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 《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之 写作与出版附记

　　
 　　
 　　
 　　
 　　《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之 写作与出版附记   
 　　2009年5月下旬在北京参加一个论坛，返程在武汉停留；6月1日，内侄告诉说，帮我在搁楼里找到了《李贽传》的手稿，一张不差。这是天意：就那么放在那里没人管，16年过去了，居然没有老鼠和蟑螂啮咬，也没有被虫蛀！此前，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先生就提议叫我重出李贽传；因为没有手稿，我不愿照老样子再版。现在好了，按我的手稿付印，在版权上与任何人没有关系，也可消除前两版在内容上的遗憾。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的梁光玉先生路过武汉，与朱健国和我三人相聚。梁提议写一本晚年流寓湖北麻城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传记，并表示他愿在工人出版社争取出版。那是一段十分沉闷的岁月，主流媒体正在问“姓社姓资”、反“和平演变”，杂文难写难发，研究和写作这样一个异端历史人物对于我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是通过朱健国，梁与我才认识的，他当然是希望我们两人合作，至于怎么合作他不必管,他只是建议写作风格可以参阅《弘一法师传》和《苏东坡传》(林语堂著)。这显然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项目，我从不愿为“抽屉”写作，有人愿意出版，能够给我表达的机会，不挣钱也不贴钱，我很乐意去干。
 　　确定这个写作题目后，我着手研读李贽原著、参考书目和资料，梳理和考辨人物生活与思想历程，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素材取舍，写出原稿，并将手稿复写件交给在武汉471厂情报室工作的妻妹王黎光，录成了电子文本。朱健国按照他的写作风格和理解，修改了原稿“引子”和“第一章 辞官云南”部分内容；并提议用“中国第一思想犯   李贽传”做书名；且请他的专访对象蔡尚思先生题写了书名和三句关于李贽的评语。更主要的是，朱为此书的顺利出版创造了条件。所以，1993年8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思想犯 李贽传》，署名为鄢烈山  朱健国”。当然没有稿费与版税，两人各得了1000册书自销代酬。我没有这种营销能力，一部分送了人，一部分南下广州时扔了，至今手上还有几十本。
 　　大约是1999年吧，时任时事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祝勇先生到广州，在南方周末编辑部我所在的公共办公室里与我有一面之缘，短时间的交谈。回北京后，他提议再版李贽传，我当然求之不得，朱也表示同意。能够再版且有稿酬可拿，我感激还来不及，根本不会去干涉他的编辑权。他有他的考虑，将书名改成了朴实的“李贽传”，虽然没有“中国第一思想犯”吸引眼球，却在学术上更严谨、政治上更少不必要的风险。时事版《李贽传》（2000年3月面市），取消了“工人版”不伦不类放在内页的蔡尚思题写的书名，同时取消了“工人版”放在封二的蔡尚思评李贽短论；“引子”内容也有个别词句和段落的改动和删节，更多的是订正了“工人版”印刷中出现的一些莫明其妙的字词错误（当是那时电脑排印技术粗糙造成的）。
 　　当初答应书稿让朱健国修改是不得已——毕竟是“合作”嘛。两个人的写作习惯（所谓“文笔”、“笔调”、“风格”）自然会有不同，对历史材料和李贽文章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事实上，朱的修改版（工人版）就是在谋篇布局和叙述体例上也前后不一。在朱修改过的引子和第一章，他在正文（特别是第一章开头）里加了一些历史背景资料，而原稿全书对此的处理是放在附注里，不影响正文叙述时空的连贯性；在第一章原稿里，我用了李贽内心独白加作者旁白的特殊叙述方式，来回顾李贽辞官前的经历，他则把第一章与全书“统一”，都改成了第三人称叙述。产生歧误的修改是，我追溯李贽的家世谱系，囿于手头资料不足，采用以李贽为“原点”而上溯的表述，即其父为上溯第二世祖，祖父为上溯第三世祖，一直上溯至第七世祖李驽；朱除了将李驽保留“上溯第七祖”的叙述外，其他改成了“六世祖”、“五世祖”等习用的“顺叙”用语，这就将李氏谱系弄拧了弄乱了。前两次出书，我以为他只改动了第一章第一节之前的开场白部分，这次认真对照原稿，才发现他改动了第一章各节，包括家谱叙述。
 　　现在有机会按原稿付印，可以保持本人著述风格的完整，并订正某些错谬，得感谢贺雄飞先生的支持。特别要鸣谢的还有浙江的李延良先生：我与李先生素昧平生，他购买了“时事版”《李贽传》，用他的过硬功夫“咬文嚼字”，找出了许多文字错误，给我寄来了勘误表；本书若能顺利出版，也有他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另有一事说明一下：张建业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会2000年5月出版的《李贽文集》，没经授权在卷七收录了“工人版”的《李贽年表》（略有删节，将“背景”中张居正的“夺情”错改为“守情”），没有说明出处，经交涉支付了1000元稿酬。
 　　鄢烈山      2009/07/20   于广州