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活得不很文学。首先是忙居家，跟文学毫无关系。有人说，住得安稳了，才能写得安稳，其实未必。写好作品跟拥有好环境没有关系。村上春树在咖啡屋桌子上写作，据说海明威还让自己独脚站立写作。甚至，真写作不会在书房，就好像真读书不会在书房一样，而往往在床头、饭桌上和马桶上。这些年我所有作品都是在学校那间阴暗的陋室里写成的。现在我坐在我新家露台的绿荫下写这文字，感觉就像有岛武郎，印象中他家有绿意浓浓的私家花园，但他说：在这种条件下，我有什么资格写作？他自杀了，而我还活着。
2011年，我活着当父亲，为孩子的大考和升学而忙碌。2011年，我彻底明白了，我必须为孩子的起步攒钱。我第一次想不开了，第一次发现我需要钱了。还有聘职，虽然是跟文学有关之职，然而是聘，跟文学无关了，只是饭碗。虽然我坚信纯粹的文学写作者必须有个与文学写作无关的饭碗，这样才能不被奴役，但为这饭碗折腰，也是很可悲的事。
当然2011年的我，也跟文学有关。参加了许多文学活动，接受了许多采访。从内地，到香港，到国外，都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现的，说的也都是关于文学的，但我怀疑，这可能会是作家陈希我死亡的开始。常常，一个作家名气大了，作品就差强人意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先例屡见不鲜。我们见到很多作家，当他不文学时，就暴得大名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文学是不合时宜的。或者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因为肢体的活动耗费了作家的脑力，四肢发达了，头脑简单了。当然我自信头脑还是发达的，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许多构思争先恐后，互相打架，要我先把它写出来，只是我辜负了它们。在此忏悔。
好在我之活动，经费不是来源于作协的公款，也就少了点罪恶感。我承认，首先是我拿不到，于是也就断念。其实也想去争取的，但到要争时，打住了，想想还是算了。曾经，还真是去争取了，在我生活十分困顿之时，去争取江苏省作协向全国招聘的“非驻会作家”。如果能得到，我的生活费就解决了，但是被耍了。从此力戒卑微的分赃欲念。这时代的高贵，就是不去分赃。今年做到了，希望年年都能做到，尽管很难。
当然我还是写作的，写了大量的小文章。这一年，我十分理解了后期的鲁迅为什么不可遏制地老去写杂文了。从他早年的小说实践看，他的才华完全可以去当一个既稳妥又技术的文体家。但在中国，作家还没有搞文学的奢侈，鲁迅时代如此，我的时代仍然如此。当然，我仍然竭力不放弃文学。我是个异见写作者，但我是文学的异见写作者。这不是怯弱的托词，跟那些卑怯的写作者所推托的理由不是一回事。2011年，我分清楚了杂文写作跟文学写作的区别。杂文写作要是非分明，要义正词严，它要用正面的价值观引导社会，它的目的是积极的，逻辑是清晰的；而文学写作则不同，它是混沌的，是灰色乃至黑色的，是负面的，它的逻辑甚至是混乱的。虽然它也有思想，但它的思想跟思想家的思想不太一样，他是混乱的、片段的、充满歧义乃至矛盾的。好像米兰•昆德拉在论述小说中的哲学与哲学著作中的哲学时，也说过类似的意思。
2011年，作为文学写作者，我还是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名什么？未定。不是我未定，是未被出版者认定。我许多作品的名字都是我说了不算的，我的作品从名字开始就存在着争议。新完成的长篇也是，这令我欣慰，说明作家陈希我还活着。但仍然希望新小说能顺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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