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 在回忆中生活与创造

20世纪是暴风骤雨的年代。这先是发生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主要是欧洲的战争，而法国又首当其冲，每次都要绞杀英、法、德几十万年轻人的几次大战役都是发生在法国。

时局是紧张动荡的，但也有一个法国人似乎与之完全无关，他因为严重的哮喘只能生活在自家的密室里。他的生活习惯和一般人也是颠倒的。他每天晚上开始写作，每天清晨来临的时候开始入眠，并总担心在下一个晚上到来之前自己就可能死去，但他还是写完了，前后费时十多年，最终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总共近三百万字的巨著。

这个人就是普鲁斯特，他生于普法战争结束后巴黎公社浴血的那一年（1871），在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死去（1922）。但是，在他的这部主要作品中，你似乎看不到多少风云际会的“时代”，当然，里面还是有星星点点的“时光”，甚至他的书名就是用《追忆逝水年华》（直译是“寻求失去的时间”）。那是他个人的年华，是他自己的时光。这“时光”对他来说，并不比“时代”对他次要。就像卡夫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天，日记里只是写了寥寥的几个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前者是时代的重大事件，后者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卡夫卡也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律。而奥登却说卡夫卡和他的时代的关系，就跟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他们的时代的关系一样。 

《追忆逝水年华》里也会写到一点时局、战争，但主要还是对个人生活的回忆，尤其是对自己青春年华的回忆。不过，他的作品是否流行，看来却还是多少有点依赖于时代的因素。第一卷《斯万之家》在大战前夕出版，乏人问津；第二卷《在花枝招展的少女们身边》在大战后出版，终于引起了关注并获得龚古尔奖。

普鲁斯特认为人的真正的生命是“回忆中的生活”，或者说，人的生活只有在回忆中方形成“真实的生活”。但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回忆中有创造。由此，他使他过去的生活对自己在回忆中的“第二次发生”比“第一次发生”似乎还呈现得更为真实。回忆也使他更真切地感到那生命。

回忆中的生活是再次的生活，是重新经历的生活。“从没有被回忆过的生活”是不是都有些遗憾？过去的生活不再被回忆，有时可能是因为死亡的打断，或者主人翁的更换——比如移情别恋了的昔日爱情，会像枯萎了的花朵不再有人照管。还有些人是“行动的伟人”，他们建功立业，只是往前走，他们不必自己回忆，而是任由后人去回忆和评说。然而，至少对于“观念的人”来说，回忆看来必不可少。不过，历史学家回忆的多是他人和前人，文学家回忆的则多是自己、是今人。而按哲学家柏拉图的说法，学习其实也是回忆——回忆在我们各人出生以前心里或灵魂中就本有的东西。

不过，无论我们心里曾经有怎样的天赋，要回忆还必须要有可供回忆的后天材料，那怕这些材料只是作为触媒。而普鲁斯特看来是不缺这些材料的，他出身富有的家庭，父亲是有名的学者，上过法国最好的学校，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自己也一度交游甚广。但后来由于严重的疾病，他越来越不能见人了，而创作的时间也已经到来，创造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他也愿意开始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说：“我觉得这种生活值得一过，因为我觉得有可能阐明它，阐明这种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不断遭到歪曲的生活，还它真实的本来面目。”与世隔绝，或至少与这个喧嚣的世界和他人保持某种距离，也正是为了能更深入一步地关心他人，因为“这种事与他们在一起是做不成的。”

时空是我们的存在方式，而时间似乎比空间更有“灵性”。肉体帮我们占住空间，而意识助我们感受时间。但时间注定是要流逝（也就是“流失”的），我们在时间中获得我们的生命及其对生命的自我意识，但我们同时也在不断“失去”。于是人不能不又试图抵抗时间，抵抗遗忘——先是抵抗自身的遗忘，然后是抵抗他人对自身的遗忘。

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终于抓住了一些逝去的时光，虽然也不是永远抓住。就像作者在这本书的一个注里写到的：“和我的肉身一样，我的著作最终有一天也会死去。然而，对待死亡唯有逆来顺受。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们自己十年后与世长辞，我们的作品百年后寿终正寝。万寿无疆对人和对作品都是不可能的。” 

而这可能就是严酷的生活法则，也是艺术法则。普鲁斯特引维克多·雨果的话“青草应该生长，孩子们必须死去”之后接着说：“我们自己也在吃尽千辛万苦中死去，以便让青草生长，茂密的青草般的多产作品不是产生于遗忘，而是产生于永恒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踏着青草，毫不顾忌长眠于青草下的人们，欢快地前来用他们的‘草地上的午餐’。”

也许，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记忆者的话，人类抓住记忆的任何努力最终将仍然是徒劳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尝试。这不仅是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舍此就没有他们认为自己最值得做也最擅长做的事情，还因为回忆通过重现和阐明而再次赋予我们已经消逝的生活以一种新的生命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