革不同于革命，一定是要与旧东西进行妥协。因此，改革不能有太多不切实际的革命浪漫主义，也不能搞得不成功则成仁的悲壮。改革是细水长流，是来日方长，是积小胜为大胜，不是“一次革命”。
我们的改革者怀抱理想没有什么不好，舆论对改革者寄予厚望也可以理解，不好与不可理解的，就在于当理想与现实矛盾时，不肯向现实稍作让步。倘若退一小步可以换来进一大步，就是进前，何乐而不为？但我们的改革者往往偏好浪漫的、激烈的，舍身取义式的悲壮，那么，悲壮固然悲壮矣，其实除了悲壮改革毫无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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