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何怀宏：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义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何怀宏 （ 进入专栏 ）       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     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或者说，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标准或自我要求。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或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     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是“独立”而不是别的什么，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独立当然不是指完全在客观上独立，脱离社会而孤立，而是说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此行，一旦从事观念性的工作，就应当有一种思想和精神上要尽量独立这样的自我意识和要求，并且努力为自己创造保障这种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独立是第一步。独立不是最高的要求，而是基本的要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可能是最高的要求–如果这种独立性的条件被从外部几乎剥夺殆尽。在独立思考之后，知识分子们的观点仍会呈现为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倾向，也许他们掌握的还都是片断的真理，包括一些具有某种时代或历史意义的真理性认识，但是，这种观点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却是所有这些观点的共性。“独立”也就构成所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本色”或者说“底色”。     独立于什么？怎样才算是独立？如何保持独立？我想知识分子应当首先独立于权力；知识分子也应当独立于金钱；最后，知识分子还应当独立于大众。“独立”主要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但就像自尊也需要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也需要有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如果知识分子不断被软硬兼施地打击、摧残；如果他们连自己人身安全和物质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即便他们独立意识再强，也很难说有一种独立，或者说只可能有极少数人的悲剧英雄式的独立。而这种独立的社会条件又不能说是等待而来的，恩赐而来的，于是这种“独立性”还包括对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独立性有明确的自我认识和要求，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要为此有实际的努力斗争和争取。     独立性包括取得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这在我们要独立于权力时往往是特别需要的客观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以经济利益为自己的主要追求，也就是说不仅客观上要争取经济自立，主观上也要独立于金钱。他们要能够在经济上生存，而且可能的话，还有还要争取一种经济上体面的生活。虽然“何为体面生活”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差异，不同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经济独立”也会因人而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自己的挣钱能力或遗产获得一种不错的独立性，而有些知识分子则可能通过自己的生活简单和淡泊同样获得自己的一种经济独立性。但总的说，起码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价值追求都是需要的，而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与他们物质上所求不多或者价值上别有所求也有相当关系。     保持独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在客观世界争取能够保障自己的独立性的东西，首先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如果可以用笔耕养活自己，使谋生和观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实在不能，也能用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另外，争取独立还包括争取观念产生和传播的自由空间，甚至如果能够自然而然地有一些名望和影响的权力也不刻意拒绝。另一个方面是在内心世界降低欲望，不以追求财富或权钱名为自己的目的，对物质的生活适可而止，甚至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真理承担艰难的物质生活与其他压制和迫害。就像《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理念人应当是为真理而生活，而不是靠真理而生活的。     的确，精神独立最重要的根源和动力也还在精神，这种精神淡化我们的物欲，将一种更高的追求放在我们面前。知识分子要独立，首先他自己在精神人格上要站起来而不趴下，就像他要获得社会的尊重，他自己首先要自尊自信自强而不自贬自污自辱一样。当然，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他应当努力以自己的独立精神来扩大自己的独立空间，同时又准备即便受限受压也要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独立并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尤其在社会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但有时也会成为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时会有权力、金钱、大众中的两者结盟、甚至三者结盟的情况，这时的“士”（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就不仅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而且要“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一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主张，大概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最直接的来源可以说是来自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我在这里只是想强调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涵义的第一性，强调它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标准。亦即，是“独立”，而非“批判”、或者“公共”、“普遍”等其他标准，是我们辨认知识分子的首要标志。这种独立在我们这里也并不是已经实现的状态，而还是有待于努力奋斗去争取的目标。     这一“独立”标准在现当代西方知识分子那里似乎不是太被强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那样一种“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过程，没有处过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处过的那样一种长期压抑和受迫害的状态。或者说，他们感受不到多少硬性的来自权力的强迫和压制，也没有太多危及生存的经济压力，而更多地是感受到来自市场和大众的隐性压抑。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强烈起来的要求中国知识分子重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呼吁，其后面的背景是近百年来他们其实很不独立的历史。更一般的原因或还因为观念的精英是比较自由流动的个人，没有很固定的社会根基而容易依附。知识分子不直接生产和掌握物质资料；他也不掌握可以直接调配这些物质资料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政治权力。这是他们的优点，又是他们的弱点。说是优点，在于这种自由流动的特征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这对观念的自由孕育不致受先定的阶级和阶层立场影响是有利的；说是缺点，则在于他们缺少实际的资源和物质手段，而知识分子毕竟也还希望看到自己的观念被传播、普及和实现，从而因要去寻求实现它们的实际手段而容易依附某种现实力量。     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自由飘游（free-floating）。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而是一个社会中保有相对自由的集团。于是这初看好像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说知识分子是最为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知识分子优先地是要获得自己的独立基础，获得能让自己独立的社会根基，包括获得某种经济基础或物质根基。后者会不会损害前者？强调独立、强调获得自己的结实根基会不会有损他们的自由流动和选择？我理解这里所强调的“独立”是落实于个人的，作为集团，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自由流动的集团，“自由漂移”的含义可解释为知识分子可以参加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者不固定地参加任何一个。而如果他们个人能够独立，恰恰就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这样做–即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真理的“利益”来进行选择。他们最后实际上会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阵营（当然，如果加入了一种强固的政党组织，完全接受了纪律对思想的约束，是否还能算作知识分子就大概要另当别论了），发出相当不同乃至对立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来说没有它自己的特殊物质和经济利益，没有它自身作为整体的阶级利益。但他们可以参与各个阶级阶层，各个阶级阶层或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选择对他们应当说是自由和自愿的，是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结果，而不是政治裹胁和经济压迫的结果。     总之，我们强调独立性是在个人的意义上强调的，这也是“人格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虽然最后可以选择加入到某个集团，成为这个集团最虔诚和热烈献身的一员，但他先决地还是个人本位的。在这个意义上，称他们为“分子”也是有道理的，即他们先天地是个别的“自由分子”而非“组织成员”。     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的著名“皮毛”理论认为，知识分子是“毛”，他们过去依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今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看来最后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否则就将不存。艾思奇也曾经在解放初期形象地比喻说，知识分子就像砖块，要么砌到新社会的墙里，要么就要被扔掉甚至打碎。的确，当新的国家是唯一的雇主，一个政党是唯一的“恩主”和“金主”的时候，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几乎不可能保持的。故而只谴责那时的知识分子“软骨”是不公平的。那个年代里，像张中晓几乎可以说是饿死的，而在像夹边沟一类的劳改农场，知识分子更是大批地饿死，文革中则大批地被批斗或者整死。对那种在巨大生存压力和社会压力下的妥协，我们还是要尽力去理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个最严酷的时代，知识分子再要扭曲自己以获取丰厚名利，就不能再逃避“放弃自己的独立性”的指责了。而“皮毛说”也的确使我们从反面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需要社会经济的基础，需要起码的人身安全、物质生计或产权的基本保障。要独立首先要有经济上的独立，这有两种办法，一是自己能够挣到自己的生计乃至体面的生活；一是即便挣不到体面的生活，也能够安贫乐道。但是，即便再压榨自己的生存欲望，一个基本的生计还是不可少的。所以，今天每一个知识分子最好都能自己使自己成为自身的一张结结实实的“皮”，取得经济和人身独立的坚实基础，如此才可望有较充分和广泛的独立自由。一般来说，人只有取得身体生命的某种独立，方能取得精神生命的独立。要让自己的心灵充分自由，不妨先让自己的身体有所安顿。为了自由地思考和自由的流动，必须首先有个人独立的地位。人格的独立是第一步，而经济独立又是人格独立的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或许有人会问，独立自主不是所有人的希望吗，独立自主的个体不尤其还是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普遍要求吗？为什么要特别在知识分子这里强调？我想这大概还是和知识分子的观念工作有关。思想观念的孕育、产生和传播是需要相当自由独立的空间的，而思想还有一种可能冒犯权势或大众的危险。无论是说出一种始则被权力有意掩盖，后又得到大众惰性支持而继续遮蔽的历史真相，或者追求一种自我认定的与主流有别的观念真理，都是要冒有相当大的风险的。所以，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需要一种比其他职业更高的自我要求和力量支持。     知识分子可能是社会结合上最松散或散漫的一种群体，它的成员也最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而且在纷争起来最不容易妥协，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理念、真理，而不是利益、物品。但是，“知识分子”又可能是一种精神联系最紧密的群体，尽管在其内部也互相竞争或排斥，它却也可以使一个人在最遥远的国度或者最预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同道并终身不渝。知识分子不是大众，也不是严密的组织，但他们还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各样的“小众”，当然，也可以非常独立地几乎就是他自己。     尽管“观念的人们”永远会竞争和斗争，但他们最好还是能接受某些基本规则的约束来斗争。而且，所有“观念的人们”最好都能有一种稀薄的群体意识，即他们尽管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也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同一种类的人，即一种和权力精英和大众有别的人，一种“观念的人”。他们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基本权利，尤其至少是言论的自由。甚至他们也许还应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感情，即便竞争和斗争，也还是不毁损对方的人格，不因言论观点的对立而要把对方消灭，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道德人格。     这里可以再谈谈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及他们的处境。作为“观念的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处理观念的，是通过处理观念的工作来体现人的特性和影响社会的，但是，这种观念性质的工作在所有人类的工作中居于何种地位呢？它在塑造人类社会和推动社会演进中具有何种力量呢？它一定要是具有某种创造性的，同时还具有一种传承性，但它又是“直接无力”的，一定要通过某种中介来对社会发挥作用。     而“观念的人”的基本关系或处境是来自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和处理两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第一，和行动精英、比如和经济领域内的企业家、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家的关系、但尤其重要的是处理与政治精英的关系；第二是和大众或民众的关系。前者古往今来一直突出地存在，它是一种精英内部的关系，是观念精英和行动精英的关系，是一个少数和另一个少数之间的关系；后者在现代社会才真正凸显，它是一种精英外部的关系，是精英和非精英的关系，是一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而这两种关系又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行动精英有可能利用大众来压制观念精英。     这样，现代的“观念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基本的困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有时会处在一种政治精英和大众夹迫的处境中。当然，两者所给的压力是不同的，前者往往通过硬性的权力、后者则主要通过比较软性的舆论和市场来起作用。还一种情况是一人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来压迫他们，这时“观念的人”大概就无处可逃了，但这种“极权主义”的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而“观念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其本性上说是要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的对象的，是要热爱观念和智慧的、是要与真理为友的。或至少可以说，他们是要关注他们所处理的观念是通过独立自由的思考而产生的，而不为其他利益或立场而扭曲的。独立就对他们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他们需要首先争取和始终保持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或还应澄清一个也许是源远流长的说法，即认为知识分子是被体力劳动者“供养”的。造成这一说法的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流行的一种崇拜简单直接的体力劳动，认为财富都是由体力劳动所创造的观点。于是，在大规模社会动员之后的激烈阶级斗争中，“被养”就曾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原罪，好像知识分子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就是吃白食的，他们得到的食物只是对他们特别的“恩赐”，如果不听话就得不到这份食物。据张颖在《外交风云亲历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回忆说：1964年全国京剧会演闭幕式的前一天，周恩来召集京剧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开会，作了鼓舞他们的讲话。但江青接着发言，严厉地责骂知识分子说：“解放这么些年，你们都在干什么？人民养活着你们，你们是在白白浪费人民给的粮食……”“这里她并不是将所有劳心者包括在”被养“之内，因为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对她自己，对所有政治的和管理的人员说的，甚至对所有掌握权力的人说的，而且，这样说是更有强得多的理由的，因为政治家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但江青或是认为她就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不用这样说自己。她甚至把服务人员对自己的态度视作是对”无产阶级“的态度，稍不顺心就斥责他们没有阶级感情。但这种对”人民“或”无产阶级“的垄断解释是可怕的。江青的讲话是”文革“即将发动的一个预兆，我们很快在”文革“中目睹了这一说法的悲惨后果。     然而，脑力劳动应当说也是一种劳动，脑力劳动也创造财富，甚至更大的财富。物质财富并不都是由体力劳动来创造的，”劳心者“的科技发明和推广、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不仅过去是、今天更加是物质财富的很重要来源，甚至可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另外，人还有其他的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如果仅仅是物质需要，那么人也就和其他动物完全一样了。而这种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是可以通过用物质的东西与文化的产品来自由交换的。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并不是由别人来养活的。那些通过呕心力作和自愿交换得到收入的知识分子是”自己在养活自己“，是”自食其力“而不是”受人供养“。我们赞美一切以体力劳动来养家糊口的人们，我们也应当同样赞美一切以智力劳动来养家糊口的人们。我们也许还要特别赞美如果不能以智力劳动养家–如果这有损他们的独立性–也能以体力和手工技艺养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磨镜片的斯宾诺莎。但无论如何，今天如果我们还继续持一种知识分子是”受人供养“的一种认识，那么，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就永远是有某种理由的，就总是有一把杀手锏可以对付他们，就可以通过摧毁他们的经济独立和道德人格来摧毁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自由。 进入 何怀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83.html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46-）是一个不需要多作介绍的学者，作为一个“动物解放”的首倡者和动物权利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学界。其《动物的解放》（Animal Liberation）（1975）一书，被视作是动物权利保护运动的开创性经典。其《实用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1979）一书，也常被用作应用伦理学的教材。他在澳洲与美国等地的大学辗转任教，1999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的讲座教授。 　　《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How are We to live？-Ehics in an Age of Self-interest，1993，直译书名是“我们该如何生活？”，在此是采用台湾周家麒译本的译法）不是辛格最著名的书，但却抓住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在一个利己主义的时代，我们能否、以及如何过一种伦理的生活？辛格的答案是：我们能够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所谓伦理的生活，就是以一个特定的方法，对“我该如何生活”做自省，并依照自省的结论过生活。那些选择过伦理生活的人，对世界造成了有益的影响，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命创造出过去未曾察觉的意义。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变得比做这个抉择之前更丰富、更充实，也更热情洋溢。这种伦理的生活就使他们成为一个更伟大的跨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人们会发现，过伦理的生活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我实现。 　　辛格的事实判断显然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利己、自利甚至自私的年代。但伦理的任务不在适应这个时代，或者张扬这个时代的实际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是追求功利，尤其是经济和物质利益；一是对这种物质利益的追求还主要是对自己、自我利益而非他人或社会普遍利益的追求。辛格的伦理价值判断是认为人应当也关注精神生活，关注他人与社会。不过，他的最终理据看来还是较倾向于目的论或结果论的，或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功利主义与自我实现论的结合。而且，他希望建立一种在宗教之外、甚至对政治也保持某种距离的、比较独立和单纯的伦理学。尽管他也诉诸“可普遍化原理”，他还是不仅想超越耶稣，也超越康德的伦理学。他的伦理学的中心观念不是集中于行为及其规范，而还是生活价值与理想。他的确也还是比较乐观，寻求一种全社会的比较彻底和激进的道德变革，相信能够把这样一个自利的社会改造过来。 　　提倡一种一方面不和一种特定的宗教、甚至完全不和宗教相联系；另一方面也和政治保持距离的伦理，这的确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种道德可能，为达成更广泛的伦理共识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恼人的政治制度还横亘在前呢？而去掉宗教，是否也将失去特定道德传统中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和权威？辛格似乎过分强调个人生活，而且是世俗生活。这在一个基本制度打点得较好、总的宗教信仰气氛传统上相当浓厚而又不同教派和教义分歧较甚的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则可能还会更优先地关注制度伦理、政治伦理，同时也有一些人更重视呼唤精神信仰和呼吸属灵的空气。 　　辛格批评康德所持的人让自然的生理欲望服膺于普遍的理性才具有道德性的观点，也不赞成弗洛伊德所说人的生活是由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之间的冲突所构成的观点。他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遵循伦理的生活一定是一件不舒服、自我牺牲，却往往没有报酬的苦差事。”由此他表现得似乎倾向于开始一种功利主义、甚至快乐主义的劝人行善的教导。但我怀疑这种劝导没有充分认识到道德与利益的冲突一面，或者将化解这种冲突看得太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倒有可能是康德更对，他对人性的认识也更透彻。对多数人来说，不仅将追求精神和服从理性作为更高的价值目标是一件苦事，永远是苦事，甚至仅仅遵循规范也经常需要大大加强道德理性和意志来约束物欲与自利。 　　许多人直接认自我逐利是最大的快乐，而辛格等一些道德家则希望劝导他们转认节欲利他为最大的快乐或利益、幸福。但这一劝导可能说服不了多数人，而且容易将道德的根基混同于开明的自利。在道德上走向现代的功利主义可能是肤浅或者说不必要的，走向古代的快乐主义就可能更加肤浅和不必要。当然，这种道德观点和立场对多数人可能比较有效，但是，对恰恰是最有可能过辛格希望的那种生活的少数人呢？这少数可能会不满足、乃至很不安于辛格主张的这种结合功利和自我实现的道德（这种自我实现依然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自利”），而恰恰是这少数最有可能构成社会道德的先驱或者说精华。不仅是功利主义或快乐主义，甚至整个目的论的立场都可能不足以提供对所有人而言的根本的和坚强的道德理据。 　　换言之，要真正抵御或节制社会的功利滔滔，还不能仅仅以“利”抗“利”，即以一种开明的自我利益或者社会利益抗衡无止境的自利追求，最根本的可能还是要以“义”抗“利”，承认还有一种比“利”更优先的东西，或者说独立于“利”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当视作具有一种客观普遍性的道德原则、道德义务。的确，要所有人甚至多数人都放弃“利”的主要价值目标可能是不容易的，但是，要求所有人不管追求功利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都应当遵循某些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承担必要的道德义务，这是很有可能办到的。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能会有忧伤和遗憾；即虽然人们“求之有道”，但还是连“君子”也“爱财”，即在生活的价值追求方面，社会可能还是“功利滔滔”。就像辛格所说的：主导社会主流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允许(其实是鼓励)公民以追逐个人利益(一般的意义下指物质的财富)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传统社会其实常常是通过等级架构和少数统治来防止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的，即将常常是借助社会政治结构来将更重精神的少数人的价值观念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导价值。但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太可能了，它也有违于已经进入我们的道德信念的平等和自主的原则。那么，面对一个功利滔滔的世界，那些更重精神生活的人们将何以自处？ 　　这可能不是对所有人，而只是对某些人提出的问题。因为，许多人可能正愿意做这样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和收获者。但还是有一些不安于、不屑于、或者不满足于功利目标的人，他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愿过另一种不是完全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生活。他们能怎么办？他们大概不应，也办不到将所有人的价值追求都统一到自己的观念上来，更不宜以强行的手段来这样做。而他们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功利的，即便过清贫生活的隐士，也需要一些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虽然人的必需品其实本来是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尤其比现代人预期要少。更进一步的话，他们也还需要过一种像样的物质生活。甚至也不排除一些人先通过功利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通过首先“获取”来保证随后的“放弃”。这样一些人先是取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后来才是取得了上帝眼中的“成功”。前一种成功不易，后一种“成功”或许更难，但却是在一念之间。而这样一些生活的示范和感染效应，就有可能淡化社会的功利和物欲。 　　辛格的伦理学观点和我的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他所处的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环境也相当不同，于是会有强调重点和理论立足点的差异，但在向善的精神上，在希望这个社会摆脱过分的功利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辛格这本书引用了许多思想家的观点，也分析了不少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个案，尤其是其中体现的反省我们生活的精神，将使我们获益良多。故而我愿大力推荐这本作者用生命用心作答的书，因为它是在热烈而又思索地不断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而非仅仅满足于富足的生活，这“好人”的意谓就是我们每个人也要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走出自我的藩篱，并且不沉湎于功利。而我们能够认真这样做的话，不管最后我们能在这条向上的路上走多远，都无疑能使我们的生命比以前“更丰富、更充实，也更热情洋溢”，从而赋予我们的生活以一种更深刻的意义。

王缉思 张维迎 何怀宏等：未来10年的中国与美国 进入专题 ： 中美关系    ● 王缉思 （ 进入专栏 ）   张维迎 （ 进入专栏 ）   何怀宏   黄海洲   袁亚湘        未来 10 年，美国还不像会衰落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我在此主要探讨一下美国的兴衰。这一议题十几年前就曾讨论过，当时就出现了美国衰落论。2008年以来，国际社会上又出现了美国衰落论，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会衰落，只有少部分人认为美国不会衰落。这和过去几次的美国兴衰大论战的局面是类似的，甚至这一次唱衰的呼声还更高一些。     首先，美国未来的兴衰主要是一个政治命题，不容易成为一个学术命题。 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唱衰美国的观点往往带有感情色彩，因为评论者个人是否喜欢美国、是不是美国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但这不是说别人的观点不重要。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因为当大家都认定美国将要衰落，这本身就可能导致美国真的衰落。     应该看到，不同人对美国兴衰的问题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背后有不同的动机。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将能维持住现在的地位，我称之为“兴盛论”；另一部分人持的则是“衰落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美国会比过去更强大，最多只是认为其会维持现在的地位水平，在过去的论战中也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在衰落论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人。一部分人唱衰美国是因为很不喜欢美国，另一部分人则是“恨铁不成钢”，希望能通过警告的方式提醒美国居安思危。后者有时会通过宣扬中国的突飞猛进以求唤醒美国进取，这种言论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次，关于美国兴衰的参照物。如果是和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也要考虑和哪个时期相比。例如，尼克松到卡特的那段时期是战后美国最为暗淡的一段时期，现在的美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国家整体形象方面都肯定比当时更为强大。又如我认为克林顿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从各方面来看当下的美国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小布什时期的前期仍享有克林顿时期的一些政治经济“遗产”，而后期则出现了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等一些问题；因此如果把现在的美国和小布什时期相比的话，现在的美国可能不及小布什前期，但比小布什后期有余。     如果是和别的国家相比，要考虑与什么国家相比。如果是和欧洲、日本相比，美国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跟一些新兴国家相比，则美国的地位在相对下降。此番关于美国兴衰的论战的新意就在于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提上桌面，其中又以中国为首。但是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变化。如果我们讨论别的国家，就会发现它们没有一个具备在各个方面真正赶上美国的潜力，毕竟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开放特性。举例来说，任何人如果自己愿意，都有可能变成美国人，而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变成中国人，即使加入了中国国籍，也很难在我们的社会里被认可为“自己人”。所以美国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这次论战的另一个新意在于它由金融危机而起。金融危机对美国打击巨大，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已经不行了，需要中国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来替代。这一论题的分论点还有对美元霸权、美国的金融霸权的怀疑。     在军事方面，美国的霸权是鲜有争议的，大家普遍认为军事上美国仍然是占绝对优势。克林顿曾经在会议上表示过，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美国还想在世界上保持现有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就必须在美国衰落之前建立起一套国际规则；但是如果有国家想在军事上超越美国的话，则是另当别论。美国现在所考量、担忧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德国、日本，而是中国，在军事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性已经提高。     在软实力方面，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形象有了显著的改善。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是美国的战略选择。我认为美国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自己的选择，取决于它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现在奥巴马的支持率下降到41%~43%，表明美国民众对美国是否走对了道路还是存疑的。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人，即使是共和党人，也认为奥巴马连任的可能性较大。奥巴马现在的主要任务有经济复苏、拉动就业、新能源、医疗改革等等。     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现在的表现和举措目光还是比较长远的。比如此次中东出现问题后，美国态度比较谨慎，不直接出兵，尽量避免重犯伊拉克战争那样的战略性错误。在大国关系方面采取平衡的政策，拉近和所有大国的关系，而不是去疏远。让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比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更接近、更密切，就保证了美国永远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心或顶点。在中美关系当中，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美国表示欢迎中国发展壮大，中国也表示希望美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不想、也不去称霸。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兴衰问题表态谨慎。但这种战略和表态同国内一些精英和公众的看法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总结起来，我不赞成美国衰落论。纵向比较看来，美国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指标与过去相比还会继续上升，民主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保持不变。教育水平虽然存有疑问，但是美国今天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学生前去深造，这种“用脚投票”的现象仍体现着美国教育的领先地位。横向看来，和其他国家相比，一段时间之内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难以动摇，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对美国带来牵制，但远不具备取代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实力和条件。整体来看西方也许在衰落，但是“西方”的范畴其实也在扩大，比如日本、韩国、印度等都基本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而西方的对立面并没有完全站起来。美国已经走上了顶峰，但是这个顶峰是一个平顶山，未来美国将在这个平顶山上高位波动，有起有伏，直到将平顶山走到尽头。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美国要衰落，只可能是那些使它强大的因素不复存在了。这些因素有很多。第一有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依靠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动摇的。第二，社会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凝聚性，使国家凝聚力得以保证，一贯地保持了国家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是超越了所有的宗教和种族的不可挑战的价值体系。第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依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也是其软实力的体现。第四，发达的公民社会。美国社会自我纠错能力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密切，外交上能均衡使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只要这些因素没有变化，美国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美国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么做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不仅未来10年，在未来的20~30年，美国的领导地位大概也不会发生巨大的颠覆性变化。事实上，美国领导地位也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在各方面尚不具备领导世界的条件，且国际责任等等的成本是巨大的，中国负担不起。     在近代史上，美国是最具全球领导力的国家。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活力旺盛，具有很强的自我纠正和修复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种大熔炉的特性也为美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从战略角度讲，我曾推荐美国的政治家读两本书。第一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同一年，近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基本上就是国富论的理念的不断扩展。美国政治家之所以应该读这本书，是因为美国现在有走向保护主义的趋势，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以封闭而不是开放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一个封闭的美国是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合法性的。第二本书是老子的《道德经》，美国逐渐要从领导价值观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转变为包括领导价值观迥异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大邦者下流”，以一种低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现在的美国的领导方式是对内自由民主，对外专制，作风霸道。当下它的领导地位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挑战，但是其领导方式有必要进行改变。     过去20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从大分离（great divergence）到大趋同、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数据显示，在200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中，一个国家的人口和GDP的相关系数基本是1，在19世纪之后，两者的相关性剧烈下降（大分离），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水平后又逐渐恢复到21世纪初的0.55左右（大融合）。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是不是会继续下去将会对国际关系的领导格局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的观点是，世界的格局和美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做什么。如果中国不断犯错误，美国的地位就将得到稳固。近两三年来我对中国发展的态度从乐观变为了谨慎的乐观。这首先是因为一些原本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事情现在出现了逆转。这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逆转，比如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新的价格管制、计划体制的回归。此外，中国强大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影响力巨大。追求自身的幸福是人的本性之一，而追求幸福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使自己幸福，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另一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实现自己的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强盗的逻辑是走不通的，例如德国、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灭顶之灾，而二战后这两个国家通过生产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重新崛起，市场的逻辑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行事的国家，尽管它也不时发作使用强盗的逻辑。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不断扩大自己的边界，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愈发困难起来，这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我可以肯定，中国越是回归计划经济的做法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美国的领导地位就越强大。     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和印度在发展上很大的区别在于，印度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再进行经济自由化；中国是先进行经济自由化，未来再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更好的，但是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早晚必须要经历的，印度已经渡过了这一关而中国还没有。     具体说来，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其一是民粹主义，其二是民族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是靠打江山、经济改革来支持了，寻求合法性的一个大胆途径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缺乏勇气，没有足够的决断力和权威来推动政治改革，求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大的改革无法进行，倒退就很有可能发生。可以想象，当下层领导胡作非为的时候上层领导却没有足够的权威性能够表态，倒行逆施就可能盛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相结合，就使得在中国，有理性的行为很难进行。我们现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不是以法治精神，而是先通过舆论等手段对事情进行道德定性，然后就不考虑处理方法的合法性了。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际关系方面，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公开而坚定的盟友，相比在国际社会上有很多公开盟友的美国，中国是很难挑战它的领导地位的。     如果将国家比作企业，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阻碍它的力量就会出现，没有一棵大树能长到天上！我认为，美国不可能衰落，但是它相对国际上、相对自己的历史将开始走下坡路。如果中国能不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平稳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在外交方面实行合适的战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可能不能维持太久；但是如果中国走错了道路，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地位变化会变得十分微妙。     总而言之，未来1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变或者不变，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内大家比的是谁干事、谁有闯劲，现在比的是谁不干事、谁沉得住气，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改变。就美国而言，美国的领导地位若干年内难以挑战。未来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就能挑战美国、领导世界。美国的经济规模1890年就超过英国了，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是在二战后才得到确立。           有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会不会也反过来使它走向衰落？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同意前面两位学者的不少观点，但为了引起讨论，我宁愿特意求异，提出一些疑问或者说不同观察点。纵观美国的两百多年历史，战争对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二战之前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其结果大都是使美国更加强大的话，在这之后的战争却常常影响到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比如越战时期和小布什后期。结合王缉思老师所提的四点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恰恰是有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有时也会反过来也使它犯错误，甚至使它走向衰落？     比如说，第一，王缉思老师谈到的美国社会内部相当高的价值观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的确是使美国国家强大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由于对这种价值观的崇信，转而也想向国外输出这种价值观，输出自由民主，甚至有时不惜强行输出，那么，这种输出就可能要带来问题了。美国社会内部一直存在的理想主义、某种使命感甚至天命观，对这种理想的深信不疑和普世主义，以及对其他国家地区专制独裁的反感，可能会导致它对整个世界文化民族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使得它向别的国家地区强行输出它的价值观。我认为，美国在中东发动的几次战争的动机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绝不仅是石油或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等一两种原因就能囊括无遗地解释，其中可能还包含了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所以，包括美国有些极其捍卫美国利益、但现实感较强的人们也反对伊拉克战争就不奇怪。     第二，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凝聚力强，有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包括美国对自己公民的生命安全十分重视，就还可能有一个美国把自己的安全系数调得过高带来的问题。这也可能形成一种内外有别的局面，使美国甚至为此强行干涉甚至侵犯其他国家，而不顾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更大更广泛的安全利益。例如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原因之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种行为会使一些其他国家认为它的举动过于霸道，是一种让人反感的单边主义行为。     的确，同样一些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比如法治，也包括民主和公民社会，还是相当强有力的自我纠错机制。但是，如果纠错不力或不够及时，美国还会不会出现战略性错误，而如果接连出现战略性错误，会不会因此就走向一蹶不振？           对立会使我们失去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          王缉思：     补充张维迎老师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没展开讲的民族主义的部分。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将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中国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上，将道义标准建立在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意愿上，人为地将中国和西方、中国和外国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得我们失去了很多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这种民族主义成了我们改革前进的阻力。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来保持国内的凝聚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得太强硬、太骄傲。     回答何怀宏老师的问题。现在美国处境堪忧，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战略性的错误。一方面国内经济仍在复苏，奥巴马出于连任的考虑仍会以经济复苏、增加就业为首要任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安全系数确实抬得过高。美国认为自己的安全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军事主导地位上。首先，如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离打击美国差得很远，它们只是希望利用军事力量向美国要价。这些国家希望能一方面保住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又能和美国拉近关系，除了用核武器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外，它们还会向中国提供好处，希望中国能给予帮助。但我们必须看清朝鲜、伊朗拉近与中国关系的最终目的仍然在于美国。其次，事实上军事方面真正能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俄罗斯在同美国签订核裁军协议、减少战略疑虑方面已经迈开了一大步。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但中国却不愿意搞美国要求的军事透明度。中国在军事上把自己当成弱国，因为中国一直以美国作为军事力量的参照物。这其中又存在一些两难问题：一方面在美国和周边国家面前不能姿态太高，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内民众面前表现太过软弱；一方面不能搞美国要求的军事透明度，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同美国的军事交流，力图降低美国的战略疑虑。     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在经济强大后，还希望在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这是美国绝不能允许的。           美国与中国各自面临新问题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现在世界（金融）的规则仍然是美国在1945年以后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在这种规则下中国一直在持续受益，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去打破规则，尽管改良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并且，现在的中国也并没有能力去推行全新的规则或者创建更好的全新规则。     从国际经济体系方面来看，二战后美国开始通过一系列手段成为世界舞台的领导者，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制定了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中来。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黄金开始大量流出，黄金和美元逐渐脱钩，至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这是美国金融历史上的第一个低点。从70年代末的滞胀，到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金融重新反弹到一个制高点，随着国际政治格局上东方阵营的彻底垮台，美国在资本市场上重新执起世界牛耳。当时人们担心的根本不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而是美国的财政盈余导致了其他国家无法购买到美国国债、无法实现外汇储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难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2008年这一次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又将走入一个低谷，甚至是否会因此衰落。我认为，如果美国能持续保持每年3%的经济增长，3%左右的通胀，美元保持对国际主要货币缓慢贬值，那么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复苏没有太大问题。资本市场的下一个热点也仍将可能出现在美国。新兴市场会有一轮一轮的繁荣，也会有一轮一轮的危机；美国也有危机和繁荣周期，但是就这次金融危机而言，我认为最低点即是2008年，已经成为过去。     就张维迎老师讲的世界从大分裂到大融合的趋势，我认为，世界从二战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变化、柏林墙倒塌，体现出的是大分裂。不同的国家过多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纷争、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导致国家与国家的差距拉大，国际竞争的环境恶劣，无法在全球格局下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90年代之后，全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一统江山”，美国制定的一套规则基本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资源配置的效率较原来大大提高，也就推动了世界大融合的局面。一些具有一定自然禀赋、但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开放市场、招商引资等方式不断追赶国际的整体经济水平。这种大融合既为全世界带来了和平红利，也带来了开放经济体下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将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但也进一步维持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袖地位。     80年代到现在，最大的事件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纳入到西方的阵营体系中去。美国的大繁荣和全球化是离不开的，美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并且整体的波动也比较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认识不够深刻、有误判，这也间接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和当时的美联储观察到美国经济增长快、不存在通胀，单纯地归因于美国技术进步，没有关注到全球的经济格局，进而长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日后引发金融危机准备了货币政策条件。事实上，美国许多大企业的盈利主要来自于海外——危机前美国标普500大公司的一半盈利来自海外，而海外廉价的进口产品又压低了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这些都得益于全球化红利，而且全球化红利从全世界向美国积聚。     但是现在全球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一直在享受着“体系外”的人（如中国、印度）以低工资低回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随着大融合趋势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将被纳入“体系内”，它们也将希望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从国际化的红利中分更多的羹，这势必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并将推高全球通胀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的自然禀赋有限，在现在的科技水平限制下，让中国、印度达到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将进一步导致能源的匮乏、通胀水平攀高。未来中国如果想要崛起，也将受到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限制。这些问题到底能否解决，只有依赖于科技上是否会有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寻找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globalrebalancing）。美国如果想要实现再平衡需要几个条件：通货膨胀，美元贬值，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我认为，当下全球通胀攀高的趋势势不可挡，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助于美国复苏甚至变得更强。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和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相对衰落，美国很有可能借这次机会进行一番重大调整，转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比如在国际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上与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分享。     再向前发展，能源是底线。金融市场上有传言称美国在能源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全新的技术。美国现在在市场上推高能源价格，导致某些国家因为通胀受到重创，以此达到在国际市场上洗牌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希望借新技术，吸引其他国家到美国进行能源投资，趁势而起。资本市场现在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下一个技术性革命在哪里，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新能源和与干细胞相连的生物技术。奥巴马上台后联邦政府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支持在硅谷进行的干细胞研究，这是以往所没有过的。如果干细胞革命得以实现，将可以解决很多国家（如中国）人口红利枯竭的问题。     2011年资本市场开始LONG US，SHORT CHINA（唱多美国、唱空中国）。市场上很多人在唱空中国，中国2011年资本市场表现不佳也与此有关。这种局面可能还会持续。     总而言之，中国要打破现行的国际体系很难，也无必要。改良是可能也是必须的。中国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与各国在战略上要联合，加强国家之间的互信，但在战术上要斗智。     何怀宏老师根据开会的地点和主题调侃说这次开会是“凤凰华美”。我再补充说“美中不足，龙凤共舞”。美国面临一些新问题，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全球相对经济实力进一步衰落并存。中国也面临一些新矛盾，包括资源短缺、通胀上升以及内部结构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和全球相对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并存。美国和中国都不足，此乃“美中不足”。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是最好的。现在两国都有很多矛盾。正是因为双方都有矛盾，而有些矛盾存在互补性，所以有可能找到一个解。     这方面，欧盟也值得我们借鉴。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些类似于德国与法国的关系。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可能是最好的。美国不喜欢龙，但一直在扮演龙的角色，可能还需要继续演下去。中国喜欢龙，但要扮演好凤的角色。           10 年后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可能扩大          袁亚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我对这个议题比较悲观。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诸方面，只有在科技方面我们是不能称自己为世界第二。科技界的领导人给公众树立了中国科技强大的形象，这对鼓舞我们士气或许是有利的。但事实上，现状并非如此。我国的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可能还不如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科技的发展主要靠三个方面：人，科技条件，和科技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美国自二战后在科技方面开始领导世界，正是因为它把全世界相当多的最优秀的科技人才都吸引到了美国。目前的现状是，美国科技界在世界上绝对领先，且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继续扩大。     我认为，10年后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还可能扩大。首先是人的因素。现在的状况是：中国大量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往美国。中美双方在人才竞争上中方处于劣势。一方面，美国因为在科技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它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仍会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促使我国优秀人才（或者潜在的优秀人才）继续外流。例如，我记得若干年前中国政府的人才政策有如下四句话：“引进顶尖人才，稳住优秀人才，用好现有人才，培养未来人才。”培养未来人才是句套话，我没必要对此评论。而前三句其本质是把人才分为“已经是我的人”和“还不是我的人”来区别对待，对前者不予重视，对后者极力讨好。可笑的是，同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从一个“顶尖人才”几年后就变成“优秀人才”，再过几年就是“现有人才”了。这样的政策鼓励了人才流向国外，留在国外，只有在国外呆够了才会选择回国。这就是大家通常开玩笑所说的：“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     其次是科研条件和环境。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有四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军事对科技促进。美国二战后的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与苏联军备竞赛时的刺激和需求，例如航天航空技术、互联网、新型材料等等。其二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大企业对科技的需求。其三是公益方面，例如资源环境、卫生疾病等等。其四是科学家的兴趣，单纯为了弄懂宇宙和自然而进行的自由探索。在这四方面中国跟美国相比都有巨大差距，我不想展开去讨论。而且，遗憾的是这些差距正在继续扩大（我多么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比如，中国的大型企业宁可花巨额的外汇去国外买软件也不愿意委托本土科学家来开发。     此外，我们依然缺乏科学精神。过去几十年来，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事实上依然没有解决。科技的本质在于创新，要和别人不一样。但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我们的政策导向，以及我们的教育方式都不鼓励创新。所以，中国仍习惯于模仿别人的创造，喜欢在别人的创造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进，却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创造全新的东西。     雪上加霜的是，我国当前科技界急功近利，喜好抓大工程。用搞工程的搞法来抓技术或许可以，但用来发展科学是绝对不行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行为对我国科技界的影响依然严重。“学而优则仕”依然普遍，社会（也包括科技界本身）对科技工作者的评价和宣传太看重头衔、职位和荣誉称号，而不重视学术成就和思想。这会严重妨碍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影响青年科技人才的健康成长。此外，学风浮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如果这些问题不迅速解决，10年之内我国科技界很难培养出顶尖人才，很难在科技上有重大突破。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科技与美国的差距正在拉大，并且这一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扭转。这最终必定会妨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制约我国军事竞争力的增长，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幸中的万幸是，正由于中美科技的巨大差距，美国科技界目前还没有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来看，所以美国科技界不像其他领域（如经济、贸易）那样打压和制约中国科技的发展，这为我们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和加强自主创新，默默无闻奋起直追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和机遇。     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永恒的。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避免把中国和美国并列放在一起来提，避免G2的说法，避免谈自己是世界老二。中国应该要多把俄罗斯、欧盟拉进来，一方面与这些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培养阶级感情），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保持一种低调的姿态。现在国际社会的博弈不再是双方博弈，而是多方博弈，在这种博弈模型下存在合作博弈的解。将其他更多的大国拉入这个博弈更有可能促成多极的国际合作模式，制约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再谈谈制度创新。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制度创新，但是关键是怎么做？我认为社会变革必须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学者、政治精英进行超前思考，社会变革不能随便摸着石头过河、盲目实践探索。维稳或许能稳几百年，但是维稳肯定不是最优的道路。历史告诉我们，不发展不进步最终必定会走入衰落之路，而只有不断进步才能让一个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何怀宏：     我想，不能因为美国对外的一些霸道行径，就否定它的对内政策和体制。中国要发展和强大，在制度创新方面，比如说在科教领域，可能恰恰需要借鉴和吸取美国科技教育发展的许多经验。科技的原创绝对是需要一种完全自由的思想和交流条件，以及自由流动的资金支持，这种自由包括可以反复试错和迅速反应、及时抓住和利用各种偶然性的机会，所以说，科研的第一流原创成果主要是得益于自由和自然的竞争而非人为的国家计划和“堆钱”，且不说我们的有些科研基金还像是在“分赃”。     张维迎：     用工程管理的思维来管理科学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反科学的。把社会本身当成一个工程，是制约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     现在，中国如何办大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青少年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这也体现着对中国教育体系的一种不满。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没有飞跃，也不是直线型的。美国的科技、大学都是二战之后才崛起的，此后一直遥遥领先。美国的制度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强。     如果我们乐观地来看科教这个问题：首先，外国的科教为我们培养人才，外企也为我们培养人才。如果我们的体制变得好起来，这些外国培养的人才被吸引回来将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次，现在的世界和200年前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200年前技术进步得很慢，传播得更慢，而现在技术进步快，技术传播比技术进步还要更快。中国过去经济、社会的进步靠的不是中国的技术进步，而是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贡献的优秀的技术。未来也会是这样，可以利用别人的技术而不是只依赖中国自身。此外，原来技术是保护的、保密的；而现在的技术有一个市场，专利和研发力量都可以通过跨国收购等方式获得。如果利用好技术市场，中国的科技对其他方面的制约也许不是不能改变的。     黄海洲：     补充几点。第一，老二难当。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后，先后至少有过三个老二：苏联、日本、德国。现在已经都不行了，可见国际老二确实难做。     第二，维稳难济。如果说明清维稳也能稳住300年的话，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是处于封闭状态。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能否维稳300年？     第三，科技难为。我想举美国和日本在计算机方面竞争的例子来说明。日本在科技方面的体制和中国是非常类似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意识到计算机的重要性后，设立了一个发展计划，倾全国之力支持五家机构发展计算机（包括大学和企业），相当于选出最聪明的人、向他们无穷地砸钱投资。而美国的计算机最后其实都是从成千上万的分散试验，包括在车库里试验出来的。美国在科技上采用的机制是依赖大数定律，不是首先选出最聪明优秀的少数人去实施。谁都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的人去试，最后筛选想法（idea），依赖市场机制逐步收缩规模，保不齐谁就做出来了。这个制度的回报补偿（compensate）机制也是正确的，只要一个做出来了，它的回报就足以弥补所有没做出来的人的成本。它还有资本市场的放大作为激励机制。     一个国家在早期追赶世界水平的时候可以靠模仿，但是当它进步到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就必须要创新。中国近年来经济上的发展事实上更多得益于模仿，得益于“追赶”世界水平。但现在到了前沿就必须自己创新，中国必须要有鼓励创新的体制，能让许许多多好的人才施展拳脚。在这方面，中国也不是全无希望。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大学加强和业界的关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建立起筛选想法的机制。     袁亚湘：     追赶别人的过程中，在早期的时候、差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模仿也许是可行的。因为你差得比较远，你想模仿别人，别人可能会把技术给你，让你学；但是你追到一定程度别人就有顾忌了，就会把关键技术保密起来了。照着别人的现有甚至是过去的东西去模仿，只能追到别人过去的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模仿别人的时候，别人正在做的东西可能已经完全不同，甚至连概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如果只是一味照着别人的东西去模仿，总是永远落后于别人，而且差距只可能越来越大。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张维迎：     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兴盛和美国人口结构年轻，和它的移民政策有很多关系。人口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的购买力和劳动力供给都需要年轻人；如果中国劳动力和人口流动跟不上，将会带来一系列巨大的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当时强制执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经济学上面的大错误，将人口当成了一个负担。自己国家搞不好，就以人多作为借口。但是如果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不调整，那将是一个更巨大的错误。人口政策的错误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的影响要很多年之后才能反映出来。但是现在计划生育是国策，谁都不敢动。我认为，日本的衰落与日本的老龄化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有二，一是政治制度，二是人口。           未来 10 年中国政治秩序进步的关键是要加强法治？          何怀宏：     我下面想主要从政治秩序的角度来谈谈中国，预测或期望一下它的未来，但为此可能还是得从过去谈起。另外，福山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政治秩序的诸根源》的上册，他在其中认为良好政治秩序的三要素，一是强大的国家能力，二是法治，三是责任政府。我想在这里不妨借用他的一些分析范畴。     首先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西周至春秋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是世袭社会。在福山看来，秦朝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国家，强大的国家，但我个人认为秦朝只完成了一半的“帝国”任务，因为它没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解决统治阶级再生产的问题。汉朝才真正建立了稳定的、长治久安的传统国家体制，它政治上独尊儒家思想，建立选举制度，解决了官员的持续来源而不再采用世袭制。而究竟是世袭还是非世袭占优，有可能是一个大国、一个帝国是否能够稳定和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也可能是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一个分野。直到今天，我们也还能在不同的国家，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看到世袭和非世袭因素的不同消长。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不足有几点是值得思考的：第一是选举过程中的严格法治，即是在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官员的来源和选择方面实现严格的法治，但又还不是政治社会的全面法治；第二是选举结果的反世袭，实现了政治机会即入仕的相当高程度的平等，但又还不是政治参与与社会的平等；第三是有助于形成一个有责任感和高度文化教养的统治阶层，但也还不是民主制度下的责任政府。     传统中华帝国在20世纪初就衰亡了。我不谈近百年对传统的“全盘打破”了，而只谈现在。今天的中国通过近些年的经济飞跃发展，可能已经达到了古往今来中华地域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实体或实力，但是和美国相比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一个美国人说：“美国存在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但不是根本的问题。”这句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自己相比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可能是走在前面，但是不是还是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人们日常生活方面的分离脱节；思考和提供理念的知识分子的分裂等等。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是处在一个需要选择的分路口。我不说是处在“十字路口”，即不是说只有两种选择：只能往前或者往后，往左或者往右，而是可以有多种复杂的选择，组合的选择，但又的确是面临选择，必须有所抉择。因为国内外形势也迫使着我们选择，尤其是以下一些因素和情况：一是中国在北京奥运和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似已不再能完全“韬晦”了；二是中国本身在经济崛起之后财富多了，贫富差距和分配的问题突出了；三是以前似乎主要是“放权”就基本可以了，现在还需要更主动和创新意义的政策；四是要真正使国家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吸引力，就还需要增强软实力，要寻求“收拢人心”、以至让人“有精气神”的办法。总之，以前涉水过河，可能水还不深，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更多地借鉴世界的经验，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而今后就可能要更多地依靠自主的一种长远眼光了。     所以，尽管预测很难，我还是想对今后做一点展望，或者也是表达一种希望。     在我看来，未来10年中国政治秩序进步的关键是要继续走向法治，或者说确立、巩固、落实和加强法治——即法律的统治。这里涉及到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我和许多朋友一样认为，这里的次序应该是先法治，后民主。甚至法治不妨激进，民主不妨渐进。法治是民主的训练，是对公民素质的培养，也是对民生、民权和民主的保障。对中国而言，法治的巩固是不容易出错的，也不易导致社会激烈动荡。这种法治必须是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的法治，是落实宪政的法治。不仅是完备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确立法律的统治，培养一种普遍地尊重法律的态度。通过一次次权力和法律的博弈，如果每次、或大多数博弈的结果都是权力不敌法律，那么就有可能培养和完善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公民社会，虽然最后还应走向与法治结合的民主，但是是经由法治的民主，社会正义也应当是主要经由法律、最后并体现为法律成果的正义。     虽然目前法治的状况还不乐观，权力损害法治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但我认为在中国走向法治这件事上，我们还是有理由乐观，或至少以乐观的意志去争取。“法治”的概念也不像其他有些概念那样敏感。大陆之外华人世界的法治和民主的经验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值得我们借鉴，例如香港地区“蕴含自由的法治”，台湾地区“蕴含传统的民主”（乃至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蕴含信仰的生活”对中华民族提升精神生活的借鉴）。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和我们有着同样种族或文化地区的现代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并非不适合法治，也不是不能和民主相容，所以不可以国情民情来推诿。总之，我希望在未来10年能看到中国在确立和巩固法治方面走一大步，培养自上到下所有公民对法律的尊重，通过法治和问责政府来善用和善推日渐强大的国家能力，从而摸索出一条新中国的长治久安之道。     王缉思：     我认为现在中国要法治还不太现实，更现实的是允许公民社会成长。现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就非常警惕，认为这些企业是去偷美国的技术、抢美国的资源，甚至认为这些企业因为跟党和政府直接关联，这种企业的投资一定具有收复美国的长期目标。如果中国能让美国看到中国内部的一些多样性，美国就大可放心很多；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不放心自己看到的多样性，认为都是假的，是中国内部在唱双簧。所以现在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至少要宽容一些不同观点，起码要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当今的中国在美国人看起来是在加强集权，而同时中国还越干越好。这是美国所不放心的原因。我并不是说我们非要让美国放心，最重要的是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和包容性更强的政治对中国自己有好处。     在一点上，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非常相像，就是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强权政治世界。在这点上我们不妨借鉴欧洲，欧洲形成了一个法治的欧盟，不是通过哪个或者哪几个国家的强权政治，但是形成了安定的秩序。当今世界也必须寻找这样一种能推广到全球的法治的秩序。然而现在的秩序是，中国认为美国太霸道，但是美国和很多国家认为要让中国统治世界则更加可怕。现在的中国仍然陷在“多极化”这个概念里，在探讨世界应该谁说了算、哪几个国家说了算，并没有去设想一个更为法治的秩序。     张维迎：     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里，前15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司法、法治社会，后15年重点进行民主化改革。把司法放在民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看来，中国需要探索新的道路，这种探索也许可以从香港地区得到启发，以及包括台湾地区、越南的经验也都非常值得中国研究。中国可以从功能团体、党内民主等等开始着手，也许30年内能慢慢地完成向民主化的过渡。     黄海洲：     推动法治无疑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具体怎么推动法治？我认为在给定现状的前提下，应该分成两部分：基于宪法和公司法。宪法和公司法是非常不同的：宪法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强调的是平权的概念，人不论强弱都是一票；而公司法是一股一票（one share one vote），保护股东和投资人权利。要实现效率就需要依赖一股一票的公司法，而要发挥自由民主的精神就需要一人一票的宪法。美国的经济制度就是一美元一票，和一股一票是相似的；而美国民众选总统是一人一票。这就是一个相当精妙的组合，既保证了效率，又保证了公平。中国也需要找到一个机制，将这两者平衡好。一方面是资本利益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是民权得到保护。     在国家舞台上我们可否借鉴这种设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相对加强和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相对衰落，我们应该争取一美元一票的权利，在国际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中与其他国家分享、共治。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基于一美元一票；各国都应该得到自己应得的，但也不要多占——一美元一票加上一国一票。布雷顿森林体系改良一下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     欧盟经验，尤其是德国与法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和在建立欧盟中的重大贡献，可以为中美关系和中美在国际舞台上可能的贡献提供一些指导。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可能是最好的。美国不喜欢龙，但可能还需要继续演下去。中国要扮演好凤的角色。“龙凤共舞”则老二可当。           中美各自的利益与价值观          张维迎：     在经济问题上，美国人太政治化，而我们太情绪化，导致了很多事情难以处理。例如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对美国究竟会有什么好处，现在尚且不明朗。但是可预期的对美国的影响至少有二：第一，美国消费者会支付更高的价格，美国将会面临更快的物价上涨；第二，这将对国际大公司的利润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品牌公司，因为它们所在的市场是一个寡头市场，利润本身比较厚足，人民币的升值将挤出这些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利润。这对整个企业的结构都带来影响。     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冲突，主要是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是利益冲突，两国在利益方面的争夺，包括地域政治、资源方面的争夺。 另一方面是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中美关系往往就围绕着这两个冲突。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利益问题。美国在国际上经常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来争夺利益。     但有时美国也会面对自己内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的冲突。例如美国在中东支持的人，如穆巴拉克，都是一些独裁者，是和美国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一旦这些国家出现了问题，美国这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就暴露无遗了。据我观察，这几次中东问题美国最后还是选择了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解决，不会明目张胆地支持这些独裁者。美国本身内部的这个冲突就会给整个国际带来麻烦，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王缉思：     美国总体上看，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美国人的观念上看，中东之所以和美国有大矛盾，最大原因仍然是价值观的不同。伊斯兰国家的价值观是神权统治、是独裁，而不是民主。如果能把中东国家都改造成民主的，就不会打仗了。这是一种非常天真但是同时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民主国家就是好国家、民主国家是不打仗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而美国社会的精英也明白并非如此。如果说民主国家不打仗，那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不打仗。而一个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国家是处在最危险的进程中的。在这个进程中，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亲美、反对民主化，平民百姓会被动员起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美的呼声都会高涨。问题就在于，在这些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才能上台，而在这个时代民族主义的旗帜事实上就是反美的旗帜，就是反美国式的民主化的旗帜。虽然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实际上有一些矛盾，但是长期看来是没有矛盾的。     美国最高层的领导人都非常明白，民主必须要慢慢来，不可能飞跃式地实现民主的进程。     美国的价值观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从美国整个国家来说，它的核心思想是统一的，根本价值观是统一的，但是它的具体政策是非常不统一的。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无论是能源、贸易等各方面都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解决政治上的矛盾，中国是希望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的问题。美国怀疑中国就是要赶超美国，不相信中国不想称世界老大，认为中国只是现在还不具备这个能力，而只要有能力就是想称霸的。中国认为美国要保证其霸权地位，不想让中国作为一个异类国家崛起。美国对异类国家的崛起确实是比较警觉的。过去，美国认为中国只是表面上走社会主义、实际上走资本主义，心里还是向往美国的，并且最后会越来越像美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展示出的一些迹象，比如国进民退的趋势，搞“大政治”，这些让美国怀疑中国会成为最大的集权国家。这是美国所警惕的。美国认为，一个国家要变成一个自由国家、现代社会，一定要变得和美国差不多。如果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是美国从价值观方面不能接受的。     袁亚湘：     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如果过去的做法没有带来重大的问题，这种做法的结果还不错，很可能这种做法就被继续下去了；如果制定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法却被延续下去，这样做的问题是很大的。我认为现在维稳是对的，但是在维稳的前提上必须要有前瞻性地去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因为过去的做法好像还可以就一直承袭、固步自封。比如先逐步实现党内民主选举。从哲学的角度看，不断进步是稳定的最好的保证。     王缉思：     美国现在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停滞了，没有方向了。如果说现在国进民退、加强维稳是中国的方向，现在的信心相对十几年前也不怎么足了。在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些人看起来，最高纲领是向美国看齐，最低纲领是先学四小龙、然后学日本。随着改革进行，四小龙模式不行了，转向学日本后日本又衰落了，于是中国有些人搞起自己的路数，觉得自己快要成功了，挺好，就没有再改革的必要了。     张维迎：     中华文化本身是包容性很强的，历史上有很多外来文化变成了中华文化。至于斗争，我认为，有权力就有斗争。但是完全变成一个斗争文化，连普通人之间都参与到斗争中来，是近百年来的事。     王缉思：     所以说“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说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唯一能说清楚的就是国家主义，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全能型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别的国家根本是学不了的，除非从上到下都能贯彻一套体系，一级一级的党组织。这一套体系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张维迎：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存在民间力量的。但是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渗透着体系的力量。     王缉思：     这套体系就是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而中国人就是用这个价值观来看世界的，并且在国际舞台上这就是中国人的软实力。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么一套规矩，只要你是中国公民，你就必须要服从这套规矩。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什么位置清清楚楚。这整套规矩经过这么多年来已经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了，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     张维迎：     我相信影响历史的是理念和思想。因此我的态度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悲观的是，思想的传播仍然是非常缓慢的。乐观的是，思想仍然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局面就是，一方面言论控制得严而勤，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信息传播速度很快，新的东西不断产生。     现在中国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实际是脱离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核心价值观是很难的，因为人们不能诚实地、真实地表明自己。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把经济转轨变成一个宏观问题、货币政策问题、财政刺激问题。但是经济转轨真正要靠的是开发市场，靠企业家精神。就开发国内市场而言，中国近些年最好的成就是交通成本大大降低，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奇高无比。 我们的体制使得市场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交易成本高了之后企业家精神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无法实现经济转型。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对成熟的产业影响很有限，只是会导致效率低一些，但真正的企业家是要掌握和判断未来的事情，而权力干预会妨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民主的概念是不能用于经济的，民主只能用于政治。经济最重要的是自由，是自主，是给每个人选择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去判断。经济的自由比政治的民主更重要。现在国有企业垄断资源无边界地扩展。经济能不能自由化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人接受不接受基本的财产的概念，接受不接受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取收入是正当行为。     王缉思：     中国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次序确实有点不一样。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一个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为人准则里。他说：“我是一个自由人，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公务员，是本党的党员，只按这个顺序，永远按这个顺序”（I am a free man， anAmerican， a public servant， and a member of my Party， in this order only and always）。这里第一重要的是自由人。不管在实践中如何，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而在中国，一个人应该首先是党员，其次是公务员，然后是中国人，而“自由人”好像不是一个正当追求。这就是中美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     张维迎：     国家本身不能够行使权利，行使权利的实际上是个人。 国有经济就是定义在职位基础上的权利（position-based right），私有经济则是定义在财产上的权利（property-based rights）。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与权利有关的。主流价值观应该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形成，没有自由选择，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核心价值观。     何怀宏：     我不太谈价值共识、核心价值，而宁愿谈规范共识、普遍伦理。现代伦理学区别于传统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区分价值和规范、区分“好”与“正当”。价值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是我们追求和看重的东西；而规范是怎么去追求的行为和手段。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各人的价值目标无法统一，各个民族国家的价值理想恐怕也是这样。     但是，在行为规范方面我们还是有希望达成一个核心共识的，比如不可杀害无辜，不可不顾及其他人、其他国家的基本权益等等。但是，国与国之间的道德要求实际是低于一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要求的，我们也许只能要求一种“生命”原则和“顾及”原则，如尽量避免战争和暴力冲突，任何一个国家在追求自己的较大利益时也要“顾及”他国的基本利益，当然，这后面也要有实力，要使任何一个大国、强国都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忌惮”。      进入 王缉思 的专栏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97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经济评论》2011.3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进入专题 ： 哲学 中国化    ● 方朝晖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范畴，“哲学”本来是从西学中借来的，但是借来以后立即被中国人把它“中国化”了。文章论证认为，把“哲学”普遍地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一理解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与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把哲学这门学科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不仅如此，他们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通常情况下对“哲学”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来的，与西方人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致使他们在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误读，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曲解。          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语言里，“哲学”作为一个名词被理解一种人生的智慧，作为一门学问被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写的哲学教科书里，“哲学”一词几乎都被这样定义的，并认为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指导人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问那些对人生、社会或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有深刻见解的人是不是学过“哲学”，而称那些有深刻道理的话为“寓含某种哲理”。 191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讲到“哲学”的定义时曾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胡适，1996，1） 1930年，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论及“哲学”之定义时认为，哲学的定义可从其内容得知，其内容包含三大部分，即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方法论（冯友兰，1961，1-4，7）。 胡、冯二人对于哲学的上述定义在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           1. 这一理解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并认为这种智慧的根本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     把“哲学”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对于学问的目的及宗旨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知道，古人常把那些对人生及世界的真谛有深刻领悟的人如孔子、老子等称之为“哲人”或“圣哲”。在《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书中有不少诸如“圣哲”、“先哲”、“哲人”、“浚哲”、“明哲”之类的术语。i] 概括起来讲，先秦著作中普遍把“哲”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指对小到人生、大到宇宙的真谛的认识；而所谓“圣哲”或“哲人”就是指通过对人生、社会、政治、国家、天下乃至宇宙的真谛的深刻认识，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或懂得治国平天下的人。因此“哲人”、“圣哲”就是指有大智慧的人。《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或从心。古文哲从三吉。”《尔雅·释言》：“哲，智也。”古汉语中“知”、“智”通。在道家或佛教经典中，这种理解同样存在。如老子《道德经》中有“知人”，“知和”，“知常”，“自知”，“有知”等一系列用法，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第53章），正是把求得人生的智慧当作学问的根本目的。《庄子》屡用“大知”与“小知”相对照，以各种形象的比喻来讽刺人们的各种无知的情形；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逍遥游》），“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齐物论》），亦表明庄子是以与上述类似的人生的智慧为学问的旨归。又如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金刚经》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其中“般若”即“智慧”之义，六祖慧能将“金刚般若波罗密”七字释为“大智慧，到彼岸”。 在儒家及佛教经典中具备了人生的大智慧的“哲人”又可称之为“先知”、“先觉”或“觉者”。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今人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生观、世界观或方法论的学问，从根本上说与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对于学问的根本的认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然而我们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尽管古人常常会使用“哲人”、“圣哲”一类的术语，却从来没有人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哲学”的；他们曾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心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等，但从未有将其称之为“哲学”者。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乃是西洋从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而中国人谈论“哲学”这门学科，其实也是从西洋学来的。日本人最先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刘正琰，1984），从此“哲学”这一名词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日益普遍地得到使用。而将中国古代许多不同的学问——其中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乃至先秦诸子的各种学说，包括被古人称之为“经学”，“道学”，“理学”，“玄学”，“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等各方面的思想——综合到一起给他们起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哲学”、“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则是起于中国近代，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即中国人用“哲学”一词来翻译西洋人”philosophy” 一词，而同时他们对“哲学”一词的理解却完全来自中国人自身对于学问的有关理解。那么这种理解究竟对不对呢？           2.这一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求“用”          把“哲学”理解为一种人生的智慧，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它称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的人生智慧。所谓“世界观”、“人生观”及“方法论”三个领域的划分，是针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得出的，即只有通过对世界、人生、社会等的正确认识，并掌握获得这种认识的方法，才能使人生得救。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的根本点在于一个“用”字上。现举几例证之：     冯友兰说在早年写一篇名为“论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的文章区分了“活哲学与死哲学”：“什么是活哲学呢？能成为一种力量，领导人的行动的即是；反此，就是死哲学。”（冯友兰，1984，364-365）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冯友兰更是把哲学的主要价值定位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说：“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能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最高，但达到这种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冯友兰，1999，240）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导言”部分在论及“哲学之任务”时提出，哲学之所为即“求知彼足以为元序、大类、大全之概念义理，以说明宇宙与人生者”，而哲人们这样做则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由于其欲成为一无限唯一之生命之目标为其根。”（唐君毅，1977，617）由此出发，唐先生进一步认为“哲学之目标在成教”：“故凡哲人之言说，初虽是说其所学，而其归宿，则皆是以言说成教。故说所学非究竟，以说所学成教，方为究竟。”（同上书，621，623）ii]     方东美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通过成就“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来产生伟大的行动：     哲学的智慧眼光总是要根据过去，启发未来，而对未来的一切理想又能根据现在的生命、行动去创造，才能构成所谓的‘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借用司马迁的名词，一位哲学家应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成就的知识系统才能应付这个世界。哲学家应当回想过去、透视现在、制定未来的蓝图。（方东美，1992，267-268）     张岱年先生1936年写成的“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一文中说：     哲学可以说是最高指导原理之学。哲学乃自觉的探求自然与当然之基本原理，以为行动之指针。……哲学是指导生活与知识之原理系统中间论述哲学考察宇宙、考察人生、考察知识乃至考察哲学本身——即哲学三部门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等的形成过程——皆是人的自觉。——引者生活中发生问题，哲学乃想出解决问题之方法者；而实际解决问题者乃是行动，是实验，是革命，是作为。哲学是行动之指针。（张岱年，1936，301。粗线为引者所加）     张岱年先生这种关于哲学的作用的观点今天也常被说成“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此外，高清海等亦有类似之观点。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与“科学”研究世界的根本分野在于前者是“出于关心人才去关心外部世界”，而后者则只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因此他说“哲学研究世界，从归根结底的意义说，主要还是为了理解和把握人自己”，是为了“要对人、人性、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清醒的估量和认识。”也就是说，哲学的世界观本质上是为了建立人生观的需要（参高清海，1997a,“总序”）。     所有这些理解尽管不尽相同，但都有一共同点，即将哲学的根本任务规定为对生活或人生有某种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一个“用”字。这与西方人两千年来的对于哲学这门学科的一贯理解是否相符呢？           3.Philosophy:作为一门学科与作为一个日常用语          从表面上看，philosophy (philosophia) 在希腊文中原义确是指“爱智慧”之义。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由词源学考证得出的结论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必须掌握西方人在通常情况下是怎样使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我们知道， “philosophy” 一词在西方语言中虽然有多种不同的涵义，但是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即一种把它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和中国人的理解相近；另一种则是把它理解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其它许多门学科相并列。这两种用法在西方迥然不同。前一种理解是从广义上使用，而与人们把philosophy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它的理解迥然不同。正因如此，西方一般的工具书、哲学百科词典等在讲到philosophy的定义时，都不得不首先明确区别这两种完全不同的philosophy之义。例如：以Antony Flew 为顾问的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一书在讲到philosophy一词的含义时指出，在一种情况下，人们使用该词来表达对人生或事物的经典式、概括式的认识，通常可指当事人的价值信仰，也可指一个人对事物一般本质的看法（to take an aphoristic overview that usually embraces both value-commitments and beliefs about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ings）。但是这种理解和存在于大学哲学系等教育机构之中、作为一门学科（an academic discipline by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within institutions of tertiary education）的 “philosophy”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广义上的用法，后者则是“学科”的专门用语（Antony Flew，1979，”preface”.）。G. H.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