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方舟子在微博上批评贺卫方，主要是拿发表论文数量来说事，核心认为学者就是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而不是搞社会活动。

       我个人不认同方舟子的批评角度。但认为对此事件，更有价值的不是去批评某些具体的人和事，而是借机加深对大学、象牙塔、学者知识分子的功能的理解。关于此，徐贲写了一篇文章《贺卫方有资格当教授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2drkh.html 指出学术是一种公共事务的参与，具有公共性；同时也指出了教学和研究的矛盾，应该重新界定学术和教授。

以下仅结合一些实际情况，进一步探讨此问题。

在当代西方的大学体系，教授有三大功能，一是教学，二是研究，三是公共参与。以上几种的层次不同。教学应该理解为大学传统意义上的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教授 的本职。其次是研究，就自己领域发表研究成果，为学术研究做出贡献。（纯研究机构可以只研究，不教授）。公共参与则是对象牙塔（及其中的知识分子）这一社 会机构的一种更广泛的要求。公共参与可以包括科普（对公众的教育）、就社会议题发表独立的意见和咨询、为政府及其他社会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建议等。

如徐贲在文章中提及的，在实务中，由于学术奖励制度，大学更多的开始偏重研究、轻教学。可能的原因有几点，1）研究可以帮助获取经费；2）研究成果（通常以学术出版物为评价指标）会是目前大学排名机制的主要影响一怒；3）研究成果是学者在学术体制内获取认同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是一种个人职业需要。在不同大学中，鼓励学术研究的制度化/政策条件可能也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可能会确定硬性的量化标准。

但如徐贲文中提及的，社会对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是有很多诟病的，认为背离了大学的本来宗旨。这个问题在美国学术界内外是一个争论极其激烈的问题。而教授 侧重研究或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在美国，中学生在择校时，也需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大学。美国大学其实有很多细微的差别，有综合型大学（university），有私立学院（college）。 一般人大概认为优秀学生都会选择哈佛、耶鲁这样的综合型大学读本科。其实这些名校的教授很多只花很少的时间教学，大多把时间放在研究及各种社会活动上，因 为这些学校在教职人员的聘用、提升上都是基于研究能力和公众影响力，研究压力很大，对教学却没有奖励。结果是，哈佛本科生多年来一直抱怨大牌教授不但不带 课后讨论(seminar)，甚至只上一堂导论就走了，大多授课都是由年轻教员/助教进行。这样，你选了名牌教授的课，其实都见不到他几面。而课余时间就更难找到这些教授了。

相比之下，私立学院（甚至一些没有那太大名气的学校）里的教授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课上课下教学。尤其是私立学院，学校非常注重追求教学质量，这些学校教师学 生比例低，班级规模小，教授水平高，并且主要把精力花在教学上。这里的学习体验往往是综合型大学难以比拟的。许多有钱的小孩都选择到college读本科，而非名牌university。一个优秀的学生完全可以在研究生阶段再到名牌university深造。

    如果你更喜欢教学，你也会选择这些学校，因为学校会奖励你的教学，给予的研究压力更小。

所以可以看出，不同大学里，学校的定位及与此相配套的评价体制都是不同的。教育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

这里，再进一步引入研究生教育。在美国，研究生教育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学术教育，主要颁发博士文凭，面向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士；一种是所谓的“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主要面向实务，培养社会人才。生源也大多为有一定工作经验者（法学院相对更灵活）。美国的名牌商学院、公关学院乃至法学院都属于这个范畴。

学术教育是以培养专业学术人才为目的，对教授的评价体系相对单一，基本上就是根据科研成果来评价；以哈佛大学为例，其文理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即承担此功能。

但职业教育就不同了，教学及公共参与才是主业。

以哈佛商学院为例。学校主旨是为美国乃至世界培养最出色的商业领袖。该校最著名的特点为纯案例教学，其最宝贵的资源为多年来积累的大量教学素材。这些案例都是教授带助教/学 生完成的，也是评价教授的重要指标。商学院的教学案例并不是学术论文，没有同伴评议，也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但有很大的教学价值，但是商学院最宝贵的财 富，也是该校衡量教授的评价体系之一。一到暑假，很多教授就会开始准备或更新既有案例。除此之外，这些教授还会在一些严肃（但非学术）的期刊杂志如《哈佛 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做社会演讲，为企业高管等高端人士讲座等。

以笔者就读的哈佛肯尼迪学院为例，学校主旨是为美国乃至世界培养公共政策相关领域人才，推动社会进步。学校里的教授也有不同的背景及“功能”，一类是传统的学术型教授，他们从事经济或社会政策等的研究，并在学校内负责基础课程或技术性课程的教育。一类是实务出身或偏重实务的教授，他们通常有丰富的公共部门从业经历，在学校期间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表评论。著名例子如Samantha Power（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antha_Power），奥巴马核心团队之一、主要外交政策顾问；David Gergen，在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多个白宫班子中任职，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Gergen， 美国极其有影响力的评论员；约瑟夫·奈，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目前主要活跃于公共事务评论、Larry Summers，，前哈佛大学校长及美国财长。像这样的教授不胜枚举，作为一整个类型，是学校积极 选聘的人才，也深为学生所喜爱。他们的主要工作除了讲课，是撰写社会评论文章，参与社会活动，而非在学术期刊里发表论文（他们中的大多甚至并非学院出身， 无博士学位）。每到政府换届，就会有一些学者脱离学校加入到新班子中；过几年，又带着经验回来教学，司空见惯。肯尼迪学院认为，，有实务经验的人在职业教 育中是必须的；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挥公共影响力（而非将自己置身于社会之外，孤守象牙塔），也是整个学校的宗旨及agenda的一部分，而在此过程中的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对于教学本身也是有益的。

其他学校也有很多类似案例，如普林斯顿大学Woodrow Wilson School（公共政策学院）任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学者）

除了上述职业学院之外，即使在传统学术型院系，也有很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基本大多是从事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者。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马提亚·森、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已过世）、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家Peter Singer、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Jeffrey Sachs等，不胜枚举（可参考英语世界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列表）。实际上，这些名牌大学非常注重选择有公共影响力的社科学者。

 

相比社科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中自然/工科背景的教授则很少，极少数如研究语言/心理的哈佛大学教授Steven Pinker、研究生物的牛津大学教授Richard Dawkins外。社科/人文学者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当然不是偶然，乃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即他们所研究的学科；他们研究的课题与公共事务密切相联，他们是社会所需要的重要权威（Chomsky等跨界的除外）；他们是制衡政府等公共部门的重要声音；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理工科相对与社会事务距离远一些，从某种程度而言，其可以也应该更加“出世”，专注于科研。但显见的，社科/人文与自然/工科学者并不应该相提并论。

 

综上，在西方，高等教育体系非常发达，包含了不同细分的机构、组织。社会对象牙塔/学 者的功能定义、评价体系也是多元的，不同学校、院系、学科的评价体系和学者个人追求可以有很大差别，而在实践中都有反映。学者侧重也是一种个人选择，有的 人喜欢搞科普，可能被专注原创研究的人鄙视；有人的爱参与社会活动，在社会上很知名，但未必获得学术界及同行的认可，这都有可能，但他们只是个人的选择。

 

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体制还没有这么完善、细分，象牙塔在社会中的功能也还需完善。


方舟子对贺卫方批评的整个出发点，是基于前述“偏重研究功能”的 学术评价体系。其实这个从他方舟子本人的阅历看很清楚，他是理工科背景（生物化学专业）。早年从事就是科研的，除了担当助教，应该没有什么教学经历，而且 很多时间应该是在纯研究机构工作；学科背景也决定了他公共参与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唯一的方式实际上就是科普，而这正是方舟子近年来所积极从事的。他也没 有什么学术建树，不会被专业人士高看，按照其拟定的标准也不可能被标榜为“学者”，而是一个相当纯粹的社会活动家，其唯一可以辩解的仅在于自己已经不在大 学体系，不受此标准制约。

方舟子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认 为其偏重研究的单一评价体系是理所当然的合理的、不容争议的真理，以为其适用于整个学术界和大学体系，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学科间是存在差异的，没有意识到教 学和研究的侧重一直是有争论的，没有意识到象牙塔的公共功能，甚至有许多大学名牌鼓励这种东西，也不知道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在国外都有了复杂的、全方位的 功能定位，广泛实践且被社会接受，以自己了解的象牙塔的一小部分断定全貌。

当然借此机会，我们应采用更开放的心态，探讨大学与学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