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 山雨欲来：《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转帖       山雨欲来：《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辛亥百年之际，傅国涌的《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从“私人记录”这一角度来反映辛亥前后的社会局面，书中选取了不同立场、不同年龄、不同视角的数百位辛亥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根据“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易帜”、“朝廷内外”、“谁覆清廷”、“财政困难”、“创立民国”等多条线索，真实还原了辛亥前夜错综复杂的世道迷局和人心消长，以别致的方式再现出中国1911、1912年之交奇特的历史景观。
 
 　　○ 黄谊
 
 　　即便像司马迁和司马光这样杰出的史家，再现与评价历史人物时，笔下也多少附着自己的爱憎心态。相比之下，一分为二的分析法似乎进步了不少，但世事与人性之复杂，哪里是“一分为二”就可以界定的，于是又落入“白加黑”的窠臼中去了。
 
 　　儿时看《东周列国志》之类的历史电视剧，往往喜欢指着屏幕上的人物发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旦角色定位明确之后，整个故事也就跟着明晰起来，看到好人得胜，就欢喜得意，看到坏人得势，难免扼腕长叹，这般“为古人担忧”，其实出自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
 
 　　儿童看戏，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试图将忠奸善恶一目了然的思维常态，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难以避免，即便像司马迁和司马光这样杰出的史家，再现与评价历史人物时，笔下也多少附着自己的爱憎心态。相比之下，一分为二的分析法似乎进步了不少，但世事与人性之复杂，哪里是“一分为二”就可以界定的，于是又落入“白加黑”的窠臼中去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照理说应该是很好解读的，一则资料充足，官方文献、私人撰述、新闻报道、照片实物，可谓汗牛充栋；二则离当下不远，就其实质性的影响而言，现今的中国社会，还能搜寻到些许脉络。但一般人对于辛亥革命的了解，并不比对千年前的唐革隋命或是宋承大统等历史事件高出许多，大致可以构建出这样一个模式：清廷是坏人，阻碍进步；革命者是好人，推翻了坏人，但胜利果实却让阴险的袁世凯摘走了。
 
 　　从史实角度来评述这一定位，自然不能说有什么大错误，但一桩重大历史事件，会是寥寥数语能够概括得来的吗？
 
 　　辛亥百年之际，围绕这桩历史事件，已经有不少新的著述，或者给辛亥革命来一个重新定位，或是从细节角度推翻原有的定位，也有一些全新的观点：诸如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指出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或者少流血，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但辛亥革命的本来面目，仍然蒙着一层乃至数层迷雾，楚望台上的枪响，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多年筹划，抑或清廷的伪立宪，袁世凯的处心积虑，都只是后人梳理出来的单个场景或是线索，不足以反映人心丕变之全局。既然如此，用细节方式展现那个时代的图景，藉此了解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社会现实，就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了。
 
 　　《辛亥百年》显然不是简单的文件汇编，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是作者的苦心孤诣所在。通过“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和“易帜”这些线索，作者将诸多私人记录中的单个案例汇聚成一卷卷收放自如的图景。
 
 　　傅国涌先生的新著《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
 
 　　和寻常记录辛亥革命的史书多选择“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不同，《辛亥百年》别出蹊径，转而从“私人记录”这一角度来反映辛亥前后的社会局面。“私人记录”的一大好处，就是无须迎合主流的叙事理念，出自个人之手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大多本于个人立场，即便事后稍有改动或者避讳，仍然能从中窥见出个体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切身感受，这一点是高度浓缩的主流叙事无法替代的。
 
 　　如何选取私人记录，则完全依赖于编撰者的修为，在挑选进入视野的私人记录时，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关重要，否则很容易陷入“六经注我”、“师心自用”的弊端，傅国涌先生是如何取舍材料的呢？他着眼之处，并非只有后来成为舆论主流的革命者，还包括“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此外还有当时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就“代表性”而言，已经远超单方面叙事“要言不烦”的偏颇。
 
 　　像稗言类钞一样收录私家记述，古已有之，但《辛亥百年》显然不是简单的文件汇编，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是作者的苦心孤诣所在。通过“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和“易帜”这些线索，作者将诸多私人记录中的单个案例汇聚成一卷卷收放自如的图景。如果说以往的辛亥著作大多是着意表现某种思想意图的影视剧，《辛亥百年》就是精心剪辑而成的一部纪录片，我们不妨选取几个例子，来体会一下那些零碎的镜头是如何剪辑成视频片段的。
 
 　　异常天象、谶语谣言，在信息闭塞的旧中国，往往被视为时局变迁的重要预兆，在正史中，甚至辟出《五行志》来加以记录，清朝鼎覆的前夕，上至高官，下至群氓，同样在按照这种古老的法则预测时势。一桩有关溥仪即位的故事流传极广，据说溥仪以三龄幼童即位，不能忍受冗长繁琐的朝仪，哭闹着要回家，他的生父醇亲王手足无措地安慰，说是“要完了”。这被许多人看做是“大清国要完了”的预兆。这样的传言由于寄托了流传者的别样心态，在解读过程中往往失真，但傅国涌先生从亲历者恽毓鼎那里，证实了这则传言的真实性：
 
 　　皇上即位，升太和殿受贺，大声痛哭，不肯升座，频言我不愿居此，我欲回家……毓鼎时侍班于御座前……跪拜未毕，侍阉即负之而去，且云：“完了，回去罢。”
 
 　　在场者恽毓鼎的记录自然比传说更为真实，相比之下，原本是太监所说的“完了，回去罢”，在传言中演变成出自醇亲王之口，这一细微变化，在历史大局中不会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但传言的力量，则是在场者也未曾估量的。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社会学家萨孟武，当时还是少年，他们的记录，就反映出传言在社会上起到的重大影响，萨孟武这样记载：
 
 　　“有人告我，宣统登极之时，因为鸣炮，受惊而哭。这是预兆，清祚大约将亡。”
 
 　　顾颉刚则称：“有一位惯作预言的老人说，什么‘宣统’，这不是‘完结’了吗？”他看出来的，是“人民对于清政府已经绝望了的咒诅”。
 
 　　就在这一章节里，高官许宝蘅、德龄公主、法国人Negrier，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苏雪林、夏衍、鲁迅，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同盟会元老谭人凤等依次出场，他们对于谣言的记录，立场或许有些差异，但所述事实却大致相符。通过这样的梳理，一则则谣言，就成了窥探世相人心的镜子，从中折射出的社会心态，无疑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在主流叙事中，这样的“革命举止”往往被后来者描述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显然没有那么从容不迫，甚至不无戏谑成分，很容易“溢出”了百年之后的读者容易设定的思维框架。
 
 　　西方有一则谚语：上帝和魔鬼都在细节当中。浮光掠影地看历史，能记住的固然是细节，而深入剖析历史，同样要依赖细节。在表述细节方面，私人记录比官方著述具备更多的优势，这是因为个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实有切肤之感，他们对细节的敏感度，比大而化之的官方著述必然要深切得多。
 
 　　后来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的胡石庵，在武昌首义后的紧要关头自办《大汉报》，第一时间刊发革命军方面的消息，成为国内外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份报纸假托“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名，因而被许多人误认为是革命军司令部所办，但从胡石庵的回忆中可以知道，他办《大汉报》完全是自发行为。原本在汉口开印刷公司的胡石庵，路上遇到几个外国人询问消息，他信口回应说，一两天之内革命军机关报就会出炉，之后他才决定办一份报纸，发布革命消息，昭告四方，一份后来被视为革命先声的重要报纸就此仓促出炉，“从社论至于各种新闻，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在主流叙事中，这样的“革命举止”往往被后来者描述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显然没有那么从容不迫，甚至不无戏谑成分，很容易“溢出”了百年之后的读者容易设定的思维框架，细节之于历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为写作《百年辛亥》，傅国涌先生百般搜罗，许多稀见史料的出现，自能弥补前人著述之失，从书末多达307种参考资料，不难想像作者在搜寻历史真相路途上的爬梳之苦。而此书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以资料“自然呈现”百年前的实景。恰如新闻报道强调最大可能地接近现场、还原真实，却往往难以实现，对历史的回顾因为有了时空的隔阂，更是难上加难，但历史的令人着迷之处，不正是在于这种无限逼近的诱惑吗？
 
 　　【原载《东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