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 帮着摸石头的人——忆张少杰

杨冠三   王小鲁

 
 　　少杰走了。人都是要走的。但以他的年纪和精力，他还不该走，他还有许多事情想做，要做。五月十五日，三百多人从全国各地赶往上海，怀着沉痛的心情为少杰送行。其中很多是当年活跃在改革第一线的老朋友。他们凝聚了一个年代，那也是少杰一生最为光彩四射、生气勃勃的时期。
 　　在1984年的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莫干山会议）上，少杰等几位青年学者，在会上提出的“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建议脱颖而出，引起了经济界和决策层的高度关注。这一建议加上当时“放派”和“调派”的贡献，共同奠定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基础。
 　　从1985到1989，我们在体改所和少杰共事四年。这四年，几乎也是体改研究所从诞生到终结的全过程。
 　　当时的体改所，聚集了一批期望报国的热血青年，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一批读过书，种过地，放过羊，抡过锤，拿过枪，经历过人生沧桑，而又时刻在思考着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青年才俊，聚集到了一起；而且居然找到了一个官方允许的途径，能够为全面改革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做一番事业。
 　　四年时间，转瞬即逝。但四年中间，有心人可以做出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在1985年体改所的全国企业调查中，少杰和同事一起就企业经营环境和投资机制改革问题完成了两份调查报告，并参与了主报告的写作。这些报告不仅描述了改革取得的进展，而且强调了企业微观机制没有改变、政企关系没有理顺带来的“不对称市场”、软预算约束、投资膨胀、消费膨胀等等问题，强调了企业制度、工资、金融和投资等微观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把“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扩展到金融、投资等领域。
 　　在1986年对匈、南经济的考察中，少杰就匈牙利企业的垄断和软预算约束问题对中国的启示写了调查报告，指出改革的关键是要对企业形成有效的预算约束，建立企业自负盈亏的条件。提出“企业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改革所有者的权益关系，在这个问题解决后，经营者问题将迎刃而解。”他指出，没有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揽子’地改变整个运行机制”。
 　　这些从现实问题考察中得出的思路，也与一些不同的改革思路发生了碰撞。当时一种观点认为，两种价格体系并存、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不可能形成一个规范的市场，因此需要一个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实现一次性的跨越。也有来自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提出警告，认为两种价格信号并存，将会导致经济混乱乃至崩溃。他们说，要形成市场经济，惊险的一跃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观点有合理的一面，但低估了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复杂性和大冲击的巨大负面影响，也高估了一次性“整体改革”所能起到的作用。
 　　按少杰的话说，体改所的这些研究“阻击”了当时拟议中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但未能成功阻击1988年的“价格闯关”。一九八八年六月底，在体改所召开了讨论会，研究价格闯关，少杰不顾高层决心已下，曾经慷慨陈词，明确提出过反对意见。时任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的马凯和体改所的张少杰提出了不同意见。马凯说得比较委婉，而少杰则慷慨激昂，从经济学原理到历史经验教训，结论是时机不成熟。当时还受到了批评。而少杰的敢于直言却在多年后仍为大家所称道。不过，决策层在宣布价格闯关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明智地收回了这个计划，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重企业改革、重微观基础再造，重因势利导、逐步推进，相信体改所形成的这些改革思路，给后来的改革者留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
 　　回头看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通过暂时稳定计划价格和计划体制，但在边际上放开市场价格并逐渐扩大其调节范围，在计划体制之外放手让非国有经济发展壮大这样一个智慧的改革途径，避免了大规模经济震荡，基本稳健地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同时保持了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改革期间，中国人均GDP从2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经济总量从世界第8为上升到第2位。而采纳了“休克疗法”式的全面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的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总量几乎萎缩了一半，从世界第5位降至16位，落在印度、墨西哥等国之后，同时经历了成千倍的恶性通胀、严重的失业及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普京上台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经济总量至今仍徘徊在10位以后。
 　　

1987年，少杰针对国有企业与国家分配关系的扭曲，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利税分离，国有企业所得税参照合资企业税率从当时的55%降低到30%左右，而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收益通过利润上交的方式提取。这一改革思路与1994年税制改革和更以后的改革一致，但早了至少7年。

1988年，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少杰提出“实行利率指数化。居民的存款利率和企业的存贷款利率均与物价上涨率挂钩。使群众通过投资获得物价上涨的利益。”

1989年，少杰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年历程，提出中期改革的重点应从改革试点、给优惠政策，转向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要把能够由市场解决的基本需求交给市场解决，同时政府承担公开的福利供给，建立更为开放和更有效的贸易体制，建立更为公平的税负结构和有效的征税办法。为此还需要在财务制度、票据制度、收入和财产申报及保护制度、会计师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大量基础性、技术性工作。他说：“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国确立一个市场制度的话”，这些配套的制度改革是“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有利可图的制度性投资”。
 　　

从今天看历史，少杰这些远见卓识的思想有些已经或正在中国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得到实现，有些尚未实现，但仍然是未来改革必须完成的任务。

少杰才思敏捷，分析深入，也善于与人合作。短短四年里，他单独或与同事合作发表的长、短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在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98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少杰和许多同事都不得已离开了体改所，转而从事他所不熟悉的商业经营，一度也曾业绩辉煌。但他内心从未真正想放弃学术研究。2002年起，他重操旧业，又有数篇研究企业和资本市场的调查报告和论文问世。相信如果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件，还会有更多传世之作。
 　　少杰生性豁达，胸无城府。与人争论，有时张牙舞爪，但争过之后，诸事依旧。有朋友戏称他是“披着狼皮的羊”，是个很恰当的形容。
 　　少杰在研究上有很多贡献，但并不贪功。他在一本关于体改所的译作的“校后跋”中写道：“其实，以我们当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水平，实际上也不可能作出什么重大的学术建树，体改所的主要成就在于调查研究，无非是通过我们的勤奋工作，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为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提供了一些思路或理念……。这本书里对我们的评价，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夸大其词的。”他还说，当时在改革研究上，很多机构都有自己的贡献，不能算成体改所的独家贡献。他概括体改所的贡献有四个方面：发现问题，避免失误，提供预警，和“帮着‘摸石头’”。这应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少杰，你为中国改革尽了力。今天还有这么多朋友怀念你，你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