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如和妻子朱凝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父亲认为办不到，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意见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来源: 《中国改革》 2011年第7期，原题：父亲的“右派罪行”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王卓如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有49个年头。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变得愈发鲜活起来。
父亲的“右派罪行”
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自1955年起，父亲作为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1958年，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1957年社会上的反右运动之后,在党内开展的反右运动，叫做“整风补课”，或称“反右补课”。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饥荒。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备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
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
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给父亲罗织了“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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