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我应邀参加新加坡作家节。我有个讲座，来了一些当地华人，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华人是很多的。讲座前，一个华人告诫我：“不要说中国的坏话，新加坡的华人是很爱国的喔！”我问：“爱党还是爱国？”她明确说：“就是爱党！是共产党让中国有了现在这样的成就，让中国人站起来了，我们海外华人腰板也硬了，这是你们呆在国内的人体会不到的。”
我并不只呆在国内，我也曾经去国外留学过。因为对中国现状不满，所以才出国。我后来回国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国，在国外定居了，甚至移民了，他们一定比我更不能接受当今的中国，但是他们居然比我更“爱国”。国外的华人，有的是49年前离开中国的，他们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他们怀念家乡，从而把故国想象得美好，是情有可源的。但很多是49年后出去的，甚至是“文革”后逃亡出去的，却仍然对共产党中国唱颂歌，就不可理解了。这位“爱党”的华人，就是49年以后出去的，她难道对当年的惨痛经历已经失忆？后来跟她接触，觉得她应该不是“五毛”，她是真心的，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在海外的中国人中普遍存在。有的虽然没有明确说“爱党”，但是在他们心里，“国”和“党”是不分的，现在的中国，就是那个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党国”，无法切割。
我问我自己，即使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国”不等于“党”，我可以做到有效的切割吗？似乎也不能。当年出国留学，我以为可以把这个不堪的党国抛在身后了，但是很快地还是怀念起它来了。它不是抽象的，那里有我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如果你反对党，那么还会不允许回到祖国跟亲人见面，诗人北岛的遭遇就是这样。
何况，历史记忆是可以切割的吗？我的童年、少年是在那里度过，甚至在我还没有出生时，我的血管里就已经被注入了党国的血，因为我的父母血管里有着党国的血。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无法否认自己的历史。这是很无奈的，这种无奈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存在着，比如当我们缅怀青春的时候，我们就会唱起青春时代的歌曲，而那些歌曲就是“红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党的，每一秒记忆都跟党有关。曾经，我对某些作家入党不以为然，对方回答我：你要是这么不喜欢共产党，就不要在共产党所办的杂志发表作品。是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粮店都是党的，那么我岂非要饿死？我们已经被党国绑架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绑架还会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我们会真的被改变。比如我们会把“红歌”里虚构的年代当成真的，加以缅怀，我们会相信我们曾经拥有过所谓“五、六十年代”的美好时代。同样的，到了国外，我们受到了外族的挤压，就会觉得中国好了。我自己就曾陷入这样的误区，当年在日本感觉被歧视了，会想到国内的共产党领导还没有这么欺负我。在国外的华人常会异常爱国起来，几乎所有到了国外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有过爱国亢奋，我在我的描写民族主义问题的小说《大势》中，把这种“爱国”命名为“被踢回来的爱国”。
中国长期贫弱，中国人普遍有受欺凌的屈辱感，于是特别渴望强大，哪怕是霸道。中国人极其具有强梁情结，中国人骂美国霸权，其实对霸权是既“恨”又“羡”的。所以能在国际上强大起来，他们也愿意认同。所以他们也为党辩护。说起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说西方也有问题。甚至他们还会跟党一个口径批评西方国家，比如我周围一些从美国回来探亲的熟人都说美国太霸道，为了石油侵略伊拉克。他们还拿“占领华尔街”事件来证明美国不如中国好。跟他们争辩，他们就说：“我在美国，我比你懂！”
那些在国外而“爱党”的，有的还出于利益上的考虑。中国经济做大了，他们取悦于中共，就有可能分得利益。这些人大多是海外的华商，商人唯利是图。过去，海外华商分为亲大陆和亲台湾的，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做大，很多亲台湾的华商也倒向了大陆。这些在海外奢谈爱国的人，无非是没有良心，用国内人痛苦来满足他们的利益欲或虚荣心。但是他们忘了一句中国成语：养虎为患。对这些在海外而爱党国的人，我只能对他们说：“你爱，我没意见，跟你换一换，你回来，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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