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语》中的黄曾樾
钱锺书《石语》中有两次提到黄曾樾，第一次是钱锺书在前记中说：“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该书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二次是陈衍批评王湘绮“学古往往阑入今语，正苦不纯粹耳。”钱锺书在此处下一批语：“参观黄曾樾记《谈艺录》”。钱锺书非常喜欢“谈艺录”这个书名，1948年出版他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也不避重复，用了“谈艺录”书名，《中书君诗初刊》中《哭管略》首联即是：“竟难留命忍须臾，谈艺归来愿已虚。”（该书第6页，1934年自印本）。《石遗室遗话续编》中第二次提到钱锺书，也引此诗颔联，但陈衍把诗题记成了《哭徐管略》，徐管略曾在无锡国专教书，1934年去世。
黄曾樾本书的全名是《陈石遗先生谈艺录》，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聚珍仿宋版印，线装一册，后多次重印，现已收入各种诗话丛书中，坊间极易见到。黄曾樾记录的陈衍原话是：“王湘绮除湘军志外，诗文皆无可取。诗除一二可备他日史乘资料外，余皆落套，散文尤恶劣不可读。至用泥金捷报等字，岂不令人齿冷。”（该书第2页，中华书局，1937年），与《石语》所言，基本相同。钱锺书只注一次，其实《石语》中还有几处与此相同，比如对严复、朱义胄等的看法，足见钱锺书对黄曾樾书非常熟悉，且是案边常备。
黄曾樾（1898—1966）字荫亭，号慈竹居主人。福建永安县人。曾入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学习法文，1921年留法，获博士学位，是陈衍得意门生，曾协助陈衍编纂《福建通志》。
《石遗室诗话》中记有：“永安黄荫亭曾樾，弱冠毕业法兰西里昂大学，而夙耽旧学，其师法国老博士某，甚器之，使著《中国周秦诸子哲学概论》，著录巴黎图书馆，得赠哲学博士，中国人未有也。归国从余游，致功诗古文词者甚挚。诗工绝句。”（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1册第45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石遗室诗话》评论黄曾樾诗多首。《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又有三处涉及黄曾樾：“永安黄荫亭曾樾，法国哲学博士，嗜诗古文词。尝记其所请益于余者，为石遗室谈艺录。余已采其诗入诗话。大略七言绝句为上，七言律、五言古次之。”（同上第490页）并抄录黄曾樾诗多首。另一处又说：“荫亭近诗，可采者已不少。今年赴欧美考察邮政，得诗率寄示余。”（同上第573页），“永安黄荫亭司长曾樾诗”，然后完整抄录了贡曾樾的一首诗。（同上第483页），可见其对黄曾樾诗的重视。
现在福建地方文史中，关于黄曾樾的材料很多，我南来教书后也曾稍为留意。抗战爆发后，黄曾樾曾随交通部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一度出任福州市长。1949年后往福建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任教授，1966年被学生打死。我的朋友作家萧春雷曾写有《诗人本色黄曾樾》，后又见庄南燕专文《黄曾樾之死》在《厦门晚报》连载，这些材料网上很容易找到，我就不再引述了。庄南燕的夫人恰好是黄曾樾之死的目击者，据她说黄曾樾文革中死得很惨，是被学生毒打后抛入臭水池死亡的。2008年，福建师大开过一个纪念黄曾樾的学术会议，但会议的论文集一直没有公开出版。
我曾在一家旧书网的拍卖图录中，发现1939年前后，黄曾樾为印刷其父黄梓庠《黄澹庵先生印谱》及自己的《埃及钩沉》，与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李拔可的来往书札，共九封，此书札为早些年流散出的商务编辑档案，此事早为书界熟悉，近年拍卖会上所出多数近现代名人书札，来源于此。我将这些书札，结合《黄澹庵先生印谱》《埃及钩沉》的出版时间、版本分析，判断无误，并已释读出来，将另文刊出。这批书札，虽是具体编辑业务往来，但其中可以看出李拔可当年在商务的重要地位，他长商务编辑事务时，所出福建文献甚多。《黄澹庵先生印谱》前有何振岱、赵尧生、李拔可等的题诗，黄曾樾要求用“珂罗版或精细铜版印在谱前而通志之文苑传印在背面”，同时对《埃及钩沉》也要求用聚珍仿宋版线装印行，足见其对先辈的尊敬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浓厚感情，不过因战时条件所限，后者未能满足，最后还是以洋装形式出版。
黄曾樾信中还多次谈及愿为印行高雨农《抑快轩文集》一事尽力，高雨农是福建光泽人。当时《抑快轩文集》的稿本存陈懋复、何振岱处，黄曾樾在信中说“人间只此两本，万一若遭劫收，奈何？深望吾伯能促成之，吾闽文献幸甚。”1944年该书印出。
黄曾樾热心高雨农著述，除乡谊之外，可能也与陈衍有关。《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中曾说：“吾闽古文家，朱梅崖外，允推高雨农先生澍然，其抑快轩文得力于李习之者甚深。难者集中碑版诸作，除陈望坡尚书神道碑等一二篇外，其余皆乡曲庸行，高先生能描写各肖其人而不雷同。惜其稿本数种，有八本者，有十二本者，全存陈太傅处，尚未付梓以公同好也。”（该书第6页）陈衍同时还讲了一则高雨农的轶事。陈衍认为：“文章与人品有莫大关系。当陈恭甫先生为道光通志总纂时，高雨农先生为分纂。陈没，高承其乏，任总纂。时某中丞怂恿劣衿，痛诋恭甫所纂。高先生寓书当道，力为驳斥，至辞馆不就。其行谊可钦矣。其书洋洋数千言，可谓至文也。”
黄曾樾得李拔可所寄陈宝琛《沧趣楼集》，他读后的评价是“惟管见以为不及夜起翁之前无故人也”，这些言谈，对研究郑孝胥及近代福建诗坛均有启发。
钱锺书交好中闽人甚多，1949年后，除与郭晴湖、郑朝宗多有往来外，与黄曾樾的关系也当引起研究者注意。钱锺书早年与陈衍交往，也和李拔可时相过从，我所见《中书君诗初刊》一书的复印本，封面即有“拔可先生诗家吟政
后学钱锺书奉”题字，可见当年福建诗人在中国近代诗坛之地位。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中曾抄录黄曾樾七律《杨花诗》一首：“世态原来薄似纱，何须飘泊怨杨花。沾泥不染丰神远，坠地无声意气赊。岂为忘情离故土，只因赋性乐天涯。谁看万紫千红里，一树梨花冷月华。”陈声聪评论：“君少有才名，此诗不知何感而发，惟非其至者。”（见该书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知后来黄曾樾个人的遭遇，此诗为何而发，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刊于《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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