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2011年6月23日亚洲周刊，刊出题为《清华蒋方舟拒绝装糊涂》）
如果你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学生会的成员，或者加入了哪个风生水起的学生社团，也许在某个活动或者某场饭局，你会遇到一个肤白貌美的姑娘……
她和其他姑娘不一样。她会很直接地盯着你的眼睛，不打底稿地问：同学，你怎么看艾未未？你相信温总理说的话吗？你，怎么看政治改革？
没有时间打腹稿。不要躲闪她的眼神。如果你躲了，她知道你害怕这类问题，她会对你失望；当然，如果你讲些阳奉阴违、不咸不淡的说辞，她也会对你失望。你很紧张，觉得她在观察你。是的，她也毫不讳言这一点，她就在观察你。而且是系统的、目的性很强的观察。她自己都承认：“非常刻意、非常做作”，“没办法，天生是个做作的人啊”。
这姑娘是蒋方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的学生，出生于一九八九年末，游离在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交界地带，少年早慧，九岁出书，十一岁出长篇小说，在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一直走“小清新”路线，“把自己洗脑成一个应试教育最和顺的对象”，觉得“上清华已经是最牛逼的事情”。
她自己也没想到，在大学过了三年，她已经无法不谈艾未未，无法不讲李庄、钱云会，无法不关心温家宝和薄熙来了。这个转变发生在大学一年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上。“完全是反弹。我真是被意识形态围追堵截之后，开始找一条生路，我又不想说我听过就算了，我想证明你是错的，想证明你不能这样教下去。你不能在课上堂而皇之就来骗我。”
她觉得现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说自己目前最困惑的问题，不是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对方会打什么牌”。语态之成熟，俨然是混迹政论界多年的模样。
但是身边很多同学还“糊涂”着，或者是在“装糊涂”。这让她一度觉得非常非常焦虑。
“去年学校里开始张罗百年校庆的事儿，把领导人的像一一搬出来，我就意识到，我在清华，我身边，我周围的同学，以后是会成为中国真正的精英阶层的人。”蒋方舟说：“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他们，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以后会成为谁。”
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里提到的那个一心要进中宣部的大学生“韦国”，也给了蒋方舟很大的启发。她说自己身边就有这样的同学。她于是会更刻意地混进学生会之类的学生“官僚机构”，混进去和他们搭讪，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调查他们怎么想，会怎么样”。
于是这是一幅很奇怪的图景：一个作家的敏感成熟，一个青年的拒绝妥协，一个女生的八卦天性，奇异地组合在蒋方舟姑娘身上，她观察同龄人，认真地得出结论，“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会看到希望”。
许多人让她觉得很悲哀，“他们对体制那么顺从，那么主动地去接受，那么不抵抗。顺应各种潜规则，很轻易地去与体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他明知不好，但抢到了算自己的。装糊涂的人太多。”
“糊涂”与“明白”，是她给观察结果划分的坐标，以这两条坐标轴划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观察的人分为明白的、真糊涂的、装糊涂的、不能明白也不能糊涂的（明白了做不下去，糊涂了也做不下去）等几种。
“左右派的政治光谱不在我的考察范围之内”，她说，所谓糊涂与明白，“也不是按照对执政者的愤怒程度去划分的，并不是越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种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楼下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拿个茉莉花茶的瓶子甩来甩去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是个糊涂脑子。”她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很直觉的判断，是一种审美”。
“多数人其实很难划分，他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完全是个混沌的状态。”蒋方舟说。
那会试图把他们变“明白”吗？（和她对话仿佛在地下党接头）
这姑娘犹豫了一下，说：“不会”。再犹豫了一下：“因为……太麻烦了……你还要去修改他们之前的设置……”然后，她哈哈地开玩笑：“我觉得这种工作让韩寒老师去做就可以了，韩老师有一呼百应的群体性号召力。”
到此刻，你会明白她为什么要写那封《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了。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刻，被许多校友称赞，也被另外许多校友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盆冷水。
她写：“清华，你好！”，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
“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驳，她并不太应答，“没什么太新鲜的”，而且，“他们的姿势不好看”。在她看来，审美最重要，“我对姿势有洁癖”，不管是倒地还是起飞，“拜托你的姿势好看一点……”
她信任自己的判断，但也会调适和修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说她前半年热衷干的事情是，“把真相摆给一些价值观顽固的人看，虽然他们仍不承认，依然嘴硬，但会出现大概几十秒钟的沉默，你可以听到他们价值观破碎的声音。”后半年，她觉得自己缓和了一些。
“我觉得人是会变的。我开始想我对人性最底线的信任是什么——我相信人都是会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对同类有天然的、动物性的同情。”蒋方舟说：“原来很锋利，一定要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借口。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着贴标签，后半年，我忙着把各种标签摘下来。当然，除了我真的很讨厌的那些人。”
变化的源头，其实是因为爱情。
这一年，二十二岁的蒋方舟第一次谈恋爱了。一说起这事，这姑娘突然眉头开了，笑得甜蜜舒展，仿佛刚刚有过的焦虑、紧绷、无奈、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没有信任过其他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断。现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这种外来的部分，原来我只活在自己的视角里，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会对我说，那些看法其实是不太对的。”
当然，她和男友的恋爱，还是谈得相当泛政治化。她说他们之间的话题，“一半是情话，剩下的一半，都在讨论公共议题”。他们大致没有分歧，除了为微博上救狗的事儿吵了两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说救什么狗啊，人都不救还救狗，我是这个派的。吵了两天，最后我妥协了。我还是被说服了。”
“谈恋爱之后，人变得积极，戾气没有那么重，会发现周围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观察视角之外，蒋方舟又多了一重，带着爱意的观察。
当然在清华大学，蒋方舟这样的学生绝对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闻系，也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老师争论“鸿忠抢笔”之类的事情。清华新闻系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清新时报》，用她的话讲，话题的确很小清新，“菜价涨了多少钱，哪个老师来讲座”，即使老师布置课题让大家研究，“选的也都是学校里的事儿：留学生适应中国适应的好不好啊。”“这里不关心外面的事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儿。
她也不能和室友谈论公共事件。她和她们讲艾未未、讲钱云会，她们会说：“咦~~怎么这样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蒋方舟说：“我一直在想，她们心目中的中国可能比真正的中国还要糟糕，她们可能会觉得，哦，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嘛。她们默认中国是没有底线的。我害怕这种东西。”
蒋方舟说，清华的校园文化是温拿（WINNER）文化。所谓WINNER，出国、进投行，连追女生也是，“WINNER泡妞法百试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主流的蒋方舟遭遇过非主流的“泡妞绝技”：“535泡妞法”。对方是个535爱好者——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当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开始追我，就每天给我发一条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号，发生了什么。六月三日，我们从公主坟走到天安门，‘重走长征路’，他还带我去找弹孔，外交公寓的墙壁上什么的。”
当然对方没有成功，“他以为我是一个和他一样，很抑郁很苦兮兮的小孩，结果发现我还挺欢乐的，很能不那么义愤填膺。我愿意知识性地去看这些事，而不是把它们变成加强你立场的东西。不能有受害者倾向，很容易你就会用敌人的方式对抗敌人，你会用谎言、欺骗。这些我不喜欢。”
对中国精英阶层的观察……当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绝非在学生会吃几顿饭就能完成的，蒋方舟明年毕业，她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
“给清华写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说：“我无法退回去做一个作家，现行的体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对社会、对人、对动物，整个体系都不正常。我无法写一个人性正常、价值观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况，作家不关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我说不好，不会参与太多，但我一定会‘在场’。”
在蒋方舟时而调侃、时而撒娇，又时而被一种超出她年纪的成熟冷静附体的时候，你会认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对她“精英同学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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