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迷障与思维转型》系列之二
刘亚伟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是史家共识。读这段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不时跳入眼中，让人触目惊心之余，不免陷入沉思。一部中国历史，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的变局可谓多矣，为何称1840年后的中国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战争前的数千年间，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中华文明一直是在东亚地区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天下，统御四夷。到1840年，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国门，而且中国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的感觉也遭受到全新的宇宙结构知识的猛烈冲击，同时人们还发现，在正统士大夫眼里近乎完美的儒家圣学，在应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局时似乎不再得心应手。
有人用“天崩地裂”来形容这变局之大之烈，可谓恰如其分。从那时起到当下，170多年间，围绕着中学与西学、变革与保守、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等问题，形成两大阵营，激烈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以致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
中国近邻日本发生的情况却与中国截然相反。在武力威逼之下，日本于1854年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决口由此打开，西洋其他各国接踵而至，如潮涌入。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除割地赔款这一条之外，日本几乎享受了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此评论道：日本未作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这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中枢神经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一场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
此后，日本在向欧洲学习的路途上迅猛前进，半个世纪后，这个曾经跟在中国后面虔诚学习的蕞尔岛国，以一个庞然怪物的模样在渤海突然现身，不仅从中国手中夺走了朝鲜控制权，还出其不意地吞掉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和台湾，继而又打败了老牌帝国沙皇俄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强国地位。
而中国呢，从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到闭关锁国不予往来，或拒不承认死要面子，甚至利用暴民耍泼，自取其辱，辛亥革命后又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直到面临全国沦陷的最后时刻才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最后的吼声”，若不是借助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整体的力量，中国恐怕很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为何错过了变法图强的机遇？
是何原因造成了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进入近代时的同遇而殊归？
近代之前，日本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学生，没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无论文字、儒学、佛教，还是律令制度都是从中国趸来的。对于借来的文明，不会产生中国人那样的对自己原创文明的归属感。向别人学习，调整改造自己落后的方面，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习惯甚至性格。当佩里舰队的到来迫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古老的农业文明在与新兴的工业文明碰撞中所处的无可挽回的劣势地位之后，日本人迅速更换了学习对象。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过去学中国，现在学西方，反正都是学，都是拿来。历史学家许倬云用脱换衣服来比喻日本这种学习外来文化的态度，“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
脱换衣服是轻松的，选择换什么衣服的过程伴随着的是新奇感兴奋感。而中国人却截然不同，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场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剔骨换心的痛苦”。
在开到家门口的坚船利炮面前，门关不上了，国也锁不住了，历来习惯于接受朝拜和贡奉的“天朝”，现在只能放下身段与“蛮夷”打交道讲条件、妥协退让，如何尽量保全面子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种憋屈受辱的心态，使得所有应对举措都显得颟頇、愚钝、僵化，不得不一次次为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付出沉重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延缓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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