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了,得主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这结果,在一些中国诗人眼中不属于“爆冷”,但在普通民众看来,仍然陌生,于是奔而搜索其作品。比较跌眼镜的是,这个大诗人至今只发表过163首诗歌,而且大多都是短诗,这实在是拿不出手的成果。
我们喜欢用数量证明成就,经常听一些写作者说,自己一天能写几千字、上万字。我们的作家在介绍自己时,也往往说发表了多少万字。我们谈大师的成就,也往往用“著作等身”来衡量,当然,中国人身材比较矮,而且大师往往“头脑发达,四肢简单”,所以要等身,就更容易些了。
我深知码字是很辛苦的,尤其作为写小说的,需要码的字,要比写诗的多得多。但写作,体力虽然很重要,但本质上仍然是脑力劳动。我曾写诗,现在写小说,当教师,我曾说,根据我的经验,诗人基本是脑力劳动者,小说家是半脑力、半体力劳动者,教师基本是体力劳动者。这话当然有揶揄的成份,是写小说体力受到极限挑战时的自嘲。写小说主要还是靠脑力。所以我觉得,作家常见的姿势,不是在写,而是在想。甚至貌似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侃大山,吹大牛,甚至睡懒觉,其实都是在想问题。只要脑子没死,他就一直在想着,所以他是没有节假日的。甚至没有睡眠,即使睡着了,大脑仍然在活跃。其实任何脑力劳动的热爱者都是如此。
一般人对此不明白也就算了,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写作者也似乎不明白。也许是被世俗价值观拉着走——你说你有成就,总得给我看具体的东西吧?写作当然是要写出来,“构思癖”我也不赞成,那是近乎宗教的境界。写作不是宗教,如果一个写作者最终到了宗教境界,作为写作者的他,已经死亡,我只能祝贺他在另一个领域、更本真的境界功成名就,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这里谈的是写作。但写作,也并非完全不需要务虚。如果说,学术论文写作的量化,是出于管理者的管理方便,写作者的生计需求,那么文学写作,应该不考虑这些问题,当然前提是,不要把文学写作作为谋生手段。找一份别的工作吧,把纯粹留给写作。
当然,即使有别的谋生渠道,生存不是问题,甚至拥有比较富裕的生活了,荣誉仍然是个问题。看着人家写得多就被追捧,虽然没几个人看完,也理所当然获得“茅奖”,谁不被“厚重”所压垮?曾经听某人评某作家写了一垒砖头一样长篇小说:光拿那些“砖头”,就能砸死人!所以有地方扶植文学创作,就总鼓动作家去写“三部曲”。所以有人因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从而怀疑鲁迅的文学地位。所以我们的文学教科书特别青睐于“描写广阔社会图景”,就有学生跟我说:老师,你去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吧!我们的大学文学教育,仍然告诉学生,巴尔扎克才是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才是大师,20世纪之后的文学,往往被认为没有大师,而简单带过。我告诉学生:不只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是大师,卡夫卡也是大师,虽然他的长篇很短。
也许更因为认识上的问题。我们曾经对世界雄心勃勃,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全面把握这个世界,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不能。那么所谓全方位描写,就是可笑的了。所以“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然我们活着,总要思考,总要发言,那么我们能做的,只能从自身出发,通过有限的视角,提供切身的经验,阐述相对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只能这些。
之所以对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作数量特别有话想说,毋须讳言,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惶惑。虽然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写得少一点,再少一点,但是仍然不可控制地写得太多。我虽然已经不写诗了,但是喜欢诗,我认为好的小说必须用写诗的思维来构思,而不是单纯的叙事,甚至只是讲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给特朗斯特罗默的授奖词是“以凝练而清晰透彻的文字意象给我们提供了洞悉现实的新途径”,还形容他的作品“简练、细腻,充满深刻的隐喻”。凝炼、隐喻、视角,这也是好小说的追求。这样,小说也就不会写得太长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精炼。并不准确,应该说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就好像手术,因为思路的改变,从而手术过程缩短了,从而手术更接近完美了。当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简练了吧。
只可惜,我们很难让自己做到。比如我,我认为到到了当今的时代,好长篇不应该超过20万字,但我刚完成的长篇,虽然一路紧张过来,到头来仍然超过了30万字。也许有人谁说,这只是形式问题,但形式有时就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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